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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三月，蜀丞相亮率诸军北驻汉中，使长史张裔、参军蒋琬统留府事。临发，上疏曰：「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诚宜开张圣听，以光先帝遗德，恢弘志士之气；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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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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侍中、侍郎郭攸之、费祎、董允等，此皆良实，志虑忠纯，是以先帝简拔以遗陛下。愚以为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然后施行，必能裨补阙漏，有所广益。将军向宠，性行淑均，晓畅军事，试用于昔日，先帝称之曰能，是以众议举宠为督。愚以为营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陈和睦，优劣得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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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侍中、尚书、长史、参军，此悉端良、死节之臣，愿陛下亲之，信之，则汉室之隆，可计日而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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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本布衣，躬耕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后值倾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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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甲兵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至于斟酌损益，进尽忠言，则攸之、祎、允之任也。愿陛下托臣以讨賊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责攸之、祎、允等之慢以章其咎。陛下亦宜自谋，以咨诹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臣不胜受恩感激。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遂行，屯于河北阳平石马。（《资治通鉴·魏纪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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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今曹操已拥百万之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与为援而不可图也。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资将军也。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刘璋暗弱，张鲁在北，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将军既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抚和戎、越，结好孙权，内修政治，外观时变，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资治通鉴·汉纪五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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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汉诸葛亮闻曹休败，魏兵东下，关中虚弱，欲出兵击魏，群臣多以为疑。亮上言于汉主曰：「先帝深虑以汉、賊不两立，王业不偏安，故托臣以讨賊。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固当知臣伐賊，才弱敌强；然不伐賊，王业亦亡，惟坐而待亡，孰与伐之！是故托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寝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臣非不自惜也，顾王业不可偏全于蜀都，故冒危难以奉先帝之遗意也，而议者以为非计。今賊适疲于西，又务于东，兵法乘劳，此进趋之时也。谨陈其事如左：高帝明并日月，谋臣渊深，然涉险被创，危然后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谋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长计取胜，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刘繇、王朗各据州郡，论安言计，动引圣人，群疑满腹，众难寒胸，今岁不战，明年不征，使孙策坐大，遂并江东。此臣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计殊绝于人，其用兵也，仿佛孙、吴；然困于南阳，险于乌巢，危于祁连，逼于黎阳，几败伯山，殆死潼关；然后伪定一时耳；况臣才弱，而欲以不危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图之，委夏侯而夏侯敗亡；先帝每称操为能，犹有此失，况臣驽下，何能必胜！此臣之未解四也。自臣到汉中，中间期年耳，然丧赵云、阳群、马玉、阎芝、丁立、白寿、刘颌、邓铜等及曲长、屯将七十余人，突将、无前、资叟、靑羌、散骑、武骑一千余人，皆数十年之内，纠合四方之精锐，非一州之所有；若复数年，则损三分之二，当何以图敌！此臣之未解五也，今民穷兵疲，而事不可息，亊不可息，则住与行，劳费正等，而不及虚图之，欲以一州之地与賊支久，此臣之未解六也。夫难平者事也，昔先帝败军于楚，当此时，曹操拊手，谓天下已定。然后先帝东连吴、越，西取巴、蜀，举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计而汉事将成也。然后吴更违盟，关羽毁败，秭归蹉跌，曹丕称帝。凡事如是，难可逆见。臣鞠躬尽力，死而后已，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资治通鉴·魏纪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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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看组织 第六章 解体与整合·南北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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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北朝时代，中国处于分裂状态，原有的政府结构已经完全崩溃，所以不论在北方或南方，都必须重建一个新的政府结构、新的国家机器。如果以一个公司来看的话，这个公司已经解体了，虽然大家对公司的记忆仍然存在，但是必须重新建立一个完整的架构。在南方，自东吴以来就已经存在许多地方势力，这些地方势力以大族的方式存在，掌握大片的土地以及相当的劳力，甚至地方政府也要向他们低头。地方政府在西晋时还有一点功能；到了西晋崩溃后，就完全管不动，所以南方又重新回到大族掌握资源的形式。以公司来比喻，就是公司崩溃后，有一部分的分公司和一部分的经销商，在本来的市场上求发展。没有中央管理机构，他们现在要在本来的地区性网络上整理出秩序，这就是南方的情形。这样的整理其实相当困难，因为南方除了有当地的大族，现在又有北方逃下来的一大批西晋王室后裔；这些贵族逃亡时，也是一大族一大族下来的。这些逃亡的难民之间，也有着上司与下属、主人与仆役的关系。流民成为大族自己掌握的人口，甚至自己的私兵。这种情况，好像北方公司一部分的高级职员带着自己的下属逃到新开拓的南方来，要与原来当地残余的公司结合，形成南方公司的结构。这两股势力不但要共存，还要在结合以后有效率地发挥管理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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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看组织 [:1703107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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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地方势力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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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工作是由王导所进行的。北方南来大族的经济力量在江南地区无法与当地的大族竞争，所以他们进入更远的地区，到今天的江浙甚至福建一带的新地区进行开拓。湖南、江西、广东，各地皆有其地方领袖，所以南朝中央政府的命令是无法贯彻的，要由大族在中间转手。大族本身收取地方的税收，大部分自己享用，少部分给中央。如果他们不愿意，中央政府一点办法也没有。中央政府一方面要在淮河流域和长江上维持一批军队，以防御北方胡人的南犯，一方面又必须维持北方下来的移民以及他们的子孙。政府要争夺资源，又要保持和谐，这个工作是很不容易的。以公司作譬喻，就是大公司分解后，老干部和地方干部协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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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导的办法是，将一些地方干部选入中央，参与中央的决策，也将一些中央的老干部分插到地方去，组织一些小的分銷商，如此可以维持他们原有的权力，也可以说是维持原有生存的机会。这样的结构是相当松散的，王导的用意是以少干预原有地方势力为原则，他尽量不使原有势力感觉到威胁，但是也不能完全避免冲突。东晋南渡之后，有好几次严重的冲突产生。中央势力在南方受地方势力的威胁而地方势力也受到中央的分化，这样的情形使得冲突不断地产生。南方势力觉得受到北人的压迫，在整个南朝时期这样的不平衡心理长期不得解决。王导的办法是尽量维持安定的状态，保持南方势力原有的权威，只在缝隙中安插人北方势力；中央政府必须容忍南方势力的介入，形成共治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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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以公司的观点来看，这些小型分销商拥有相当大的权力，并且负担了一部分生产的工作，所得的利润有一部分贡献到总公司中，以取得合法的代理权。原有的小型分公司，也就是西晋时代的地方政府，事实上是名存实亡。如果没有大族的支持，这些地方政府是没有办法运作的。所以我才用小型分销商来比喻，因为他们本身变成了小型的生产者。这些松驰的结构和我们先前讲到诸葛亮在四川和南中的经营非常类似，只是蜀汉的时间维持比较短，而南朝比较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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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看组织 [:1703107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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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整合：利益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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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东晋的王室司马氏以及他们的继承者——宋、齐、梁、陈，基本上都是以利益交换的方式，与当地的大族取得和谐的关系。北方的王、谢一方面保持本身的团结，也是以婚姻的方式，和当地的大家族保持良好的关系。这是一种既斗争又联合的方式，用的多是权术，并没有真正做到和谐的重整。另一问题，北方的人口在南方往往成为小的独立政权，以侨郡侨县的方式存在，没有和当地的户口结合，要一直到宋朝，才以土断（即改变为一般地方行政系统）整合南来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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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断之后，理论上南人北人是混合了，所有的分销商都在一个网络之下，同样担任政府分销的人物，做分销的工作。可是刘宋之后，新的势力又崛起，这就是湖南、江西、广东一带新开拓地区的当地土豪。这些势力各据一地，各自掌握一批人口，他们与中央的关系比江南氏族及北方氏族还要差。这部分的整合，历经整个南朝依然没有成功。江南的政府基本上是一个散乱的情况，南方政府没有成功地建立统治权。南朝历史，正如一个个分公司的兴起衰落。其个分公司成长了，进来夺取总公司的名分，做了南朝的皇帝，但是总公司的结构始终没有整合完成。南方公司的资源有限，所能做到的任务自然也有限。假如以维持南方安定繁荣作为它的目标，它对北方的防御反而花费较少，只靠两支自给自足的武装部队，在两个枢纽地区：江北及长江中游，以自行征调粮食、世袭军户的方式，维持这两个地区的高度军事化，隔离了南方和北方。南朝后来没有办法抵抗北朝的侵略，一朝比一朝疆土缩小。南方一直不稳定，一直有内乱，原因就是整合的过程不良，无法建立一个有效的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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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看组织 [:1703107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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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整合：缓慢且武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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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方的情形则不同，整合的过程相当缓慢。但是在一次又一次的整合后，最后是成功的。在西晋以后，北方的情况也是有许多地方大族自己组织了武装力量。大族住在坞堡里，掌握了当地人口，等于自己建立一个小政府，维持了当地一个小局面的安定和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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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北方有许许多多不同的外族，以部落兵的方式在各地建立起短暂的政权。基本上这些政权都未有效地控制中原，因为这些部落兵的目的都在掳掠，没有建立长期管理制度的心态。五胡十六国，大多数国家的寿命都相当短促。这些胡人建立的政权往往维持双轨的结构，一方面君主称为单于，管理本身的部族兵，另一方面他们又自称为中国的皇帝，管理中国的人口。他们虽然只管理一小部分的土地，而时间也很短暂，但是还是自称为中央政府。事实上这种政府的命令是无法深入地方，透过大族的地区，使大族听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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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胡中，第一次有效的政权，是前秦苻坚。苻坚任用王猛治国，确定了相当成功的体制。我们由前秦的政权来看的话，可以说一个已经散了的公司，又将各地分销商，组织成可以运作的企业。当时北方的大族，本身组织结构以及所能掌握当地资源的能力，比起南方的大族，都有效得多。他们有防卫的功能，也能组织动员群众，从事生产。基本上每一个大族在管理的区域都必须能做到这些，否则就无法存在了。虽然他们没有合法的收税权，但是因为地方小，征调当地资源，不论人力物力，都相当有效。所以北方政府的问题是如何把这些分散的大族力量和中央政府结合。假如以公司作比喻，就是在股票市场上以强制的手段夺取了一些股权之后，要强迫一个产品落后、人数也少、资金不足的小公司与一个原来相当大的公司的分销商，重新合并，组织成一个新公司。这个新的公司在名义上必须是原有的公司的继承者，所以无可避免地除了要取得合法性，并且还要恢复以往大公司的部分结构。而这些工作正是王猛想尝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