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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倒没有这种情形发生，但是从他们任何命令都要副署的情况看，他们对王权仍然有一定的制衡作用。唐代体制的稳定程度比起汉朝就差了，因为是集体的组织，效率就差了点。凡是政府的效率差，内廷的力量相对就大了。所以唐朝如果碰到一个糊里糊涂的皇帝，政府的力量就大；相对的，如果碰到一个精明干练甚至刚愎自用的皇帝，王权的力量大，宰相权力就相对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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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好的皇帝，像唐太宗，他的脾气并不顶好，但是如果谏官、言官对他有所规劝、有所批评，他通常会压着性子接受。唐太宗纳谏的雅量一般认为是中国皇帝里很少见的。唐朝有一个女皇帝武则天，后来自立国号为周，是以皇后的身份，在高宗时就掌权了。高宗的身体并不好，性格也很懦弱，皇后却是一位性格很强的女子。高宗在世的时候，武则天就听政，高宗去世后，干脆自己听政听到底，把太子摆在一边，不让太子登基做皇帝。武则天也是很能接受劝谏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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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唐太宗时有一位重要的大臣魏徵，常常有事没事批评皇帝[1]，皇帝也耐着性子接受他的批评。有几次他批评得太厉害了，皇帝气得说要杀了他、赶走他，长孙皇后却说：恭喜你有一个这么好的臣子，能够不怕丢官、丢命规劝你。唐太宗听了这些话，也就忍耐住了，让魏徵继续批评。武则天也有一位狄仁杰，他也是在朝廷上直言极谏，向来没有什么隐瞒，因为他批评得很中肯，所以武则天对他也很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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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魏徵和狄仁杰这种人物在唐朝里边还能替政府保有制衡王权的功能。当然这些都不在执行单位——负责执行的是尚书省。原来中书、门下、尚书省三个平行的单位，中书、门下等于合而为一，凌驾于尚书省之上，尚书省本身没有长官，实际上只有六部，每一部的尚书完全是奉命行事。这样的结构要是碰到肯听劝解的好皇帝，集体的宰相还是可以发挥一定的功能。中书省与门下侍中，总有一两个性格特别强、特别强势的人，这种人往往成为领导者。所以集体的宰相中总会出现一个等于以往CEO的人物，虽然权力没有汉朝的丞相那么大，但是因为他是决策者，也因为他能对皇帝有一定的影响，所以这种人物在唐朝历史上常常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在这一讲里，我们就会挑几个代表性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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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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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是中古时代的新帝国，这点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了。唐朝本身也有过转变，以安史之乱分野，我们可以将唐朝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在前半阶段，从高祖到开元，唐朝可说是国富兵强。国家富是因为均田制度并没有毁坏，基本上大部分的农民都有国家配给的田地可耕种，生产力是相当高的。当时并没有任何大的内战或内乱，国家是统一的。府兵制仍然继续，府兵制度使得国家有足够的兵源，不但可以抵抗外患，还有征伐的力量。对外没有外患，内部生产又很积极，所以这时候的唐朝，人民生活是相当不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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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的一段时期应是武则天当政的时期，虽然当时国内有一些小动乱，因为有些人不服这个女皇帝，但是也没有成大事，战乱很快就平定了。武则天时代到唐玄宗初期，都是相当太平的年代，老百姓得到休养生息，生活极为安定，是中国历史上的盛世。诗圣杜甫曾回忆开元盛世时，在全国旅行不用带很多旅费，一路都很安全。每个小城市都有很多居民，生活都相当富足。这种日子在中国历史上是很少见的，即使在世界历史上，治理这么一大块土地，而能使得土地上绝大多数的人民生活都很安定，有富足的生活，维持将近几十年的太平岁月，这种成就也是相当难得的。能够有这样的成就，归功于唐代政府所采取的策略是不多干预百姓，内部安定，听任老百姓提高自己的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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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防方面，府兵是常备军。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府兵慢慢老了，府兵的子孙虽然顶着府兵的名字，但是未必有用。职业兵是不能养太久的，养太久会丧失作战能力，尤其不能世袭，世世代代都当兵，这是行不通的。等到唐玄宗时，出现了雇佣兵，尤其雇胡人在边境当兵。养在中央的称禁卫军，政府招募职业军人驻中央的称禁卫军骑。中央的雇佣兵中，也有一些是胡人，他们到中原生活，觉得做唐朝的军人也不错，就加入了部队。当政府以职业军人为主要兵力，府兵就渐渐失去了作用，中央也多了一大笔养兵的费用。以职业军人防守边疆当然是很好，但是当抵御的外患跟防守的队伍实际上来自差不多的族群时，问题就来了——不能用胡人抗胡人。罗马亡在这一点，唐朝也因此而衰亡。安史之乱一起，唐朝的情况就变了，唐初以来的太平盛世就此不再。安禄山、史思明等人认为：既然我们握有兵力，为什么不自己做皇帝，为什么还要替唐朝防卫边疆？所以安史之乱基本上是边缘向中央挑战，是外族向汉人的挑战，并不完全是内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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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转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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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史之乱后，唐朝的情况整个改变，不论外在或内部。南北朝后，有力量的世家大族减少了。当然并不是唐朝没有世家大族，但是远不如过去那样重要。大族势力下滑的一个原因是实施均田制，国家长时间的均富。另一个原因是唐朝开启了真正的科举制度，天下的老百姓都可以参加政府考选官员的考试。唐太宗曾经说了一句有名的话：天下的英雄尽入我彀中，就是说所有天下的英雄都被我打猎的长绳抓住了。彀是一条长的绳子，打猎时，一端绕在弓上，一端绕在箭上，可以把打到的飞禽拉回来，是一种打猎的武器。天下英雄尽入我彀中，也就是说天下英雄都被我网罗了。科举制度加上比较平均的均田制度，使得平常人家子弟受教育的机会增多，平民进入政府的机会也相对增多。当然科举考试，有钱人的子弟、官宦家子弟考取的机会比一般农家子弟大，因为他们有机会好好地读书，有钱请很好的先生，认识很多朋友，社会关系也比农家好得多。唐朝的科举制度并不是真正平等的，但是至少有了科举制度，许多平民的确可以进入政府服务。唐朝在社会结构上比南北朝开放，许多贤才可以进入政府——这是结构上很大的改变。这个改变有点像汉朝有了察举制度的时候，政权是开放的。这个管理机构是有弹性、也有机制，可以吸收最好的人才进入管理机构去做事，慢慢由小的干部做到大的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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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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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的另外一种改变是在经济方面，长期的繁荣和安定，使得经济有了根本的改变，财富增加了、人口也增加了。人口增加使得原来的均田不够用了。尤其是南方新开发的地区，井没有那么多公家的土地分配给人民，所以在均田制度之外，必须有许多人口另外找出路。往南方迁移是一种选择：南方天气好、资源丰富、吸引了许多人，所以南方发展了新的市场经济，譬如瓷器，丝织，不同的农产品，矿冶品，如铁矿、铜矿。这种新的经济形态与南北朝有很大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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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整个中国来说，国家基本上是安定的，旅行、交通来往都很方便，所以商品的流通非常方便。这种刺激之下的市场经济不像南北朝时期那种呆滞的、以实物为主的经济形态，而是以货币为交易基础的经济了。货币经济代替实物经济是很重要的现象。汉朝也有一段时间是实施货币经济，而且汉朝的货币是铜钱，价值非常稳定。汉朝之后，南北朝又恢复实物交易的经济形态，用布帛、米粮作为交易的基础。到了唐朝，又恢复货币经济，而且唐朝的货币经济比汉朝活泼很多。南方繁荣的市场与货币经济，使中国的经济结构有了根本性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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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改变、经济改变，政府所要提供的服务的性质也有改变。我们曾经比喻，如果政府能提供的产品是服务，则对外是安定，对内是繁荣。唐朝大致做到了这两个功能。但是内部的要求，尤其在繁荣方面，就不再只是使人民吃得饱而已，而是如何使商品流通更方便、使货币更能代替商品成为交换的单位，货畅其流，物尽其用。对外，唐朝本是强盛的国家，在开元以前没有严重的外患，在安史之乱以后，才形成外患、内忧两面交逼的情形。胡兵胡将，反目成仇，原本是外敌的回纥、突厥等族，反而常常被唐朝借来抵抗东北方面的胡兵胡骑，所以外敌反而变成国防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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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奇怪的情况使得唐朝面临了一个新的难题：怎样拿自己手上的资源平衡外敌内敌，使得大部分的地区还可以维持安定。原本为了保卫边疆而设立的军区，也就是节度使，在安史之乱以后变成对政府的威胁。本来是保卫国家的军队，现在是国家要抵抗的对象。国家必须另外养一批兵，并且雇用外族的部队，抵抗常常反叛的节度使。这些人力物力，是过去汉帝国所没有遇到的问题。所以唐朝在安史之乱以后，政府可以提出来的解决方法和以往就迴然不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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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要考察唐代的制度，则不能以前半段的太平盛世为准，而要看安史之乱以后，政府如何做决策；也要看唐朝君臣如何合作，看一些有风格与能力的大相做了什么事情，做不到的又是什么事情。由唐朝的个例来看，唐朝不可能出现诸葛亮这一类人物，也不再可能出现萧何这一类人物。唐朝出现了另一类的政府决策人物，他们谋虑与劝说的过程跟以往不一样。皇帝的性格，皇帝的处境，都使得原本他们架构好的决策，因许多的变数而不能执行。这些辅佐的大臣，他们的处境基本上是相当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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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夏，四月，己卯，魏徵上疏，以为人主善始者多，克终者寡，岂取之易而守之难乎？盖以殷忧则竭诚以尽下，安逸则骄恣而轻物；尽下则胡、越同心，轻物则六亲离德，虽震之以威怒，亦皆貌从而心不服故也。人主诚能见可欲则思知足，将兴缮则思知止，处高危则思谦降，临满盈则思挹损，遇逸乐则思撙节，在宴安则思后患，防壅蔽则思延纳，疾逸邪则思正己，行爵赏则思因喜而僭，施刑罚则思因怒而滥，兼是十思，而选贤任能，固可以无为而治，又何必劳神苦体以代百司之任哉！（《资治通鉴·唐纪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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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壬申，魏徵上疏，以为陛下欲善之志不及于昔时，闻过必改少亏于曩日，谴罚积多，威怒微厉。乃知贵不期骄，富不期侈，非虚言也。且以隋之府库、仓廪、户口、甲兵之盛，考之今日，安得拟伦！然隋以富强动之而危，我以寡弱静之而安；安危之理，皎然在目。昔隋之未乱也，自谓必无乱；其未亡也，自谓必无亡。故赋役无穷，征伐不息，以致祸将及身而尚未之寤也。夫鉴形莫如止水，鉴败莫如亡国。伏愿取鉴于隋，去奢从约，亲忠远佞，以当今之无事，行畴昔之恭俭，则尽善尽美，固无得而称焉。夫取之实难，守之甚易，陛下能得其所难，岂不能保其所易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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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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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徵上疏，以为：「文子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诚在令外。』自王道休明，十有余年，然而德化未洽者，由待下之情未尽诚信故也，今立政致治，必委之君子；事有得失，或访之小人。其待君子也敬而疏，遇小人也轻而狎；狎则言无不尽，疏则情不上通。夫中智之人，岂无小慧！然才非经国，虑不及远，虽竭力尽诚，犹未免有败，况内怀奸宄，其祸岂不深乎！夫虽君子不能无小过，苟不害于正道，斯可略矣。既谓之君子而复疑其不信，何异立直木而疑其影之曲乎！陛下诚能慎选君子，以礼信用之，何忧不治！不然，危亡之期，未可保也。」上赐手诏褒美曰：「昔晋武帝平吴之后，志意骄怠，何曾位极台司，不能直谏，乃私语子孙，自矜明智，此不忠之大者也。得公之谏，朕知过矣。当置之几案以比弦、韦。」（《资治通鉴·唐纪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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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看组织 第十章 权力集中·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