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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徵上疏，以为：「文子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诚在令外。』自王道休明，十有余年，然而德化未洽者，由待下之情未尽诚信故也，今立政致治，必委之君子；事有得失，或访之小人。其待君子也敬而疏，遇小人也轻而狎；狎则言无不尽，疏则情不上通。夫中智之人，岂无小慧！然才非经国，虑不及远，虽竭力尽诚，犹未免有败，况内怀奸宄，其祸岂不深乎！夫虽君子不能无小过，苟不害于正道，斯可略矣。既谓之君子而复疑其不信，何异立直木而疑其影之曲乎！陛下诚能慎选君子，以礼信用之，何忧不治！不然，危亡之期，未可保也。」上赐手诏褒美曰：「昔晋武帝平吴之后，志意骄怠，何曾位极台司，不能直谏，乃私语子孙，自矜明智，此不忠之大者也。得公之谏，朕知过矣。当置之几案以比弦、韦。」（《资治通鉴·唐纪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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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看组织 第十章 权力集中·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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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果我们以公司的组织作比喻，则唐朝因为是单一首长制，所以调节转圜的空间相当有限。一个董事长做错了事，就全盘皆输。一个董事长不听劝解，纵有再好的人才也无法发挥。以唐玄宗为例，他前半段有一些非常好的辅佐，如张九龄、姚崇、宋璟等都是非常好的宰相。所以唐玄宗在年轻的时候，可以把国家治理得很好。基本上，开元时期老百姓生活相当不错。到后半时期，他老了、也懒了，身边没有贤良，反而任用了一些能力差、有私心的宰相。开元、天宝形成两个截然不同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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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的情形与汉朝很不一样。汉朝即使皇帝不行，只要政府本身不出乱子，国家依然可以维持相当稳定的局面。一个好宰相通常可以平衡比较差的皇帝。但唐朝就本行了，在单一首长制之下，皇帝享有的权力是绝对的大，政府平衡他的机会、力量就相对的小了。如果皇帝用错人、做错事，政府就一筹莫展，非垮掉不可。唐朝在唐玄宗以后就垮过好几次，因为玄宗以后的皇帝多有刚愎自用的毛病，不听劝，而且信任有亲戚关系或说好听的话的人。虽然我们常道汉唐盛世，但是唐朝自天宝以后，老百姓的生活是很不好过的，政府提供的服务也很差。这几乎是单一首长制的国家都会出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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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一首长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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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制与内阁制相比，总统制比内阁制的效能要差很多。总统制是单一首长制。比如美国，政府虽然是总统制，但是因为有公开的舆论，有两党竞争、轮流执政，单一首长制不会出现太大的问题，做不好就换掉。但皇帝不是说换就换的，也不能把皇帝罢免再选一个新的。所以皇帝制的单一首长没有可以制衡他的力量。中国从唐朝以后一直到清朝，一直都是单一首长制的局面，这是中国历史上相当不幸的一点。从唐朝到清末有一千多年，这中间中国基本上一直没有发展出民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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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能在内阁与总统平衡的情况下，还让单一首长一权独大。我们必须要了解，不能因一个人好、或者我们喜欢一个人，就让他一直掌握权力，到最后尾大不掉。领袖的品德固然要紧，但是一个人掌权的时间太久，一方面年岁大了、精力衰了，能力也相对地减低了；一方面一个人在高位久了，周围经常有阿谀恭维的话，使他不再有反省能力，不再能听不同的意见、有不同的想法。这就是权力腐蚀人心，绝对的权力就是绝对的腐蚀。等到领袖被腐蚀而不自觉，而大家还盼望他如同从前一样好的话，那就是个虚假的愿望了。一个原本我们觉得有能力的人，在单一首长制度下，也不再能够有效地领导。这对于国家本身和老百姓而言都不是好现象。将国家的前途寄托于一个杰出而强势的领导者，不但是中国人的毛病，外国人也有这样的毛病。像俄国人也常常说一个好的沙皇解決一切。中国人常常盼望一个好的领导者，可以完全依靠他，甚至希望这个领导者有很多的权力，建立一个强固的领导中心，国家就可以安定。其实不然，这样的想法往往害了领导者，也害了全国百姓。把全国的福祉交给一个没有反省能力的首长后，没有任何纠正的机会，也没有任何帮助他纠正的机制，这是很危险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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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我们还是回到唐朝本身，来讨论唐朝的问题。我们从安史之乱以后的肃宗、代宗、德宗，这三个朝代，来讨论三个朝代中几个重要的人物，看看他们的作为，由不同角度来看单一首长制的缺陷。安史之乱以后跟贞观时候相比，同样是单一首长制，在皇帝完全掌权的情形下，情况却有很大的差别。唐太宗是一个非常小心的人，他虽然雄才大略，花了许多资源和费用开疆辟土，但是国家情势仍然很好；主要因为唐太宗有值得信赖的宰相，如房玄龄、杜如晦等人。他们为皇帝荐用贤良，作出正确的決策。但是他们的作风缜密，他们为皇帝所作的建议外面并不知道，不争功不夺权，一切光荣都归皇帝。他们支持政府打仗，大将立功，但是他们却没有功劳。其实他们是支持作战的将领，不断地提供资源，使大将能在外面立功。他们也不抢重要谏官的光彩。唐太宗身边一个相当有名的谏官魏徵，常常劝太宗不要做这、不要做那。房玄龄和杜如晦不但帮助谏官劝谏太宗，也尽力并维持太宗对谏官的信任。这两位贤相，在维持唐太宗君臣的关系以及朝廷的和谐上有很大的功劳。但是他们并不出风头、并不认为只有他们建功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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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段时期，宰相的角色是作为一个设计者，只是做规划而已，并不干预到执行的方面。单一首长制在此时实行得很好，一方面也是因为唐太宗个人比较肯听别人的建议，能够得到许多不同的意见，使得他可以从不同的想法中作出最好的裁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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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来讲，安史之乱以后，唐朝有一位李泌，他连续在三朝皇帝手下担任重要职务。在安史之乱后，玄宗逃到四川，肃宗留下来编集散乱的兵力，准备反攻。李泌就是在那时到肃宗身边工作的。他当时年纪很轻，就得到天下重名。他平常的表现不像做官的人，常常一袭白袍；他的作风就是不让大家知道他是皇帝身边重要的谋臣。他是相信道教的，不愿意做官。即使后来官拜宰相，也常常要请辞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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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泌对唐朝的中兴有很大的影响，但是他的意见皇帝并不是都采纳的。皇带并没有听信他的几个重要的建议。比如说，他向肃宗建议，安史西犯，唐朝的军队应该是一支挡住东边、一支挡住南边、一支由北边进攻到安禄山和史思明的老家。这个策略其实相当不错，但是肃宗并没有采纳。到了德宗时，吐蕃进犯，当时唐朝西边有回纥，更西边是大食，南边有印度，云南地区有正在兴起的云南国，也就是后来的南诏。吐蕃是在西藏地区的一个中古时代的政权，相当强大，是当时唐朝的大敌。李泌建议，利用回纥、大食、天竺、云南这四支力量，围攻吐蕃的后面[1]。这是一种远交近攻的策略，在国际上合纵连横是常见的手法。这几个重要的问题，李泌其实提供了相当多的好建议，但是皇帝都没有采纳。唐朝这三个皇帝：肃宗、代宗、德宗都是相当刚愎自用，自以为是，猜忌心甚强的皇帝，光以德宗为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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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的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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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来看看当时的经济情形。唐朝初年的时候，均田制实施得很不错，人民有自己的土地可以耕种，纳税的方式是一部分地租、一部分劳力、一部分自己出产的丝织品，也就是以实物作为地租。在唐初刚刚由南北朝转变过来，还没有完全发达的情形下，这种实物地租、劳力租税的方法，对国家是相当有用的。同时府兵也不用国家花很多钱，就可以自给自足。此时的经济形态等于是大的租户和小的佃户之间的关系，全国的农夫就等于是国家的佃农，这种经济形态是相当简单的，并没有强大的货币经济，仍是实物经济。到了安史之乱以后，唐朝已经有了货币经济，而且南方也得到相当的开发，中国经济的重心已经转到江南一带。此时人口和土地无法相副，均田制已经不再平均；人口不断增加，和土地之间的比例不断地改变，区域性的不平衡尤为显著。以均田制度作为基础的纳税制度脱离了现实，加上府兵毁坏以后，政府必须耗费相当多的费用养常备军[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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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专家：刘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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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史之乱以后，政府必须维持一个强大的作战武力，又必须维持地方的武装力量，费用是相当庞大的，在税收不够的情况下，就必须开辟新的财源，建立新的财政政策。所幸德宗有两个重要的财经专家，帮助他解决间题。一个是刘晏，他担任的是转运使，后来等于是负责了全国的财政筹划。他订出了两个办法，第一是当时政府在各地收了许多实物，如绢、帛、粮食和食盐等等，但是因为战乱的关系，物资交流并不算顶好。于是刘晏就派一些走路很快的信使，到全国各地去勘查物价，然后将最贱的货物运到最贵的地方出售，如此一来，老百姓可以得到较便宜的物资，另一方面政府也得到相当的利润。对于盐也是一样的方法，政府把盐运到盐价贵的地方储存，等到盐价太贵，公家的盐就立刻可以用。政府又将盐场出产的盐卖给盐商，让盐商自行调整利润，找最贵的地方卖。如此，盐价就可以一直维持平稳，也不会有盐量分配不均的情况了。他的方法是配合当时出现的市场经济的条件，以政府手上的财富作为筹码，使得政府可以得到利润，老百姓也不会有缺乏物资或物价太高的困难。他的原则仍以老百姓为优先，只要老百姓有足够的收入，政府的税收就会增加，不必再增加其他的苛捐杂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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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办法是在粮食短缺，但还没有酿成严重灾难的时候，将囤积的物资拿出来接济百姓。这样，老百姓就不至于穷困，如果老百姓很快就度过困难，生机就不至于太坏，这样就可以很快地从灾难里恢复起来。基本上，唐朝政府下的大部分人口，并没有受到太多天灾人祸的威胁。老百姓富足了，同家的税收也就多了——这是刘晏的一般原则。平抑物价以及预防灾害两点，都是使得老百姓得以安居乐业的重要政策，而政府也得以有足够的财源供给开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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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刘晏刚刚担任转运使时，全国纳税的户口只有二三百万户，到了他任期终结时，纳税人口增加了好几倍。刘晏手下也有很多助手，他训练他们成为尽责、能干、清廉、精明的一群人。同时他查他们的账目也是相当严格的。刘晏的部下们都很害怕他、也佩服他，他也不会亏待他们，一旦查到贪汚，立刻惩罚，非常廉洁的人也有很多奖励。自刘晏以后，好几十年，唐朝有许多财务官员都还是刘晏训练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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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位财经专家是杨炎。前面我们已经说过，均田制到了唐朝时已经毁坏，土地和户籍不相符，尤其是区域性的不平衡非常显著。杨炎将均田制改为两税法，将本来依均田制收取的租、庸、调，改为分春夏两季收两次税；收的是户税和地税，只要有户口就收户税、有土地就收地租。两税法简化了纳税过程，又使得纳税的对象容易稽查，也就是扩大了税基又稳定了税源。两税法收取的税已经由实物变为货币了，这可以说是适应当时货币经济而订定的措施，使得政府税收增加了好几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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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位财经专家所定的政策都正切时要，但是在个人命运上，却不是那么顺利，杨炎陷害刘晏，使得刘晏冤死，而杨炎自己又被另一个奸臣害死，最后这两个财政大臣都不得善终。这情形和唐初相比可以说是天壤之别，安史之乱以后的唐朝，是相当冷酷无情、是非不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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