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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专家：刘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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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史之乱以后，政府必须维持一个强大的作战武力，又必须维持地方的武装力量，费用是相当庞大的，在税收不够的情况下，就必须开辟新的财源，建立新的财政政策。所幸德宗有两个重要的财经专家，帮助他解决间题。一个是刘晏，他担任的是转运使，后来等于是负责了全国的财政筹划。他订出了两个办法，第一是当时政府在各地收了许多实物，如绢、帛、粮食和食盐等等，但是因为战乱的关系，物资交流并不算顶好。于是刘晏就派一些走路很快的信使，到全国各地去勘查物价，然后将最贱的货物运到最贵的地方出售，如此一来，老百姓可以得到较便宜的物资，另一方面政府也得到相当的利润。对于盐也是一样的方法，政府把盐运到盐价贵的地方储存，等到盐价太贵，公家的盐就立刻可以用。政府又将盐场出产的盐卖给盐商，让盐商自行调整利润，找最贵的地方卖。如此，盐价就可以一直维持平稳，也不会有盐量分配不均的情况了。他的方法是配合当时出现的市场经济的条件，以政府手上的财富作为筹码，使得政府可以得到利润，老百姓也不会有缺乏物资或物价太高的困难。他的原则仍以老百姓为优先，只要老百姓有足够的收入，政府的税收就会增加，不必再增加其他的苛捐杂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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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办法是在粮食短缺，但还没有酿成严重灾难的时候，将囤积的物资拿出来接济百姓。这样，老百姓就不至于穷困，如果老百姓很快就度过困难，生机就不至于太坏，这样就可以很快地从灾难里恢复起来。基本上，唐朝政府下的大部分人口，并没有受到太多天灾人祸的威胁。老百姓富足了，同家的税收也就多了——这是刘晏的一般原则。平抑物价以及预防灾害两点，都是使得老百姓得以安居乐业的重要政策，而政府也得以有足够的财源供给开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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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刘晏刚刚担任转运使时，全国纳税的户口只有二三百万户，到了他任期终结时，纳税人口增加了好几倍。刘晏手下也有很多助手，他训练他们成为尽责、能干、清廉、精明的一群人。同时他查他们的账目也是相当严格的。刘晏的部下们都很害怕他、也佩服他，他也不会亏待他们，一旦查到贪汚，立刻惩罚，非常廉洁的人也有很多奖励。自刘晏以后，好几十年，唐朝有许多财务官员都还是刘晏训练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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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位财经专家是杨炎。前面我们已经说过，均田制到了唐朝时已经毁坏，土地和户籍不相符，尤其是区域性的不平衡非常显著。杨炎将均田制改为两税法，将本来依均田制收取的租、庸、调，改为分春夏两季收两次税；收的是户税和地税，只要有户口就收户税、有土地就收地租。两税法简化了纳税过程，又使得纳税的对象容易稽查，也就是扩大了税基又稳定了税源。两税法收取的税已经由实物变为货币了，这可以说是适应当时货币经济而订定的措施，使得政府税收增加了好几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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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位财经专家所定的政策都正切时要，但是在个人命运上，却不是那么顺利，杨炎陷害刘晏，使得刘晏冤死，而杨炎自己又被另一个奸臣害死，最后这两个财政大臣都不得善终。这情形和唐初相比可以说是天壤之别，安史之乱以后的唐朝，是相当冷酷无情、是非不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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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的谏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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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初谏官，比如说魏徵，他常常劝谏太宗，要亲君子远小人，要多听听不同的意见，要虚心听大家的劝告。基本上唐太宗听魏徵的话，而且也欣赏魏徵，认为魏徵是他的一面镜子，可以让他知道哪里做对、哪里做错，如果魏徵不在旁边，就丧失了一个提醒他的人。曾经有一次，唐太宗要去打猎时，魏徵来了，他不敢跟魏徵说他要去打猎，就把打猎用的小鹰放在袖中，等到魏徵走了，小鹰也死了。所以唐太宗对于谏官是相当能接受而尊重的。相对的，德宗、代宗对于听谏就不是那么有度量了。当时最有名的一位谏官是陆贽，他在德宗身边提出不少意见，但是却不见得被采纳，这和太宗就很不一样了。魏徵在太宗时代得到善终，陆贽却被放逐。陆贽的文章，留传至今。《陆宣公奏议》是著名的论述文，一直是中国古文里的典范，说理清楚而情感真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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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一个例证，公元七八三年，德宗建中四年的时候，当时皇帝询问：「到底我们出了什么问题，使得我们国家这么不安、有这么多叛变，政府几乎无法运作？」陆贽复奏，当前最重要的就是了解老百姓要什么，老百姓想要做的事情就帮他们做好，老百姓讨厌的事情就不要做，也就是民之所欲了。基本上，治乱趋于人心，太平或是混乱都是因为人心。所以在混乱、变动的时候，老百姓是希望安定的，只要找出老百姓希望安定的原因和方向，天下自会安定。君主应听取各地的意见，不能偏听自己爱听的话，要全朝文武、地方首长将各种意见传达到政府，下情上达、上情下达。真正的领袖应是拿天下的智慧帮助你的替慧，只要君臣同心，天下还会混乱吗？这些话看上去很简单，事实上却很重要，这些事情是不能够偏废的。这篇奏章到了德宗那里，德宗根本不理会，陆贽不甘心，又说，我们立国的基本是得到群众的拥护，要怎么知道群众是否拥护你呢，必先要知道群众的情感和愿望。所谓治国的道理，不外乎是了解群众想要什么，群众的想法如何。以《易经》来解释，如果乾卦在下面、坤卦在上面就是泰，太平的意思；坤卦在下面、乾卦在上面就是否，是不好的。巽卦在上面、震卦在下面就是益，是得益的；艮卦在上面、兑卦在下面是有损害的。天在下，地在上，看上去不是倒过来了吗，怎么说它好呢？因为君臣能沟通。君在上，臣在下，不是很好吗，怎么会是否呢？因为上下不能沟通，上面的人不听下面的人的意见。上面的人强加自己的意见在下面的人身上，只能说是损害。政府是船、民情是水，如果政府顺着民情走，就浮，否则就沉没。君主一定要听人民的话，信任下属的建议。君主常常拿威严压人家，对人相当严厉，这样流弊就多了。远方的人不了解你，就怀疑你；近的人了解你，就躲避你，想办法把自己的错误掩饰起来。君臣之间没有办法合作，上下是相隔的。陛下自己生气，老百姓却没有办法了解你生气的原因。不能开诚布公，使得大家愿意对你讲真话。这半年来，陛下一直关闭自己，不肯听别人的话，大家出入都是恭恭敬敬，这宇宙之广，谁会跟你说真话？虽然你也有机会单独接见大臣、使者，但是大家都怕你，没有人敢跟你说真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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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信为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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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唐德宗接到他的意见之后，就派人传话给他说：「我对人是很诚恳的，我也很愿意接受大家的意见，但是我开诚布公，反而有人想害我，所以我现在不得不有所防备，并不是我不愿对人诚恳。」——其实这当然是德宗本身的猜疑性格所造成的。德宗又说：「你们这些劝谏的人常常将过失推到皇帝身上，其实我看你们说的话都很普通，为什么我要相信你们呢？如果你们能够说出让我信服的话，我一定采纳。」陆贽这时复奏：「你一定要接受许多不同的意见，如果各人意见看起来都接近，那就是大家的想法相同。你对人要有诚信，对于人家的劝谏要能够容忍，不能轻易生气，或是想借机报复。诚与信是最重要的，一不诚，你就会防备人家；一不信，人家就会防备你，如此，上下之间就隔绝了。表面上，你是用聪明才智去压人，事实上是欺骗诈谋；说是你在防备人家，事实上是人家在防备的中间取巧，用许多迎合你的意见，断绝了真相的通路。所以诚与信是绝对要注意的。你不要用一己的聪明才智去掩盖自己的错失，否则一个错失盖过一个错失，永远不会得到真正的意见。你也不能说大家的话都一样，就不值得听了。要知道，大家之所以会有一样的意见，一定有其道理，不能因为大家讲的都很像，就不去听；如果你愿意听，大家都会跟你讲真话，如果你不愿意听，就没有人跟你讲真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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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贽又说：「有九个毛病是大家都有的，其中有六个是属于领袖常犯的，有三个是一般人犯的。这六个毛病是哪六个呢？第一个是我要胜过别人，第二个是不愿意听人骂我，数落我的过失，第三个是喜欢辩论，第四个是觉得我比别人聪明，第五个是逞自己的威严，第六个是拒绝人家讲的建言，刚愎自用——以上六个是领袖人物常常犯的毛病。臣子常犯的毛病就有：阿谀、畏畏缩缩、看脸色说话。这三个毛病加上刚才讲的六个毛病，天下就没有人敢跟你说真话了。上情不通于下，下面的人就迷惑；下情不通于上，上面的人就不知道该做什么事情，没有办法真正有所依据做决定。所以君主应该了解，劝谏你的人多，就表示你能接受不同的意见；劝谏你的人说话很直，就表示你能容忍；劝谏的人说错了话、说活很狂，就表示你能宽恕；劝谏的人泄露了劝你的事，就表示你能遵从别人的劝谏。这个时候，劝谏对你才真正有用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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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己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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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贽这些话说了相当多次[3]，但是德宗只有一次听得进去。古代君主，在大乱时，要下罪己之诏。在德宗元元年，公元七八四年，唐代几个重要的藩镇反叛，德宗一筹莫展。京师缺粮少兵，只好下罪己诏，责备自己。德宗自己写了一篇，给陆贽看，陆贽看后觉得不够诚恳，帮他写了一篇。这个诏书颁布天下，并改元贞元年，就是代表与民更始，一切重新再来。他在诏书中说：我从小生长在宫中，不知道下面的苦，不知道当军人的苦。我只拿别人告诉我的消息，假的当成真的，真的我听不见。我这样的作为，使得天下大乱，老百姓日子过得不好、政府不安定，国家因此内乱。这是我自己的过错，我必须要挑起这个担子来，不能推卸给别人。我要把过去的苛捐杂税都去掉。除了叛军首领有罪之外，我也不责备跟随反叛者的军人。让我们一起重新开始一个新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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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诏书颁下，民心大悦，大家都佩服皇帝的坦诚，连反叛的军人都哭了。中国历史上常有下诏罪己的例子，在天下出了事的时候，皇帝担起所有的责任。陆贽这篇稿子，内容很动人。他站在皇帝的立场，把所有的责任都揽在身上——作一个领袖，自己有权，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在属下身上，一旦出了问题，就责备别人，而不是责备自己，这种人恐怕不是一个好的领袖，他身边可以用的人只会越来越少，不会越来越多。所以中国皇帝下诏罪己的传统，倒是相当值得今天的执政者借鉴。美国的杜鲁门总统曾经说过一句话：「所有的责任推到我桌前，我就不能再推了；一桶桶的水传到我这里来，我就不能再传了，因为我是最后一个人，所有的责任都应该我扛下来。」如果一个领袖在出了事的时候，只会责备身边的人，大家都错，只有他自己没错，只有他可以纠正大家的错，那么将来就没有人能替他分忧、替他分劳。国家的领袖要有担当，一个公司、团体的领袖也要如此。如果功劳都归自己，过失推给别人，以惩罚、责备掩饰自己的过失，那么这个公司不久一定会人心涣散，没有人能在这个领袖周围做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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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陆贽如此尽心，但是他的运气并不太好，到最后德宗还是将他发配边疆；这和太宗时的魏徵相比，真有天壤之别。不过，他的《陆宣公奏议》却一直流传至今。唐朝的文章中，陆宣公的奏议是很著名的好文章，因为情感真挚而条理分明。陆宣公的许多文章翻成白话文，都还可以成为报纸上社论的范本。这种以理胜情、以诚传达自己逻辑上的思考，是正正当当的一种做法，是很叫人佩服的，假如今天我们在社论上看见这样的文章，我们一样也会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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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主专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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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贞观时期和唐中叶相比，可以看出唐朝最主要的弊病就是单一首长制，几乎所有的权力都掌握在皇帝手里，其他人只是辅佐与参谋，听不听全在君主。历经肃宗、代宗、德宗三朝，唐朝一直在危机中度过，内忧外患不断。当时并不是没有人想出解決的办法来，只是皇帝往往不用，或是用得太晚，或是相信身边的小人。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最后剩一些小人围绕在君主身边。这三个唐代皇帝基本上都犯同样的毛病，只是有的刚强，有的懦弱。德宗是三人中最刚强的一位，所以在他手上牺牲的贤臣也最多。由此，一个像唐朝那样风光的朝代，兴起的时候是那么难，垮掉的时候却是那么的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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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徵时时刻刻劝谏唐太宗：要得到一件东西是很难的，要失去它却是很容易的；最难得到的是人心，最容易失去的也是人心。创业不易，守成更难，因为守成的人对已经立下的制度，不仅要信守，还要常常找出毛病，作适当的修正和改变。同时，一个做领袖的要能分辨什么人是好人、什么人是只会阿谀的小人。人才往往有自己的意见，一个有才干的人通常是有品格的，不愿阿谀；一个真正有能力的人知道他该如何做，不会委屈自己，也不会迎合领袖的意见。这种人在某些领袖的眼里就是不听话、常常唱反调的人。这种领袖，加上这种顺从的助手，他的朝代不会维持很久的。今天，已经不是一姓一家的朝代了，老百姓最重要，老百姓应当要找到最能够为国家服务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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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这个治国的原则，运用到企业经营上，也是一样的。一个好的领袖、好的决策者绝对不是自负的人，而是谦虚的人，能听取不同建议、不同想法，容许许多人帮他，分析建议，找出最合适的决定。一个好的领袖也绝对是耳朵开开、眼睛开开，不断搜集重要的消息，手上能够掌握最清楚的资料、最清楚的情况，不会做违背真实情况的决定。违背真实情况的决定，绝对是灾害，不会是真正有用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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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与组织的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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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再回到企业与组织来看。企业不会君主独裁，可以分为一个人掌理大事，一个人掌理日常行政事务。不管是董事长和总经理，或是主席和执行长，只要彼此以诚相待，对属下也以诚心出发，相信人家的善意，在处理事情的过程中，彼此坦诚而互相信任地沟通，如此，意见可以充分地表达，许多的方法可以被提出。大家从不同角度分析利弊，组织当然兴旺。反之，如果领导者刚愎自用，不接受别人的意见，可能把本钱赔光，组织也垮了。天下的成功没有侥幸，失败也不会没有原因，这是我们从历史中得到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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