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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的考核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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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唐朝，考核又相当严格了。吏部管理的单位有一个就叫考功司，考功司负责每年考核官员成绩的好坏，看他是不是合适。考功司当然是独立地去考察，但是每一个单位的上司也会呈报对于属下的考评。怎么样呈报，我们并不清楚，大概是自由心证，觉得好的就推荐，坏的就责备，呈报到政府后，可能好的就升迁、坏的就降免。唐代的考绩制度，依据的标准有德行、才能与成绩三项。上文所以说自由心证，是由于德行与才能都是相当主观的评定，只有成绩看得见。所以唐朝这种办法也并不真正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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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宗朝的陆赞、宪宗朝的裴洎，这两个人都建议过皇帝，先找一个好的宰相，让宰相去找好的首长，各个单位的首长再去找下属，下属再去找助手，每一个层级都由负责任的单位首长找到他自己的工作班底。这样的制度考核起来最清楚，指挥最方便，因为整个单位成绩的好坏都是由长官负起全部的责任，既不能推诿，也不能逃避。这个制度的好处是责任分明，但是也有坏处，假如一个长官调任了，那是不是该单位主要的官员及助手全部都要走人？如果整个班子都换了，当新人接任的时候，是不是整个单位的工作要全部从头学起呢？唐代的吏员，也就是一般书写档案、处理日常行政工作的人，其实是常任官，因为他们不会跟着长官走。他们是管档案的，档案管久了，相当熟悉业务与先例。但是吏员并不是儒家通才教育出身，一生未必有升迁的机会，考核制度，对于吏员的工作成绩影响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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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的文官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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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宋朝，文官制度相当严密。在宋太宗时，定了一个制度：每一个单位的长官，对于他的属下都有一份记录，每一天、每个月做了什么事，都要详细地记录下来。也就是说，每个长官有一份他属下详尽完整的人事档案。这档案有一部分是吏部颁给的“印纸历子”，让州县长官考核自己属下的。甚至还有御前发下，皇帝让长官考核属下的人事档案记录簿，用来考核大家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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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在江苏银海县的尹湾，出土了一批汉朝的遗物，证明汉朝也有这样的记录簿。不管是哪一位官员，工作统统见于郡县的记录。这可能是中国流传最早的有关考绩的档案了。宋朝的「印纸子」也是很完整但琐碎的人事档案，政府就根据这些档案制定九职等（后来简化为三职等）。考核的项目也会有增减变动，比如说州县官的成绩，如果辖区内多少年没有灾荒，考绩提高；人口增加，分数也增加；人口减少了，分数就减少。如果经过一定的年数，某一官员没有犯过错，他就可以申请提升级别。这种工作称之为「磨勘」。由字面上来看，我们就知道这是一个相当严苛繁杂的过程，等于是拿人才在磨里面打转了。磨勘工作分两个单位，一个是审官院，一个是考核院。审官院考京官，考核院考外官。政府考核官员的成绩，然后差遣。这个过程真的是非常的苛细，资格到了才能升迁，大家按照资格一等一等升上去，真正磨掉的却也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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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名臣范仲淹，认为这种制度是循资并进的例行公事，大家依循着资格、年份，一格一格升上去，并没有什么道理。于是他订定了比较严格考核的制度，定期派官员到各地考察，成绩好的报回来，成绩不好的也报回来，政府凭成绩奖惩。范仲淹实行这个制度时有一个小故事：有一次有一个官员成绩不好，范仲淹将他的名字一笔勾销。那个人的职位是路指挥使，大约是今天地方长官的位置。旁边的人说，你就这样一笔勾销，可知道会有一家哭。范仲淹答：如果一家哭和一路哭相比，我宁可让一家哭，而不要叫一路哭。由此可知范仲淹的手腕是非常凌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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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对于考核也非常严格。王安石希望吏员的地位能逐渐提高到官员的地位，吏员的薪水也由国家给付。他并且认为，如果国家要得到专才，单靠考试是不行的，考试得到的是通才，国家应当设立文官学校，在学校里训练专才，王安石的观念是非常先进的。一直到今天，我们的国家有考核、有铨叙，但仍然没有专门的文官学校训练专才，常任文官必须自己在工作岗位上学习。王安石的建议毋宁超越了他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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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要避免文官循资升迁的弊病，另外建立一个客观的考核尺度，毋宁也是超越时代的想法。范仲淹的办法是客观的考核。但是这个办法也有缺点，当事人上司的记录未必公道，而他到时派去的考核人员又不能当面问这个人的成绩好坏，所以这一制度也不一定能够做到真正的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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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练专才做中下级的常任官，同时以通才任决策的政务官，这样的配合比较恰当。考核多久一次，也是很多人争议的部分。在磨勘制度时，是自己觉得年资到了，就可以申请升等。但是如此一来，一下子就有许多平庸的官员，没有过失，也未必有能力，都会循序晋升。宋朝的办法是，订立一个基本的工作时间表，文官要做六年、武官要做七年，才能申请升等。但这个办法仍只是一个机械的停年，不能达到淘汰劣员晋用良吏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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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的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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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古以来一直面临这样的问题，但是也一直没有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到了明朝，才有了相当重大的改变。明朝的名相张居正，在万历年间长期执政。明朝的一般情况和宋朝相当类似。明朝的疆域不小，花费在国防上的资源也不少。北面有蒙古，后来东北有满洲，西南面的少数民族也常有各种问题，沿海又经常有倭寇侵扰。明朝的卫所制，与唐朝的府兵很类似，后来卫所的军人也没有强大的战斗力，需要另外开拓其他的兵源，例如将领自己的亲兵，又例如少数民族组成的士兵。基本上，明朝的国防开支是很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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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官页的遴选仍然是靠科举。最初明朝的官员都是国子监学生担任，明太祖定下的规矩，优先任用国子监的学生，也就是政府官员的候选人都是由国子监训练出来的。后来科举盛行之后，大多数官员就由科举出仕。科举出身是通才，而不是专才。明朝与宋朝情形一样，常务官是吏，政务官是科举出身的读书人。大多数读书人相当迂执，并不一定很能够明白世务。怎么样考核这些官员，就成为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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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唐宋两朝的制度，明朝都有。明朝设有考功司，经常考核官员，也依照等级规定升迁的顺序。但是明朝吏治始终不好，官越来越多，却没有几个真正有用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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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的官员数自相当庞大，军队数字也相当庞大，但是政府的税收却并没有增加。明朝税收的主要来源依然是土地，没有开拓农业以外的财源。明朝的人口增加了，支出也增加了，政府经常闹穷，政务经常废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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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是明朝难得一见的能干宰相，也是专权的宰相。明朝的宰相制度与宋朝一样，是集体的。初期有左右丞相，后来废了相职，明朝皇帝的身边只有一群大学士。大学土的官阶原来是中等的，但是后来成为高阶。大学士是皇帝的秘书，职务是草拟皇帝发出来的命令。大学士原来不过是秘书处的成员，听取皇帝的旨意，撰写诏书，但到后来变成皇帝没有意见的话，大学士就是决策人员了。这些大学士也不是一位两位，往往同时有好几位，其中资格最深的，或是皇帝特别指定的领班，成为首相。首相的权力大，其他的人都只是做他的帮手而已。张居正是明朝权力最大的首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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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确实相当有才干。他得到这个职位也用了一些手段，他将政敌一个个排除，同时也结交太监为内援。这些手段与长期揽权的作风，在儒家眼里都是不对的。当他母亲去世时，他原本应该回去守孝，但是他怕离开了首相的位置就回不来，居然违背了儒家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他请皇帝挽留他，不让他回去守孝。这一件事，在当时引起不少争议——但这些都是他个人的事情。他在官员考核方面，提出一个以往完全没有提出过的考成法[1]。他要求官员在执行任务时，每一位官员都要做好几份报告的副本，一份是给任务有关的人，一份是给他的上司，一份是给当时负责监察的六科，相当于民国时代的监察院。工作完成后，同样也要送报告到这几个单位。如此一来，一个单位的工作，做了多久？成果如何？都可逐步稽核，监察人员就可以依此判断，规划的工作做了哪些？有没有在规定时间之内做完？与原来建议的方式是否相符？功效又如何？监察人员定期向政府报告，某一个单位某一个职务的某一个工作人员，他的任务是否如期完成，超前完成，或者是延后完成？他是百分之百完成了，还是只完成百分之多少？就这样，监察单位和执行单位之间，经常保持联络，并且定期考核。这个考成法与过去一年考核一次并本一样，监察单位不断地追踪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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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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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的考成法是相当严密的，每一个衙门有三本账册，一本记载发文、收文、章程、计划，这是底册；除非真的只是例行性的事务，否则另外两本副本，一本送到监察单位，做好了就注销，一本送到肉阁，内阁再根据情况看监察单位是否按时考察，并针对个别情况做纠举或奖励。上司衙门有权力奖惩，监察衙门也要监督各单位上司衙门的奖惩。而内阁大学士（最高的政务官），则监督监察单位和各个衙门有没有按时计算成绩，有没有一歩步的核对。考成法的过程，也有不少文书工作，但是因为时时在做，所以不用等到年底才结算，就可以看出一个官员的成绩是好是坏，工作有没有按时进行。要是工作有偏差，政府立刻就可以进行适当的矫正，看是要继续进行下去，还是要改变工作方法，或是要改变工作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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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在公元一五七三年，也就是万历元年，建议制定考成法。许多人批评张居正做事计较得太苛细，但是张居正任上，推行政事确实相当有成效，出了不少人才。最能彰显的绩效就是预算。明朝时国用相当窘迫，因为收入和支出不成比例。而张居正认为一定要量入为出，不许超支。假如没有考成法，政府不能找到浮滥的开支。张居正用考成法一方面考核官员成绩，一方面适当地控制预算。明代隆庆与万历两朝皇帝都还相当能接受张居正的意见，所以当时明朝的政治比较有效率，老百姓受的苦也比较少。张居正做事苛细，但是做成了前人做不到的事。张居正的运气，是得到君主的信任。明朝是一个真正的首长制政府，皇帝是最高首长，张居正作为首相是最高执行官。決策者和执行者的关系，起码在张居正时代，是相当协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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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张居正的考成法相像的，是抗日战争初期中国曾经短暂实施的行政三联制。但是戎马倥偬，这一行政改革不能有效而长久地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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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臣等窃闻尧之命舜曰，「询事考言，乃言底可绩。」皋陶之论治曰，「率作兴事，屡省乃成。」盖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不难于听言，而难于言之必效。若询事而不考其终，兴事而不加屡省，上无综核之明，人怀苟且之念，虽使尧舜为君，禹皋为佐，亦恐难以底绩而有成也。臣等窃见近年以来，章奏繁多，各衙门题复，殆无虚日。然敷奏虽勤，而实效其少。言官议建一法，朝廷曰「可」，置邮而传之四方，则言官之责已矣，不必其法之果便否也。部臣议厘一弊，朝廷曰「可」，置邮而传之四方，则部臣之责已矣，不必其與之果厘否也。某罪当提问矣，或碍于请托之私，概从廷缓；某事当议处矣。或牵于可否之说，难于报闻。征发期会，动经岁月，催督稽验，取具空文。虽屡奉明旨，不曰「著实举行」，必曰「该科记着」，顾上之督之者虽谆谆，而下之听之者恒藐藐。鄙谚曰，「姑口顽面妇耳顽」，今之从政者殆类于此。欲望底绩而有成，岂不难哉？臣居正当先帝时，曾上《便宜六事》，内《重诏令》一款，亦尝臺臺言之，随该吏部题复，欲各衙门皆立勘合文簿，事下各抚按官，皆明立程限，责令完报，然亦未闻有如期令而以实应者，甚者寝格如初。兹遇皇上止躬不世出之资，励精图治，百执事亦皆兢兢务修其职业，无敢以玩愒弛废者；独所谓考言屡省者，尚未加以意焉，窃恐致理之道，有未尽也。查得《大明会典》内一款，「凡六科每日收到各衙门题奏本状，奉圣旨者，各具奏目，送司礼监交收；又置文簿，陆续编号，开具本状，俱送监交收。」又一款，「凡各衙门题奏过本状，俱附写文簿，后五日，各衙门具发落日期，赴科注销，过期稽缓者，参奏。」又一款，「凡在外司、府衙门，每年将完销过两京六科行移勘合，填写底簿，送各科收贮，以备查考，钦此。」及査见行事例，在六科，则上下半年，仍具奏目缴本；在部院，则上下半月，仍具手本，赴科注销，以是知稽查章奏，自是祖宗成宪，第岁久因循，视为故事耳。请自今伊始，申明旧章，凡六部都察院，遇各章奏，或题奉明旨，或复奏钦依，转行各该衙门，俱先酌量道里远近，事情缓急，立定程期，置立文簿存照，每月终注销。除通行章奏不必查考者，照常开具手本外，其有转行复勘，提问议处，催督查核等项，另造文册二本，各注紧关略节，及原立程限，一本送科注销，一本送内阁査考。该科照册内前件，逐一附簿候査，下月陆续完销，通行注簿，每于上下半年缴本，类査簿内事件，有无违限未销。如有停阁稽迟，即开列具题候旨，下各衙门诘问，责令对状。次年春、夏季终缴本，仍通査上年未完，如有规避重情，指实参奏。秋、冬二季亦照此行。又明年仍复按査。必俟完销乃已，若各该抚、按官，奏行事理，有稽迟延搁者，该部举之。各部、院注销文册，有容隐欺蔽者，科臣举之。六科缴本具奏，有容隐欺蔽者，臣等举之。如此，月有考，岁有稽，不惟使声必中实，事可责成，而参验综核之法严，即建言立法者，亦将虑其终之罔效，而不敢不惧其始矣。致理之要，无逾于此。伏惟圣明，裁断施行。（《张居正·请稽査章奏随事考成以修实政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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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疏上去以后，奉圣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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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卿等说的是，事不考成，何由底绩？这所奏，都依议行。其节年未完事件，系紫要的，著该部、院另立期限，责令完报。若不系钱粮紧要，及年远难完的，明白奏请开除，毋费文移烦扰。」（《张居正·请稽査章奏随事考成以修实政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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