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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以知道,企业要长久经营,培训接班人是相当重要的。大部分的企业家都没想到这一点,总经理总是视副总经理为威胁,却没有想到他是将来接替自己职务的人。所以早早找好第二个总经理、第二个董事长,是值得所有企业警惕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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贤相晏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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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齐国丧失了霸主地位,但是在此之前建立的经济基础却使得齐国一直是个相当富强的国家,始终都是北中国第二大国,也是唯一可以向中原盟主的晋国说「不」的国家。在齐国,内部的组织始终相当地紧密。春秋后期的齐国,有一位晏婴,是山东的东夷人,出身寒微,因为才干而得到重用,曾经担任三朝国君的宰相。晏婴生活节俭,品德高洁。在《左传》昭公二十年有一段关于晏婴的小故事[2]。当时齐侯身边有一个宠臣,齐侯相当喜欢他,曾对晏婴说跟这个人很合得来,以古文讲就是「和」,晏婴回答说:「那不是『和』,是『同』,君王说什么,他就说什么,对君王并无好处。就像我们烹饪不会盐上加盐,不会都是同一个味道,听音乐不会只用同一个音阶。我们希望菜肴有不同的味道,音乐有不同的音阶,朝中的政策也要有许多不同的意见、不同的想法,集合所有人的意见,我们才能做出最好的决策。一盘色香味俱全的好菜,一套动听的曲子,这就是『和』。如果今天你说什么,大家都附和,这就是『同』。大家只有一个意见,国家政策一定不会完善,所以朝中要有和而不同的人,才是君王治国之本。」和而不同是经营管理相当重要的一个概念。一定要容纳多方面、多角度的意见,问题才能得到圆满的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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晏婴是出了名的爱才,也很尊重贤才,有一次他在街上看到一个因负债而被绑起来的人——越石父,相谈之下,晏婴发现他是很有才能的人,立刻以自己的马赎了他,并招揽在自己身边。但越石父却没有去找晏婴,晏婴也没有去拜访越石父。突然有一天,越石父表示要和晏婴绝交,晏婴相当惊讶,自己将越石父赎了出来,怎么他却表示要绝交,难道自己做了什么不礼貌的事?晏婴赶快去向越石父询问原因。越石父说:「你原初不认识我,也不知道我是有才能的人,可以不重视我,但是现在你知道我是有才能的人,却不听我有什么想法,所以我要和你绝交。」晏婴立刻请越石父上坐,仔细倾听他对国家政事的见解[3]。所以运用人才是很重要的,可以不拘一格,但一定要尊重人才,也一定要有适当的礼貌。如果一个贤才而不自尊自重,大致就未必是真正的贤才。今天有许多企业家在招募人才时所抱持的心态是,「我赏你一口饭吃」,而缺乏根本的尊重,这样是招徕不到真正的贤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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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污辱自己的人,不会真正为国家做事;一个污辱别人的人,亦不会真正为国家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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晏婴也很会以巧妙的话劝谏齐侯。一般而言,宰相要劝君王听话并不容易,要求万人之上的君主了解自己的错误,是需要技巧的。晏婴就常常会借机表达自己的意见。齐侯因为晏婴很穷,特地替他造了一栋房子,可是晏婴搬过去三天就搬回原居。齐侯很疑惑,追问晏婴原因。晏婴回答说他以前很穷苦,所以很注意市价,住在靠近市场的老家有助于了解现在的市价。齐侯便问晏婴现在市价如何,晏婴答道:「现在鞋子便宜,义肢贵。」——这是因为当时齐侯重刑砍人的脚。晏婴把握机会让齐侯知道自己的错。所以总经理要让董事长了解他自己的错也是一门学问,如何顾全上司的情绪和面子,就是有技巧有方法的进谏,才能让他看清自己的缺点,从而改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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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权与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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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相之间的权力应当有明白的分隔。几乎所有的人都主张国君的主权是完整的,但是国君的主权不应该拿来在行政事务上试探。国君主权是当政府不行时,可以决定换一个执政班子。君主的主权,只能用在监督,不应直接用于行政。无论怎样锐利的刀刃,也经不起不断的滥用,磨到主权本身钝了、没有了信用、没有威严。所以君相之间的分际,当有区别。不论在法令上、制度上、组织上、功能上,几乎没有一个学派主张主权的掌握者——同君直接执政,以致没有转圜的余地。从行政理论来说,上层不能干预下层,执政者应当取得清楚明白的授权,在授权范围内,上级不能干预。执行得好可以奖励,执行不当可以处罚,定期考核所作所为是否符合授权承诺,是否符合职务当有的权力,这样才有一个良好的分工。否则一个部门侵犯到另一个部门的权力,上层侵犯到下层的权力,当事人就不知道如何做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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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法家的学者,常常讨论一个国家机器应该清楚地做好上下阶层和同阶层之间的分工;他们也讨论到如何考核、如何用专家做专门的工作。用专家做非其专长的工作,不但是浪费人才,也使得国家机器效率减低。这些法家理论符合今天管理理论「因能授权」的原则。回头看看今天的社会,政府中人,往往学非所用,才能与职位不相副。这种情形通常是出在掌权者,要证明天威不测,他有充分操纵的能力。许多人的合作,能力一定比一个人强,将一个有效机器变成一个人的一言堂,公司如果这样,则一定会垮台;国家如果这样,则内耗了所有的力量,也坐失了许多时机。这是威权自用的主管所犯的毛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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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形态是无能的主管,怕别人能力比自己强,怕别人做得比自己好,所以只要看到一个人表现不错,就把他换掉。通常这种主管也会听信小人,喜欢阿谀奉承的人。世界上掌握权力的人,不出以上两种情况,一种是过分能干,一人管厚天下事,结果天下事都给他一个人管,其他人都用不上,误了天下事;一种是没有能力的忌克有能力的人。不论是哪一种情形,今天台湾地区社会都有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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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时代法家的这许多言论,是一个准备工作,是周代封建制度转变到实行文官制度的最后一段路程。很有趣的是,这些理伦几乎是平行的,有的是从行政面出发,有的是从理论着手,学者和行政人员都在探索着相同的方向。他们都在探索如何在竞争激烈的时代,让自己国家的人力物力发挥到最大的功效。我们知道要发挥最大功效,第一要紧的就是动用人力资源,一方面把人才放在最好的地方,另一方面减少内部的摩擦。人才的能力都用到该用的地方,而不是浪费在国家机器不必要的齿轮皮带上。因此既要有监督者,而监督者又不要在发号施令之中创造额外的层次。组织里面层次不能太多,层次太多会造成命令传转过程的延缓、错误和扭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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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空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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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者最好不是执行阶层组织里的一个层次,而是凌空的。行政和监督的两条轨道最好是分开的。往往一个监督者在一个地方待久了,就变成发号施令者,因为被监督者惧怕监督者做出对他不利的报告,自然会服从监督者的命令。以特别业务考察的方式派任,也许比长任监督为佳,这是在中国文官制度中发挥相当重要功能的监督制度,是一条评估与追踪的轨道。这个制度在西欧国家史上出现得相当晚,却是近代组织管理学上相当重要的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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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初,襄公之醉杀鲁桓公,通其夫人,杀诛数不当,淫于妇人,数欺大臣,群弟恐祸及,故次弟纠奔鲁。其母鲁女也。管仲、召忽傅之。次弟小白奔莒,鲍叔傅之。小白母,卫女也,有宠于僖公。小白自少好善大夫高傒。及雍林人杀无知,议立君,高、国先阴召小白于莒。鲁闻无知死,亦发兵送公子纠,而使管仲别将兵遮莒道,射中小白带钩。小白佯死,管仲使人驰报鲁。鲁送纠者行益迟,六日至齐,则小白已入,高傒立之,是为桓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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桓公之中钩,佯死以误管仲,已而载温车中驰行,亦有高、国内应,故得先入立,发兵拒鲁。秋,与鲁战于乾时。鲁兵败走。齐兵掩绝鲁归道。齐遗鲁书曰:「子纠兄弟,弗忍诛,请鲁自杀之。召忽、管仲仇也,请得而甘心醢之。不然,将围鲁。」鲁人患之,遂杀子纠于笙渎。召忽自杀,管仲请囚。桓公之立,发兵攻鲁,心欲杀管仲。鲍叔牙曰:「臣幸得从君,君竟以立。君之尊,臣无以增君。君将治齐,即高傒与叔牙足也。君且欲霸王,非管夷吾不可。夷吾所居国国重,不可失也。」于是桓公从之。乃佯为召管仲欲甘心,实欲用之。管仲知之,故请往。鲍叔牙迎受管仲,及堂阜而脱桎梏,斋祓而见桓公。桓公厚礼以为大夫,任政。(《史记·齐太公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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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齐侯至自田,晏子侍于遄台。子犹驰而造焉。公曰:「唯据与我和夫!」晏子对曰:「据亦同也,焉得为和?」公曰:「和与同异乎?」对曰:「异。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鬷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无争心。故《诗》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鬷嘏无言,时靡有争』。先王之济五味,和五声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声亦如味,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以相成也;清浊,小大,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济也。君子听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诗》曰:『德音不瑕。』今据不然。君所谓可,据亦曰可;君所谓否,据亦曰否。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同之不可也如是。」(《左传·昭公二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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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越石父贤,在缧绁中。晏子出,遭之涂,解左骖赎之,载归。弗谢,入闺。久之,越石父请绝。晏子惧然,摄衣冠谢曰:「婴虽不仁,免子于厄,何子求绝之速也?」石父曰:「不然。吾闻君子诎于不知己而信于知己者。方吾在缧绁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既已感寤而赎我,是知己;知己而无礼,固不如在缧绁之中。」晏子于是延入为上客。(《史记·管晏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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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看组织 第三章 中央集权的管理·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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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 国以后新的组织出现。秦灭六国统一天下,出现了一种新的「公司」制度,不再有分公司,而用特派员执行总部指令。秦始皇亦自称天命,但是秦始皇的天命中没有宰相,他自己独裁所有的事;他的宰相如李斯,只是替他做秘书长的工作,秉承他的意旨,发号施令。所以这是很奇怪的组织,只有董事长,却没有总经理。秦始皇的想法,天命降给他和他的子孙,于是这个结构很快就跨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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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秦始皇的宰相李斯,历史上有一段插曲。李斯和韩非是好友,韩非是法家中相当杰出的人物,李斯怕韩非的才干为始皇赏识,挤掉他的位子,于是陷害囚禁韩非,却把韩非的书呈送始皇。这是做一个经营者最差的行为,意见送上去,人才打下来,自以为可以独占高位;最后李斯也死在刑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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