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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丞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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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丞相是朝廷的首长，所有的记录都在丞相府里边，这是汉初第一位丞相萧何的功劳。萧何原是沛县县政府的职员，相当于县长秘书一类的职务，学历不明，履历不高，却是很早就能赏识刘邦，后来也帮助刘邦夺取沛县作为第一个基地。在刘邦取天下时，萧何是重要的助手，进咸旧这一收取档案资料的举动，更是刘邦能够成功的重要关键之一。汉军进入秦的首都咸阳的时候，萧何抓的第一件事情，不是封仓库，而是接收图册，包括地图、户籍与卷宗档案。萧何眼光远大，懂得一个能够运作的管理机器，手上一定要有档案与数据。有全国地图的人，有全国人口数据的人，有税收数目字的人，有全国驿站船邮网路资料的人，对全国情势就会有通盘了解。项羽没有做到这事，汉高祖与萧何做到了。用黄仁宇先生的一句话，若按照数目字来管理的话，管理系统才能运行；图册都是数目字。一个好的公司，必定有一批好的数据：它的客户在哪里？产品的成本要如何计算？如果没有这些资料，开个街角上的夫妻老婆店还有可能，但经营大公司却不行。萧何做到的就是掌握足够的资料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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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朝政府相权的实力基础，就在这批数据，因为全国的资料不在宫里，反而是在相府。这是汉朝的CEO所具有的特別的权位。所以汉初的丞相可以没学问，但有实权。皇帝必定会有自己喜欢的内廷宠臣，但皇帝身在宫中；丞相代表的则是法律与秩序。汉文帝是不错的君主，开创了文景之治的局面。汉文帝有他所喜爱的宠臣，但当时的丞相申屠建虽然学问及能力都不是很足够，却仍能责罚宠臣。汉代宫中及府中财政分开，是汉朝一项很重要的原则，能将两者分开的原因，即在丞相府有政府运作的资料及数据。为此，虽然汉朝不断地有外戚、宦官干政，但政府始终有相当程度的稳定性，也就是靠宫中与府中分开的原则。权在宫中，能在府中。权能区分，一旦董事长委任了总经理，总经理就掌握了所有的行政权及资料数据，董事长就应该退到第二线，只掌握大政策的方向。这种权能的分野，在中国实行得非常早，同一时代的罗马既没有郡县，也没有宫中府中的分野，也没有军人文人的分野，也没有察举制度、贤良方正共同参与讨论国是的制度。与汉朝同时代的罗马公民，以最古老的贵族制度参与政治，显得原始粗糙。汉朝的运作体系却是相当符合经营一个公司的原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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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谁真正设计出这套制度呢？倒也不是任何一位丞相，而是学者陆续提供的意见。学者之中，董仲舒是一个关键性的人物。董仲舒认真地建议将权力的基础放宽下降到地方[1]。董仲舒的政府理论是天命，相信皇帝的统治是依据天命的，而天灾是反应人情。借一个譬喻，一个公司能不能存在，能不能运作，要靠市场反应。无论是百年老店或正字商标，客户的满意度决定了一切。百姓说不出话，老天会帮他们说话；天灾其实是人心不满。天下安定的时候，天灾就是天灾，人心不满的时候，百姓纷纷议论，为天灾找理由。当天降的灾害与异象被解释为政策错误，或吏治不良……也就是人心不满的时候。同理，当公司产品好服务好的时候，广告再烂，产品一样卖，因为这时是产品在替公司说话。当一个公司被骂广告烂、广告骗人的时候，也就是产品不行了。董仲舒的阴阳感应其实就是讲市场效应，而市场效应取决于人心之向背，人心则取决于对政府服务的满意度。于是在董仲舒的理论中，天命王权的源头完全取决于人民的意见，天象不过是个反应，真正决定的是人民。就企业经营来说，市场的竞争完全靠产品，再好的宣传、再好的包装、再古老的招牌都没用，只有产品本身的品质算数。关于汉代的郡县制，贾谊的《治安策》是重要文献，他主张设郡县，反对封建[2]。贾谊预测的灾害，在七国之乱时应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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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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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的财政问题，也值得注意。国家寻求收入，正如经菅企业，必须有可靠的运转资金。当时工商业并不发达，国家运作资金全来自人民，要如何由百姓身上获得足够的税收，而百姓不造反，也正如同如何让客户心甘情愿购买产品。企业盼望客户有购买力，盼望客户富有，假如我是银行的话，我希望客户把钱存在我这里，当然也希望把我的钱借给他，在他赚钱之后把赚来的钱又存放我这家银行。基本上汉朝的经济政策就是以此为基础，讲究藏富于民，人民有钱就是国家有钱。如果政府将民间财富都搜括光了，国家也穷了。因此，汉代的财政理论，注重不扰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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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的基本政策是「重农务本」与「藏富于民」，但是二者也有冲突的可能。例如在货币政策方面，如果富人掌握了货币发行特权，包括农民在内的小民百姓就难免吃亏了。在文帝十二年贾谊上书[3]，就谈到要藏富于民，货币要由政府自己铸。汉朝有一段时期，特许铸币权交给封君与宠臣。贾谊认为民间铸钱会使得货币没有信用，造成通货膨胀，百姓就穷了。在经济学上，货币是靠信用，不是靠本身的价值，政府发行货币，应维持货币的稳定性，使得老百姓的财富可以长久的保值。由重农到铸钱的讨论，可知汉朝的政策是让人民维持安定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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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的北边，有一个强大的游牧帝国匈奴，汉朝政府既须防卫边疆，又须顾及国家负担庞大军备的负担，如何在两者之间求取最经济而又有效的方法，也是汉朝政府必须面对的难题。《资治通鉴》卷十五记载，晁错在文帝十一及十二年，曾两次建言[4]，可以在边疆上建立专业的防卫力量，以国家公地放领的方式，吸引一批人志愿在边疆守卫，并且可以自己耕种养活自己——这是军事屯田。同时，奖励商人运送粮食物资到边疆，以达到降低成本防卫边疆的功效。这种策略，是创造条件，不花本钱，使人民志愿为国家做事。但是要让这批人能安心地屯田居住，政府也必须先下一点本钱建镇、盖房子、派医生，让屯田户可以安安心心地过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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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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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我们在生产产品的过程中，要想尽办法利用非经济因素，刺激动机，降低成本，提高工人工作的意愿。工作意愿强了，积极性高了，产品的品质、专业性都能增高，附加值就增高了。以非经济因素减低经济成本，今天企业的生产也常采取这个策略，只是汉人早就明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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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朝政府的组织改革及上述各种政策，都相当于改造公司结构及生产程序的大工程。早期周朝的分公司制度，是单一产品单一生产方式的结构。汉朝改变为高度整合的公司结构，公司的干部也高度专业化。这些受过训练的贤良方正，算得上高度专业的文官。贾谊与晁错都是以专业的能力提出建议，促使公司的生产方式多元化，运用多种不同的方法，以最低的成本产生最好品质的服务，并继续不断搜集顾客的意见，使得客户与产品之间一直维持着互动。这一结构性改组工作，花了将近一百年的时间，其后又沿用了三百年之久。汉代的改革相当有效，因为这一结构能不断地自我调节。汉代的文官制度，实现了选用专才组织决策阶层，理性地接纳消费者的意见、理性地分析消费者的需求、理性地考虑如何降低成本和提高品质。假如今天有任何公司能做到这样的标准，这个公司一定是成功的。在今天自由市场经济的环境下，以美国为例，公司的股票一上市，股权分散，董事会由股东推选产生。当然董事会与经营者分开，经营者一定是专业的管理人员，也才会有这么大的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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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任何制度都会出问题，汉朝的问题出在董事会和总经理之间的冲突。皇帝常常不甘心于放权；君权与相权难免发生冲突，而君权亦往往落在外戚与宦官手里。因此，两汉都有外戚和宦官干政，东汉尤其严重。换句话说，董事会老是要侵入总经理的职权。汉代有内廷与外廷的分别。内廷的权力越来越大，以至于汉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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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问题，则是东汉改变相权结构。东汉有三公：司徒、司马、司空，形成三头政治，这三位主政者之间没有一个居领导地位，也就是没有一个真正的总经理，而有三个总经理。东汉一直不安定，就是因为制度上发生了这样一个改变。权臣也会夺取君权，例如王莽，他原来出自内廷，夺得丞相的权力后，实际上王权相权合而为一。他只为自己的权力谋，等于公司有一个贪污的、滥用权力的总经理，自己富了，但瘦了公司。美国今天许多总经理常犯这样的毛病，将自己的薪资提到天文数字，不顾公司的利润，吃垮了这家公司就换一家。这就是在总经理和董事长之间如果不能取得平衡，专业的经营者也会有不忠诚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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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衡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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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湾地区，这样的情形目前并不多见，因为台湾地区公司的董事会多半掌握在创办人或是他的儿女手里，所以还没有到这个地步。但这个危机一直存在，所以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者中间的制衡是很不容易做到的，即使像汉朝这么稳定的结构，也依然出了许多乱子。如果企业能有高度的专业和健全的组织结构，使得专业人才得以发挥矫正的功能，恐怕是唯一可以防止出乱子的力量。但是专业人员要有一定的职业道德，否则也是没用的。如果把汉朝当作一个公司，中国的王朝公司已经成型而且整合成一个良好的组织结构。汉朝存在了四百年，终究还是有许多问题。最后的问题出在专业人才的来源不像过去那样广泛了，干部不断拉拔自己的人，察举的途径被少数人垄断。所谓「世代三公」，即是一家人代代担任高层职位，可是哪有可能世代都出贤人？这都是因为郡县有一些大家族，永远察举保荐自己。换句话说，客户的代表不再能反映客户的意见，只能反映客户组头的意见，组头控制了底下客户的意见，而组头的利益永远优于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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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地区就常见这样的例子，政治权力分配的桩脚拿老百姓的利益换得自己的报酬。在表面上，依然是高度专业化的，人才也经过一样的教育、一样的选拔与升迁过程，但是人才来源由原本的三四千万人，缩小至几百户。东汉政府中设立的吸纳意见管道，最后只代表千分之一不到的少数获利阶层的意见。所以到公元一百八十年左右，老百姓起来造反了，黄巾起事的口号是天命改易，不在汉室了。汉朝不再能提供安定的生活，西羌与匈奴都不时入侵，大家大户压迫老百姓，政府都是贪官污吏。国家大学的学生看着政府错误百出，却不能改变，于是出而抗议，最后，汉朝垮了。这一个四百年的老公司就因为没有跟客户做一个直接良好的沟通，同样的组织、结构，没办法产生同样的自我调节的功能，在层层官僚系统中，人人拦截收来的税收自肥，成本提得非常高，产品却非常差，公司当然非垮不可。所以在公司中每个人都为自己的利益，短时间个人有好处，长时间公司一定会跨台。一个改组完成的汉朝，却因为老化而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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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夫天下之大，非一人之所能治， 而分治之以群工； 故我之出而仕也， 为天下，非为君也； 为万民，非为一姓也。 吾以天下万民起见，非其道， 即君以形声强我，未之敢从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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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羲：《原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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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人才是很重要的，可以不拘一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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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一定要尊重人才，也一定要有适当的礼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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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污辱自己的人，不会真正为国家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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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污辱别人的人，亦不会真正为国家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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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制曰：盖闻虞舜之时，游于岩郎之上，垂拱无为，而天下太平。周文王至于日昃不暇食，而宇内亦治。夫帝王之道，岂不同条共贯与？何逸劳之殊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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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俭者不造玄黄旌旗之饰。及至周室，设两观，乘大路，朱干玉戚，八佾陈于庭，而颂声兴。夫帝王之道岂异指哉？或曰：良玉不泰瑑，又曰：非文无以辅德，二端异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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