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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另一个共同点则是把种族的考虑摆在一边，以国家永久的利益力前提。王猛曾有机会帮助桓温，桓温是当时南朝统军的大将。那时桓温的军队已经到了长安附近了，王猛希望能帮助桓温重建南朝的政府。王猛是非常不拘行迹的人，他和桓温见面时，一面抓身上的風子，一面谈论他治国的理想：如何建立一个有效的政府，如何将军队推进，收复更多的失地。但是，在桓温想自己做皇帝的兴趣远大于恢复一个像样的中原王朝时，王猛也就不得其用。直到苻坚去找他，王猛认为苻坚肯接受他的意见，于是辅助苻坚做好建立前秦政府的工作。所以苻坚和王猛、孝文帝和李沖的相得是一样的，君主和参谋者要有一致的目标，能通力合作；君主要给参谋者绝对的信任和支持，使得理想能够实现。这两位君主苻坚和孝文帝能够压制朝中同族的人，使得两位汉人的理想能够实现，在历史上是相当值得钦佩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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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猛的功劳很大，他帮助苻坚组织了一个很有效的政府，使得前秦在当时几乎就是北中国的主人。等到王猛一死，情况就不一样了，苻坚开始骄傲，又没有另一个好帮手，淝水一战，前秦就跨掉了。同样的，孝文帝听李沖的活，建立了一个很好的政府，但是他的后世子孙在行政事务上就不如他那么坚持。当北边的薛卑边防军进攻朝廷、夺取政权时，北魏就没有办法继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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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田和三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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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维持的时间比前秦要长久许多，是因为李沖建议的两个方法：均田法和三长制，能够维持较久功效。选两个制度，使得人民回到农地上，生产力得以增加，使得本来部落的人民变成编民，本来替汉族大族做事的人变成纳税人。要运作有效率，并不仅是用几个有才干的人就可以，还须有可以遵循的法令制度，管理的组织才能长治久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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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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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改革之后，到了北周又有一次重要的改革，使得汉人的族群和北边鲜卑人的军队能混合在一起：这就是府兵制。北周武帝所设立的府兵制当然也得到汉人有识之士的帮忙。苏绰帮助北周武帝，将部落的组织和军队的组织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名义上，军队继承了从前部落里的六分法或八分法；很快的，军队的组成分子就不再限于鲜卑人，又增加了中原的地方豪强的部队。曾经一度加入北周军队的汉人，都将姓氏改为胡姓，但不久又将胡人姓名改为汉人姓名，将本身郡望都改到当时首都长安附近的地方。这两次改名改得大家都不太记得谁是胡人、谁是汉人。禁卫军的制度也改为府兵制，职业军人散布全国各地。平常军队不用国家养，自己种田养活自己，到了要作战时就拿起兵器为国家打仗。这样的制度使得国家拥有强大的武力，却不用人民缴纳太多的税去支持，使得北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国富兵强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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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能够做到这一点，有赖于北周武帝和苏绰的通力合作。苏绰的父亲苏威，也是一个相当重要的谋臣，他曾帮助西魏重新整顿已经实施的均田制，进一步推展执行。苏氏父子两个人都是在政府服务，努力使人民生活得更好。苏威当政时常想到，人民要缴的税多，希望下一个执政者能够减轻税赋。等到苏绰时，实现父亲的心愿，一直努力减轻老百姓的税赋。这些都是有理想的知识分子，贡献他们的智慧和能力，为人民着想，使得少数民族政权，能成为胡汉协调的政权，军队也变成胡汉混合的军队，奠定了隋唐富强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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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看组织 第八章 整合与重组的检讨·南北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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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北魏到北周，几次君臣通力的合作，使得中国经过一次一次的融合之后，不再分彼此的界限。如果我们综合前面，由汉朝以来，中国这一个共同体，历经了诸葛亮的整合，王导在南方的整合，及王猛、李沖、苏威、苏绰在北方的整合；这一系列的整合工作，可以说是一步比一步更彻底。这群贤臣的共同特点就是，他们的着眼点并不是短时间、一小部分人的利益，而是以长时间力考虑，把族群的矛盾摆在一边，把族群的利益摆在一边，致力于族群的整合。这个工作是一点一点尝试出来的，工作的步骤也是逐渐进行的。中国的问题，常在中央无力后，各地有地方豪强。这些地方势力有相当的独立性，不听命于中央。诸葛亮时整合的程度比较浅，也不是很成功，地方大族还是一直留在地方。南朝整合得也不算成功，地方大族还是地方大族。北朝整合得比较成功也比较彻底，其原因应该在于北朝参加整合工作的汉人知识分子，能够贡献中原汉文化长期孕育的知识。北朝的统治者来自少数民族，缺乏这些知识，在一方需要、一方供给的情况下，竟能充分合作。我们必须知道，不论是胡人的大族，或是汉人的大族，对于整合的工作，都不是完全赞同的，所以每一次的整合工作都相当辛苦。上面讲到的整合工作过程中，北朝的三个阶段，基本上也都注重到怎么样让有才干的人出来为政府做事，不管他的出身背景与世家大族的渊源。用人唯才的作风，是这些改革能成功相当大的原因。汉朝这样大的一个集合体，在分裂以后，经过一次次外力的侵犯。以公司来讲，就是经过一次次外力的袭夺，夺取经营权，终于经营的主体还是渐渐上了轨道，重组了管理组织。这是个了不起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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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失政之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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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汉代覆亡以后，用了几百年的时间，好几代的努力，北朝才得到这样的成果。相对的，南朝的失败，可能就要归因于王导和他带下来的这批北方贵族，他们的私心太重，始终不肯放弃自己的地位，一直保持所谓侨郡、侨县，成为独立自主的单位，甚至侵占土地人口，尽量攫取最大利益。北方来的人和南方的人的融合，始终不如北朝做得那样的成功，私心，是很重要的缘故。凡是人有了私心，就不会做好事情的。同样的，南方的地方豪强也是私心很重，从来不想接受北方的流民，使得北人和南人一直处于对立的局面。凡是取得地方政权的当地豪强或北方大族，都不曾为了更进一步的融合而努力。虽然宋代采取土断政策，使得北人的户口变更到南方，但是社会结构上的问题却一直没有解决。南朝之所以失败和北朝之所以成功，和经营者的心态有相当大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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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的兼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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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如果再一次拿南北朝的经验作为公司结构或者企业的兼并来看，北朝是胡人进入汉人社会的情况。胡人人数少，也不习惯作为一个大帝国的经菅者，而汉人累积长期治国经验的士大夫还是继续儒生的传统，接受经世治国的教育。虽然王猛并不属于世家大族，但是他仍然有机会接受这样的教育。少数的统治者在经验上和程度上都不如被统治的汉人时，他们起用汉人的精华，借重有才干的知识分子，与有力量的大族。在逐渐融合的过程中，这样的做法比较顺畅。少数人容易适应多数人的环境，而在少数人无法为多数人做决策和管理时，自然要依仗多数人中的精英为他们担任决策和高层的管理。在这样的管理结构中，汉人既然有份参与，而且他们丰富的治国经验又得以施展，自然埋怨就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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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一个小企业，吞并了一个大公司，在小公司没有足够的人力和经验，不足以管理大公司的情形下，必定要借公司原有的干部，才能把大公司管理得更好，这样新旧的融合也会更顺利。反过来看南朝，由北方下去的司马氏与王氏，本来就是西晋的一批精英，带过来的兵也不算少。荆州的上江兵和扬州的北府兵，基本上也都是北方的难民，逃到了江边不再渡江南下，而组成两支部队的骨干。这两支部队也成为南方部队最重要的成分。江南的士族数量虽然很多，也有优势地位，教育程度也不算低，可是和北方来的人比起来不见得占很大的优势。因为北方由西晋下来一批武力，拥有长期的治国经验，又有一批相当能干的流民，当他们进入江南的时候，并不需要做很多的迁就。比如南朝的王室，不仅东晋的司马家是北方人，后来的宋，齐、梁、陈也都是以北府兵为基础的北方流民所建，并不是南方人。因此江南的世家大族在南朝的结构中往往不能任第一流的职位，只能任第二流的、陪衬的职位。至于江西、湖南，甚至广东的地方豪强，在经验能力上更不能和江南的世家大族比，虽然他们也吸收了不少北方的流民，但是因为这些流民多半是散的，并没有北方士族，也就很少有治国知识的人。南朝的最后一个王室，陈朝，它的创业君主是内地的大族，由湖南，江西一带崛起，最后由广东带着江西、湖南、广东的兵进入建业，建立了政权。陈朝国祚太短，这些程度比较差的人并没有时间向世家大族学习治国的经验。因此整个南朝基本上都是由北方的世家族以及知识分子掌握最多的资源，他们也没有向南方的世家大族做必要的迁就。虽然刚开始时王、谢两家，尤其是王导，他的政治作风是比较开明的，他和南方的世家大族交朋友，但这只是他个人的行力。整体来讲，北方的人一直居于强势的位置，并没和南方的人真正融合。土断的工作是取消北方流民的侨郡、侨县，变更为当地的行政系统，不再有北方与南方两套行政系统并存的情况。可是土断只影响到一般的户口，并不能影响管理人员跟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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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拿南方的例子来看，就是一个有相当规模的大公司，带着它的干部去管理一个甚至几个规模比它小一点的公司。这个大公司带进去的人包括他们的领导者和干部，他们有足够的力量统御整个局面，因此没有努力去吸收已经并进来的新公司里面的人才，融合的工作也就无法做好。南方后起的地方豪强，也渐渐进入势力圈，可以说是干部的下层。因力他们掌握了一些资源，有恃无恐，因此没有经过测试精英的过程，也没有循着一般升迁的管道，只是凭着兵力，趁乱打进了领导阶层；也凭着兵力割据了一块地方，自己成为地方势力的领袖。这些人只会使原来的结构更加离散，对整合一点帮助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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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的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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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以上北方和南方两种经验来看，两个组织融合，心态是很重要的。假如形势是以弱持强，并不一定是坏事，反而可以让强的一方融入弱的一方；假如形势是以强持弱，则弱的一方永远处在受压迫的地位，强者不太会自动让步的。只有真正有气度、想要建设的人，会掌握这种不同的形势，不管是以弱持强或者是以强持弱，都会以开阔的胸襟去吸收当地最好的人才，也会想办法做进一步的融合。像北朝的苻坚、北魏的孝文帝、北周的武帝，这几个人都很能理解自己的弱势，进一步能掌握到强势力量的帮忙和合作，胸襟开阔又眼光独到，既能看得见情势，又有容纳的雅量，甚至能努力压制自己族人眼光不够者，使他们不会形成改革和融合上的阻力。南方呢，除了王导曾径有过很开阔的气度，能够容纳南方的大族，其他的北方势力并没有努力接纳南方的大族，也没有努力接纳南方的才识之士，这可以说是王导的一大失误。南朝对世家大族有相当分明的社会等级划分，北方的王、谢是第一等，江南的朱、张、顾、陆是第二等。这种层次分明的等级更妨碍了他们吸收贤才、扩大基层的工作。南宋及梁朝都曾经相当努力地想要把世家大族的力量打垮，但是他们晋用的都是一些武人，并没有引用地方上能治国的贤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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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东晋晚期到刘宋初期土断的工作，甚至废除奴隶的工作，都只是为了消除王权的敌手，消除世家大族对王权的威胁，并不是真正想要做好融合的工作。这种大公司并吞小公司通常不会很顺利，小公司的干部到最后不是无心做事，就是离开公司，大公司便需要以有限的人力去顾全原来顾不到的地方，以三五个人去做十七八个人的工作，在人力的支配上当然不易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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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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