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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后来被放逐到南京，抑郁而终。有意思的是，王安石跟苏东坡一样，都被贬到外地，在南方，两人都度过一段相当潦倒的日子：后来两个人也成为朋友。这两个人在中国历史上都是非常有才华的人物，他们的诗文俱佳，直到现在，大家依旧公认其为宋朝的大家。这两个人能力强、见解高，但是不幸站在不同的立场，一直要等到他们都丢掉了政府的职位，才反而成为好朋友。同样的，司马光和他那一批旧党也都是能力强、品德好、修养高，但是他们没有办法与另外一批有能力的人合作。那时党争和今天政党的党争又不一样，今天的党争是诉诸人民的选择，看人民觉得哪一个党的政策对他们最有利，那时候的党争则是看皇帝觉得哪一个党最能得到他的信任。从上往下选的时候，手下有两个派别，这种政治一定不行，一定会效率低落。朝令暮改，政策与长远的常规，都会无法执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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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看组织 [:1703107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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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旧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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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发生的许多困难，实际上在许多大的公司组织、大的企业组织里都会发生。一个大的企业，层级很多、人员也很多，在上面执行的主要执行官（就是总经理）与主要的决策者（就是董事长）却不能照顾到全部，所以当他们要对公司作一些整顿，在结构上作一些调整，自政策上作一些改变，他们往往无法做到。这和新公司的开展是很不一样的，因为老公司要背负着一个很大的负担。一个大的企业，他的首席执行官——总经理进来时，都会带一批自己的人，等到新的总经理接替位置时，又会带一批他的人来，但原来那批人仍在位置上，这时前后之间就会形成派别。部门之间因为长期所处的位置不同，也会形成派别。甲部门和乙部门之间，会有不同的观察与理解。例如财务部门希望省钱、发展部门希望花钱、生产部门希望增加设备，每个部门都有自己单独的利益着眼点。部门与部门之间不能协调的时候，也会变成党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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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老的企业，人员很多，累积的包袱很多，内部派别的纠纷往往无法避免，这时候新的长官、新的董事会，都不能改变这种情形。宋朝就是这样一个例子，负担很重，内部结构非常笨拙，以致无论王安石的意图多好，构想也不错，就是没有办法将新政推行到底。结构的问题，使得不论品德也罢、能力也罢，都变成次要的了。如果结构本身没有改变，任何考核和稽査的也只是多了一层管制，多了一层阻力。举例来说：许多齿轮卡在一起的时候，增加一个齿轮并不会使得这一整串齿轮结构运转得更好，只是多增加了一个阻力，使得效率更打折扣。王安石只想改变政策，没想到改变结构；只想到增加专业，没想到增加的专业人士在老的结构里，只是又多了一批新人，这批新人和旧人之间还是会有纠纷，还是会有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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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看组织 [:1703107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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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新陈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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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正常的新陈代谢是这个组织最基本的问题。宋朝号称是一个非常仁厚的时代，和前朝比起来，宋朝不杀大臣，宋朝的大臣很少是犯死罪的。宋朝的官员很少是被免职的，除非是自己告老。每个官员从自己职位下来以后，领一样多甚至更多的薪水。比方说一个宰相从宰相的职位退下来以后，领着和宰相一样多的薪水，但是给他的工作却只是去管一个庙（宋朝的庙很多，不管是祭祀祖先的庙，还是道教为国家祈福的庙，凡是国立的庙，都有一个高官去管理）。所以宋朝没有真正的新陈代谢。派遣制度是指皇帝或任何一个高官可以派某个人在某个职位上做事，这人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调走，既没有一定的任期，职位也没有界定。在这样的结构里，新陈代谢更为困难。没有考核，没有办法做到奖和惩，就没有办法做到新陈代谢。这样一个号称仁厚的政府，号称仁厚的传统，因为没有选择好的留下、坏的淘汰的机制，以致这个政府变得越来越庞大，沉积越来越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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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看中国近代的企业史，可以发现很多这样的例子。在1949年以前，上海有很多大企业，里面都是家族的成员，只要家族里的某一人做到某种的职位，则他的亲朋、乡里都会被拉进来工作。因为老板很仁厚，所以当一个人年岁大了，并不会被免职，只会被派去做一些有名无实的工作。而他所带进来的人也不会被免职，因为大家看这个老人的面子，所以留他带进来的人。这种情形使得当时在上海可以说是最大的一家企业，最后变得效率低落，生产力很差。到了1949年的时候，这一家公司已经没有办法运作了，没有办法开新厂，没有办法开发新的市场，当然更不用说开发新的产品了。在台湾地区企业发展不过二十年不到的时间，民营企业还不会有这种尾大不掉、臃肿不堪的例子。官办企业因为已经经营了五十多年，大都有了这种毛病。私人企业因为时间还短，所以还没有像宋朝这样的情况出现。但是如果不加注意，无论是多能干的董事长、多精明的总经理、多么好的产品、多么大的市场，都不会做到真正有利润。企业的时间、经费、劳力、智慧都会浪费在内部的斗争中，而无法完成原本应该执行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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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看组织 [:1703107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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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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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样防止一个单位的老化，怎么样清除一个组织无法排除而沉积下来的渣滓，这都是组织学上一个很重要的课题。王安石要训练人，这是很好的，但是如果训练的人和适用的过程没有良好的配合，每个由学校出来的人都会得到一个长久的工作保障，这个保障对他个人是一个长久的保障，但对这个企业或组织却不一定有用处。一个在课堂上有良好表现的人，不一定在某一个特定的职位上可以做到这个职位应该有的一些成绩。因为性向可能有差异、能力可能有落差，在课堂上的成绩和实务之间能力的落差可能是很大的。一个学业成绩好的人不一定立刻能将专业知识应用在实务中，这些都要经过一个试用与考核的过程。单单靠训练专才来改革政府，仍未必有新陈代谢的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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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智囊团的组织是必要的，但是智囊团最好不要成为执行官。王安石就是将智囊和执行混为一谈。自己的政策要自己执行。他可能是一个很好的决策者，却未必是一个很好的执行官。因为执行者需要说服人家，王安石并没有很好的说服能力。执行时需要不同的人、不同的群体之间的合作，而王安石却是一个非常固执的人。他的外号叫做拗相公，是非常别扭的人。神宗虽然对王安石任用很专，但是神宗本身也是一个不善于沟通的人。智囊可以贡献出一些很好的计策，但是要叫智囊做执行的工作，他本身的性向和能力就不一定能配合了。王安石有改革决心，但是王安石没有做好这件事——这是历史上一个很大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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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看组织 第十二章 知识与视野·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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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 来看看王安石在经济上的改革。王安石在经济和财政上所作的改革，往往是要将现有的资源全集中在政府手里。比方说他仿照唐朝时刘晏办理均输，运用政府的力量，将商品运到价格最高的地方出售，如此一来，政府可以得到较多的利润，老百姓也可以得到足够的货品供应。这个办法是相当好的，也很符合当时的经济需求。但是王安石只想到获利的办法，却没有管理农业经济以外的收入财源。当时宋朝的经济已经发展到相当程度，许多城市相当发达，甚至发展为不错的工商都市。比如历史上常提到的四大镇：景德镇、佛山镇这两个都市都是生产的城市，景德镇生产瓷器、佛山镇生产铁器；汉口镇、朱仙镇都是商业中心，也就是商业城市。宋朝在当时得以发展出这四大城市，表示当时宋朝已经出现农业之外的新经济资源，也就是工商业的景气。我们曾经提过，宋朝在东南沿海一带的对外贸易很兴盛，这些对外贸易是什么呢？就是将中国的产品，经过海道运到东南亚、中东去销售。这些外销商品的数字相当庞大。举个例子说，当时湖南出的瓷器并不顶好，却专门销售到外国去。这些专门供给外销的窑并不只湖南有，福建也有、浙江也有、江西也有，很多地方都生产这些专门为外销而制造的贸易瓷。而佛山镇出产的小铁器从镰刀、锄头到铁锅、铁碗、铁刀、剪刀，这些东西都不单单是给中国人使用的，大部分是要运到外洋。当时中国生产的钢铁数量是全世界第一，不仅是全世界第一，而且跟世界第二的意大利比起来要多一大截。中国的钢铁之所以生产量那么大，并不只供中国人用，而是供外销用。佛山镇在广东，距离外商的贸易路线是很近的。后世的一部笔记小说里有「运来风送洞庭红」的故事，就是讲一个宋朝的穷汉，从外贸中挣了大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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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经济体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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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形并不是儒家观念的官员可以理解的。儒家以农为本，只想到农业的收入，只想到从劳役跟田赋上去找到政府的收入。实际上当时已经有这样的新经济体存在，但是王安石和他的智囊团没有办法看到这样的经济可能为政府带来新的收入，也没有想到政府可以为新的工商业提供新的服务，成为政府的另一个功能。限于当时的时代性，王安石没有办法懂得一直在他眼下发生的情形。不但当时人不懂，连历史的史书上也没有记载。直到今天，从经济学的角度去研究史料，我们才发现当时宋朝的经济体是如此庞大、如此富有。也就是因为宋朝经济如此发达，所以即使后来北宋被金人消灭，南宋半壁江山依旧维持一个偏安的局面，而且人口还不少，百姓生活也相当不错，并且维持了一百多年。我们从马可•波罗的游记中可以发现，他认为当时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准是世界最高的。再由宋朝的一些文学作品如小说戏曲中也可以发现，南宋时一般小市民的生活是相当不错的。但是当时南宋政府并没有注意这个现象，当时的历史记载也没有注意到这个现象这是一个时代性的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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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宋朝是一个企业，则这企业里面的决策人员、行政人员都没有了解到这可以开发的另一项商品，可以打开的另一个市场，而只局限在自己本来有限的商品项目上，只想在本来的市场上尽量去获得更多的收入，而忽略了开拓新天地、开拓新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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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看组织 [:1703107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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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儒重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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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在历代里面，可以说是对儒家最优厚的。尤其是受儒家教育的儒生，在宋代可以说是如鱼得水。整个宋朝政府是靠儒生的文官维持的，但是儒生受了他们意识形态的限制，不会去考虑新的问题，他们所想到的就是农业为立国之本。这是很局限的一个角度。宋人常常考虑到前人的例子，考虑到政策对农人好不好，会不会损害到国家的根本。儒家的意识形态常常令他们去推敲一个人的动机，推敲一个政策的目的，而不去推敲一个政策执行后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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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以企业角度来看，假如一个企业里的管理者受到狭隘的意识形态的限制，他的训练使他只能从某一观点去看事情，那么这样的企业没有开展的可能，反而会老化。训练人要从多方面训练，吸收新人要由多方面吸收，新陈代谢不只是在执行人而已，不只是企业的工作人员，而是这个组织、企业的想法观念都要经常不断的更新。任何保守的想法，都会导致企业的崩溃，导致企业本身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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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历代各朝里面，宋朝不算差，民间的成就也不算差，一位我们非常佩服的前辈史学工作者陈寅恪先生为邓广铭先生所写的《宋朝历史研究》的序文中提到，宋朝是一个思想最自由的时代。话是这么说，但思想自由是因为当时文网不密。在上层士大夫中，思想其实是相当不自由的。他们受儒家本身固定的意识形态限制太多。宋人的思想自由只有在学问、只有在文化方面，而不是在管理的方法，也不是在执政者的意识形态，这些都受原来格局的约束与限制太深了。所以陈寅恪先生说天水一朝（宋朝）是历代文风最盛的时代，这话是对的。但是任何为了意识形态而训练的人，他一定受到意识形态的保护，而不能跳出意识形态去看别的问题，因为他对自己的意识形态有太深的信念。但这并不是说我们要训练一个干部就要没有意识形态，任何一个企业的干部都有起码必须认同的东西，做任何事一定要敬业。敬业是一种做事的精神，而不是意识形态。宋朝的儒生修养都很好，大多数人都是正人君子。我们看宋朝的列传，的确大多数人的道德文章都很好。但是这些人一辈子所受的训练都是为了道德文章，不是为了管理政府，不是为了开拓一个新的局面。由这样的一批人把持政府，当然新政不免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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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看组织 [:17031072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