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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史之乱后，唐朝的情况整个改变，不论外在或内部。南北朝后，有力量的世家大族减少了。当然并不是唐朝没有世家大族，但是远不如过去那样重要。大族势力下滑的一个原因是实施均田制，国家长时间的均富。另一个原因是唐朝开启了真正的科举制度，天下的老百姓都可以参加政府考选官员的考试。唐太宗曾经说了一句有名的话：天下的英雄尽入我彀中，就是说所有天下的英雄都被我打猎的长绳抓住了。彀是一条长的绳子，打猎时，一端绕在弓上，一端绕在箭上，可以把打到的飞禽拉回来，是一种打猎的武器。天下英雄尽入我彀中，也就是说天下英雄都被我网罗了。科举制度加上比较平均的均田制度，使得平常人家子弟受教育的机会增多，平民进入政府的机会也相对增多。当然科举考试，有钱人的子弟、官宦家子弟考取的机会比一般农家子弟大，因为他们有机会好好地读书，有钱请很好的先生，认识很多朋友，社会关系也比农家好得多。唐朝的科举制度并不是真正平等的，但是至少有了科举制度，许多平民的确可以进入政府服务。唐朝在社会结构上比南北朝开放，许多贤才可以进入政府——这是结构上很大的改变。这个改变有点像汉朝有了察举制度的时候，政权是开放的。这个管理机构是有弹性、也有机制，可以吸收最好的人才进入管理机构去做事，慢慢由小的干部做到大的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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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看组织 [:1703107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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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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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的另外一种改变是在经济方面，长期的繁荣和安定，使得经济有了根本的改变，财富增加了、人口也增加了。人口增加使得原来的均田不够用了。尤其是南方新开发的地区，井没有那么多公家的土地分配给人民，所以在均田制度之外，必须有许多人口另外找出路。往南方迁移是一种选择：南方天气好、资源丰富、吸引了许多人，所以南方发展了新的市场经济，譬如瓷器，丝织，不同的农产品，矿冶品，如铁矿、铜矿。这种新的经济形态与南北朝有很大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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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整个中国来说，国家基本上是安定的，旅行、交通来往都很方便，所以商品的流通非常方便。这种刺激之下的市场经济不像南北朝时期那种呆滞的、以实物为主的经济形态，而是以货币为交易基础的经济了。货币经济代替实物经济是很重要的现象。汉朝也有一段时间是实施货币经济，而且汉朝的货币是铜钱，价值非常稳定。汉朝之后，南北朝又恢复实物交易的经济形态，用布帛、米粮作为交易的基础。到了唐朝，又恢复货币经济，而且唐朝的货币经济比汉朝活泼很多。南方繁荣的市场与货币经济，使中国的经济结构有了根本性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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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改变、经济改变，政府所要提供的服务的性质也有改变。我们曾经比喻，如果政府能提供的产品是服务，则对外是安定，对内是繁荣。唐朝大致做到了这两个功能。但是内部的要求，尤其在繁荣方面，就不再只是使人民吃得饱而已，而是如何使商品流通更方便、使货币更能代替商品成为交换的单位，货畅其流，物尽其用。对外，唐朝本是强盛的国家，在开元以前没有严重的外患，在安史之乱以后，才形成外患、内忧两面交逼的情形。胡兵胡将，反目成仇，原本是外敌的回纥、突厥等族，反而常常被唐朝借来抵抗东北方面的胡兵胡骑，所以外敌反而变成国防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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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奇怪的情况使得唐朝面临了一个新的难题：怎样拿自己手上的资源平衡外敌内敌，使得大部分的地区还可以维持安定。原本为了保卫边疆而设立的军区，也就是节度使，在安史之乱以后变成对政府的威胁。本来是保卫国家的军队，现在是国家要抵抗的对象。国家必须另外养一批兵，并且雇用外族的部队，抵抗常常反叛的节度使。这些人力物力，是过去汉帝国所没有遇到的问题。所以唐朝在安史之乱以后，政府可以提出来的解决方法和以往就迴然不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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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要考察唐代的制度，则不能以前半段的太平盛世为准，而要看安史之乱以后，政府如何做决策；也要看唐朝君臣如何合作，看一些有风格与能力的大相做了什么事情，做不到的又是什么事情。由唐朝的个例来看，唐朝不可能出现诸葛亮这一类人物，也不再可能出现萧何这一类人物。唐朝出现了另一类的政府决策人物，他们谋虑与劝说的过程跟以往不一样。皇帝的性格，皇帝的处境，都使得原本他们架构好的决策，因许多的变数而不能执行。这些辅佐的大臣，他们的处境基本上是相当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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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夏，四月，己卯，魏徵上疏，以为人主善始者多，克终者寡，岂取之易而守之难乎？盖以殷忧则竭诚以尽下，安逸则骄恣而轻物；尽下则胡、越同心，轻物则六亲离德，虽震之以威怒，亦皆貌从而心不服故也。人主诚能见可欲则思知足，将兴缮则思知止，处高危则思谦降，临满盈则思挹损，遇逸乐则思撙节，在宴安则思后患，防壅蔽则思延纳，疾逸邪则思正己，行爵赏则思因喜而僭，施刑罚则思因怒而滥，兼是十思，而选贤任能，固可以无为而治，又何必劳神苦体以代百司之任哉！（《资治通鉴·唐纪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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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壬申，魏徵上疏，以为陛下欲善之志不及于昔时，闻过必改少亏于曩日，谴罚积多，威怒微厉。乃知贵不期骄，富不期侈，非虚言也。且以隋之府库、仓廪、户口、甲兵之盛，考之今日，安得拟伦！然隋以富强动之而危，我以寡弱静之而安；安危之理，皎然在目。昔隋之未乱也，自谓必无乱；其未亡也，自谓必无亡。故赋役无穷，征伐不息，以致祸将及身而尚未之寤也。夫鉴形莫如止水，鉴败莫如亡国。伏愿取鉴于隋，去奢从约，亲忠远佞，以当今之无事，行畴昔之恭俭，则尽善尽美，固无得而称焉。夫取之实难，守之甚易，陛下能得其所难，岂不能保其所易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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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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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徵上疏，以为：「文子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诚在令外。』自王道休明，十有余年，然而德化未洽者，由待下之情未尽诚信故也，今立政致治，必委之君子；事有得失，或访之小人。其待君子也敬而疏，遇小人也轻而狎；狎则言无不尽，疏则情不上通。夫中智之人，岂无小慧！然才非经国，虑不及远，虽竭力尽诚，犹未免有败，况内怀奸宄，其祸岂不深乎！夫虽君子不能无小过，苟不害于正道，斯可略矣。既谓之君子而复疑其不信，何异立直木而疑其影之曲乎！陛下诚能慎选君子，以礼信用之，何忧不治！不然，危亡之期，未可保也。」上赐手诏褒美曰：「昔晋武帝平吴之后，志意骄怠，何曾位极台司，不能直谏，乃私语子孙，自矜明智，此不忠之大者也。得公之谏，朕知过矣。当置之几案以比弦、韦。」（《资治通鉴·唐纪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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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看组织 第十章 权力集中·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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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果我们以公司的组织作比喻，则唐朝因为是单一首长制，所以调节转圜的空间相当有限。一个董事长做错了事，就全盘皆输。一个董事长不听劝解，纵有再好的人才也无法发挥。以唐玄宗为例，他前半段有一些非常好的辅佐，如张九龄、姚崇、宋璟等都是非常好的宰相。所以唐玄宗在年轻的时候，可以把国家治理得很好。基本上，开元时期老百姓生活相当不错。到后半时期，他老了、也懒了，身边没有贤良，反而任用了一些能力差、有私心的宰相。开元、天宝形成两个截然不同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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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的情形与汉朝很不一样。汉朝即使皇帝不行，只要政府本身不出乱子，国家依然可以维持相当稳定的局面。一个好宰相通常可以平衡比较差的皇帝。但唐朝就本行了，在单一首长制之下，皇帝享有的权力是绝对的大，政府平衡他的机会、力量就相对的小了。如果皇帝用错人、做错事，政府就一筹莫展，非垮掉不可。唐朝在唐玄宗以后就垮过好几次，因为玄宗以后的皇帝多有刚愎自用的毛病，不听劝，而且信任有亲戚关系或说好听的话的人。虽然我们常道汉唐盛世，但是唐朝自天宝以后，老百姓的生活是很不好过的，政府提供的服务也很差。这几乎是单一首长制的国家都会出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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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一首长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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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制与内阁制相比，总统制比内阁制的效能要差很多。总统制是单一首长制。比如美国，政府虽然是总统制，但是因为有公开的舆论，有两党竞争、轮流执政，单一首长制不会出现太大的问题，做不好就换掉。但皇帝不是说换就换的，也不能把皇帝罢免再选一个新的。所以皇帝制的单一首长没有可以制衡他的力量。中国从唐朝以后一直到清朝，一直都是单一首长制的局面，这是中国历史上相当不幸的一点。从唐朝到清末有一千多年，这中间中国基本上一直没有发展出民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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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能在内阁与总统平衡的情况下，还让单一首长一权独大。我们必须要了解，不能因一个人好、或者我们喜欢一个人，就让他一直掌握权力，到最后尾大不掉。领袖的品德固然要紧，但是一个人掌权的时间太久，一方面年岁大了、精力衰了，能力也相对地减低了；一方面一个人在高位久了，周围经常有阿谀恭维的话，使他不再有反省能力，不再能听不同的意见、有不同的想法。这就是权力腐蚀人心，绝对的权力就是绝对的腐蚀。等到领袖被腐蚀而不自觉，而大家还盼望他如同从前一样好的话，那就是个虚假的愿望了。一个原本我们觉得有能力的人，在单一首长制度下，也不再能够有效地领导。这对于国家本身和老百姓而言都不是好现象。将国家的前途寄托于一个杰出而强势的领导者，不但是中国人的毛病，外国人也有这样的毛病。像俄国人也常常说一个好的沙皇解決一切。中国人常常盼望一个好的领导者，可以完全依靠他，甚至希望这个领导者有很多的权力，建立一个强固的领导中心，国家就可以安定。其实不然，这样的想法往往害了领导者，也害了全国百姓。把全国的福祉交给一个没有反省能力的首长后，没有任何纠正的机会，也没有任何帮助他纠正的机制，这是很危险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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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我们还是回到唐朝本身，来讨论唐朝的问题。我们从安史之乱以后的肃宗、代宗、德宗，这三个朝代，来讨论三个朝代中几个重要的人物，看看他们的作为，由不同角度来看单一首长制的缺陷。安史之乱以后跟贞观时候相比，同样是单一首长制，在皇帝完全掌权的情形下，情况却有很大的差别。唐太宗是一个非常小心的人，他虽然雄才大略，花了许多资源和费用开疆辟土，但是国家情势仍然很好；主要因为唐太宗有值得信赖的宰相，如房玄龄、杜如晦等人。他们为皇帝荐用贤良，作出正确的決策。但是他们的作风缜密，他们为皇帝所作的建议外面并不知道，不争功不夺权，一切光荣都归皇帝。他们支持政府打仗，大将立功，但是他们却没有功劳。其实他们是支持作战的将领，不断地提供资源，使大将能在外面立功。他们也不抢重要谏官的光彩。唐太宗身边一个相当有名的谏官魏徵，常常劝太宗不要做这、不要做那。房玄龄和杜如晦不但帮助谏官劝谏太宗，也尽力并维持太宗对谏官的信任。这两位贤相，在维持唐太宗君臣的关系以及朝廷的和谐上有很大的功劳。但是他们并不出风头、并不认为只有他们建功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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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段时期，宰相的角色是作为一个设计者，只是做规划而已，并不干预到执行的方面。单一首长制在此时实行得很好，一方面也是因为唐太宗个人比较肯听别人的建议，能够得到许多不同的意见，使得他可以从不同的想法中作出最好的裁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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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来讲，安史之乱以后，唐朝有一位李泌，他连续在三朝皇帝手下担任重要职务。在安史之乱后，玄宗逃到四川，肃宗留下来编集散乱的兵力，准备反攻。李泌就是在那时到肃宗身边工作的。他当时年纪很轻，就得到天下重名。他平常的表现不像做官的人，常常一袭白袍；他的作风就是不让大家知道他是皇帝身边重要的谋臣。他是相信道教的，不愿意做官。即使后来官拜宰相，也常常要请辞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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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泌对唐朝的中兴有很大的影响，但是他的意见皇帝并不是都采纳的。皇带并没有听信他的几个重要的建议。比如说，他向肃宗建议，安史西犯，唐朝的军队应该是一支挡住东边、一支挡住南边、一支由北边进攻到安禄山和史思明的老家。这个策略其实相当不错，但是肃宗并没有采纳。到了德宗时，吐蕃进犯，当时唐朝西边有回纥，更西边是大食，南边有印度，云南地区有正在兴起的云南国，也就是后来的南诏。吐蕃是在西藏地区的一个中古时代的政权，相当强大，是当时唐朝的大敌。李泌建议，利用回纥、大食、天竺、云南这四支力量，围攻吐蕃的后面[1]。这是一种远交近攻的策略，在国际上合纵连横是常见的手法。这几个重要的问题，李泌其实提供了相当多的好建议，但是皇帝都没有采纳。唐朝这三个皇帝：肃宗、代宗、德宗都是相当刚愎自用，自以为是，猜忌心甚强的皇帝，光以德宗为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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