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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者常常会忽略他之所以成功是因为许多的因缘巧合：正好碰到新开拓的空间、正好碰到新产品的上市、正好碰到上升的经济，或者有一群志同道合可以通力合作的伙伴；这都不是他一个人的努力可以达成的，这是大家共同努力的成果。但是创业者成功之后往往忽略了这些因素，忘了打天下的过程并不是只有他一个人就能成功的，而以为自己眼光特别好、能力特别强，不再有宽大的胸襟去接受新的意见、去罗致新的干部，也不愿意去做新陈代谢的工作，更不用说去开辟新的市场、扩大自己的资源、改进自己产品的种种努力了。所以，中国历史上许多开国的皇帝，等到他老了以后，当年的丰功伟业反而成为他无法开展的障碍，当年一起打拼的伙伴反而成为他的绊脚石。这种例子多得很，在政治上如此，我想在企业上也一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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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看组织 [:1703107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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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人的因素，而非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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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这几节，到现在为止我们所讲的都是中古时代的情况。由周公到南北朝时代的终了，大约有两千年的发展，我们只挑一些重要的段落讲解，举出几个例证、几种模式，包括发展的模式、整编的模式、老化的模式口我们强调大多是人的因素，当然我也谈到有一些制度上与策略上的问题。但是有一个因素是我从来没有谈到的，就是谋略。为什么谋略不重要呢？因为谋略只有短暂的效果。许多人看《三国演义》只是看谋略，看日本幕府时代的历史也只是看谋略，实际上这并不是真正的从历史吸取经验的方法。谋略或许在个人之间的斗争时有一时影响胜负的效应，但是谋略不会建立一个长治久安的王朝，也不会创造一个长久可用的制度，更不会在历史或组织的发展上有长期的效应。我个人对历史的态度是以长过程看，而不是以个人一时的胜败得失来看。所以这一点希望读者原谅，我不愿从谋略的眼光出发，因为那是非常狭隘也是非常短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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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读者由这些故事里能了解到：许多时候好像已经山穷水尽，如果找出对的方向，往往能够开拓新的局面；看上去是崩溃的一刹那，其实往往是一个新的局面的开始。中国古代的历史，并不是纯粹由原始进化到高级文明的阶段。人类许许多多进展是一点点做的，下一个朝代不一定比上一个朝代更好。每个时代有它的需求、有它的条件、有它的环境。我也不希望大家将中国的中古时期视为一个黑暗期，事实上它是一个转型期。许多古代走到穷途末路的局面，在这时走出新的方向、开拓新的格局。中古实际上是一个重新整顿、转型的时期。当然，这一个相当长的时期，经过了长久的转变，终于开拓了中国的另外一个春天，也就是隋唐的中国鼎盛期。这个春天也要花很长的时间才走完，要走到又面临困境，需要解决积淀的问题，才到结束的时候，这些我们将在下一章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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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无私覆也， 地无私载也， 日月无私烛也， 四时无私行也， 行其德而万物得遂长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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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氏春秋·去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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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凡人有了私心，就不会做好事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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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真正有气度、想要建设的人，会掌握不同的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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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以弱持强或者是以强持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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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会以开阔的胸襟去吸收最好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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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会想办法做进一步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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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看组织 第九章 领导与纳谏·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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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 代是中国历史的第二春，历史上的第二大帝国，这个大帝国的规模和结构事实上是在南北朝的时候就逐渐形成的。到了唐代，皇帝和辅臣的关系有了很大的改变。以往中国是有宰相的，有时候是一个，有时候是两个，宰相是政府的首领；不管是三公还是丞相，外面的政府全部归他管，政府和宫廷是分开的。但是到了唐代，政府分成了三个部分，一个是管设计的中书省，一个是管执行的尚书省，另一个是管封驳的门下省，封驳也就是考核政策。一个政府分成了这三个部分，而这三个部分之上并没有一个总领的主管。这个主管由皇帝自己来做，等于董事长之下不再有总经理了。如果将皇帝视为一个董事长，三省就是秘书处，秘书处分成几个单位，每个单位都直接听董事长的管辖。我们姑且称之为董事长制吧，这种制度之下当然皇帝的力量大得多了。没有了可以平衡外廷和内廷的机制，这种安排和汉代是很不一样的。但是门下省和谏官、言官能发挥相当的制衡作用，他们可以批评政府的所作所为，甚至可以规劝皇帝的私人行为，所以皇帝也不是没人管的。谏官、言官依祖宗传下来的制度对政府所作所为加以批判。至少这三个单位已经没有总的领袖了，没有宰相做总的执行首脑，这是没有CEO的单位。制度的缺陷，很快就出现了。这三个部门互相牵制、互相制衡，在执行命令的时候不一定方便。三个部门中的两个部门，中书和门下，制定政策和审核政策的部门，不久即结合在一起，可以说事先设计和事后的审议，预先得到协调。知中书门下事，成为实质的宰相。通常这个职位不只一个人，皇帝会派若干人，共同议事。于是，唐代不是只有一个宰相，而是有一群宰相管事。这些人就是皇帝的机要秘书，为皇帝制定决策，也为皇帝审核政策是否符合法律与惯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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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看组织 [:1703107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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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宰相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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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集体的宰相制度，从唐朝至清朝，一直持续着。在明朝有短暂的宰相，但是很快地就不掌实权了，又由几位大学士担任辅佐，仍是集体秘书处的方式。甚至到了民国，虽然理论上行政院长是阁揆，但是阁揆底下的政务委员，与各部部长兼政务委员，都是所谓委员制。从唐朝到今天，我们政府的最高执行长官，都是集体的、很多人共同组成的一个秘书单位，为最高的长官——董事长担任筹划与重整的工作。在本书中讲到董事长与总经理职权的平衡，自此以后没有一个总经理可以真正掌握全部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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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的这个制度有好处也有坏处，好处是集思广益，一群人商量事情，很多不应当的事情，或是该做的事情都可以立刻发现、立刻解决。贞观之治有所谓房谋杜断，就是房玄龄和杜如晦一起为太宗的辅佐，成为合作的好榜样。贞观之治，房玄龄构思策略，杜如晦做最后的决定。一个是有谋略的人，一个是有决断能力的人，这两人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工作队伍。可是中书门下的队伍，对皇帝不像汉朝时丞相有那么大的制衡作用。唐代的知中书门下事只是承受皇命做事。可是因为他是政府里的中枢部分，所以还是有一定的权威。唐朝规定，不经过中书门下发出来的诏书是不算数的。理论上不经过政府发出的诏书，是没有作用的，人民可以不遵守皇帝的敕命，除非是皇帝私人的诏书，一定要经过政事堂（也就是宰相集体开会的地方），才能真正算是政府的命令。于是这个秘书处对皇帝有副署权，没有宰相同意，皇帝连要任免一个官员都不可以。如果皇帝要免除宰相中的一员，一定要其他若干位宰相替皇帝下诏书。皇帝不可以自己把所有的宰相全部罢免，全部换新的，这是行不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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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看组织 [:1703107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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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署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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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副署制度一直延续到宋朝。宋朝有一个很有名的例子：宋朝的开国皇帝宋太祖，要换一批宰相，但是全部的宰相都已不在，没有人可以副署。当时首都开封府府尹是皇弟赵光义，也就是后来的宋太宗，因为开封府尹照例列席中书门下的会议，等于算是一个宰相，于是宋太祖只有让开封府尹暂时代理宰相的职务，副署派任了一批新的宰相，参加了这个集体的秘书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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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倒没有这种情形发生，但是从他们任何命令都要副署的情况看，他们对王权仍然有一定的制衡作用。唐代体制的稳定程度比起汉朝就差了，因为是集体的组织，效率就差了点。凡是政府的效率差，内廷的力量相对就大了。所以唐朝如果碰到一个糊里糊涂的皇帝，政府的力量就大；相对的，如果碰到一个精明干练甚至刚愎自用的皇帝，王权的力量大，宰相权力就相对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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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好的皇帝，像唐太宗，他的脾气并不顶好，但是如果谏官、言官对他有所规劝、有所批评，他通常会压着性子接受。唐太宗纳谏的雅量一般认为是中国皇帝里很少见的。唐朝有一个女皇帝武则天，后来自立国号为周，是以皇后的身份，在高宗时就掌权了。高宗的身体并不好，性格也很懦弱，皇后却是一位性格很强的女子。高宗在世的时候，武则天就听政，高宗去世后，干脆自己听政听到底，把太子摆在一边，不让太子登基做皇帝。武则天也是很能接受劝谏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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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唐太宗时有一位重要的大臣魏徵，常常有事没事批评皇帝[1]，皇帝也耐着性子接受他的批评。有几次他批评得太厉害了，皇帝气得说要杀了他、赶走他，长孙皇后却说：恭喜你有一个这么好的臣子，能够不怕丢官、丢命规劝你。唐太宗听了这些话，也就忍耐住了，让魏徵继续批评。武则天也有一位狄仁杰，他也是在朝廷上直言极谏，向来没有什么隐瞒，因为他批评得很中肯，所以武则天对他也很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