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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最后一节，我们用来讨论最高级首长本身的情形。从前几节的讨我们可以看出来，汉朝的宰相有较大的自主权，宰相是政府的首长，皇帝是一个监督者、最高级的决策者。汉制，平常的行政事务都交给宰相处理，宰相是有自主权力的。相对来说，唐代以后的宰相，不只一人，是皇帝的顾问与参谋团体，不再真正管理行政事务。只除了像张居正、王安石等少数人，他们可以得到皇帝的信任，执行自己的政策。但是这种信任是要付出代价的，要付出排除政敌的代价，要付出与宫内有相当关系的代价。也就是说在制度之外，他必须有个人的关系，才能做到一个专权自主的行政首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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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两种皇帝与宰相相处的模式，如系我们称汉代的情况是A型，唐朝以后的情况是B型，那么A型和B型是有很大差异的。A型的模式：皇帝和宰相的关系有很清楚的界限，他们之间的沖突也比较少。如果宰相推行政务已上轨道的话，接下来的人就可以很顺利地继续下去，制度就建立起来了。但在B型的模式中，宰相和皇帝的关系则非常不稳定。如果君臣互信，宰相可以执行他的意见到一定的地步。但是如果君臣之间不能互相配合，或是皇帝换人，或者是宰相本身失去了政治的支持者，那么，这个宰相的政策往往就半途而废。王安石的新政与张居正的考成，在宋朝和明朝都没有成为一个长远的制度，就是这个原因。王安石在失败之后被贬到南京；张居正死后，家族也受到相当严重的迫害，这些都令读史的人怅然。A型、B型相比，显然A型在对政情稳定以及行政效率的维持上都要好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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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看组织 [:1703107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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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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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将A型、B型用于私人企业或组织，我们也可以作一个比较。一个董事会里面的董事长，当然不会像皇帝那么有权威。如果他是企业的创始者，公司是他创建起来的，这样的董事长会有较大的威信，因为他的声望、地位、大家对他的信念都没问题。但是他毕竟不是皇帝，只是一个私人集团的领袖。他做任何事都必须从整个公司的利益考虑，不能只凭喜好做事。一个任性妄为的创业者是不多见的。任何人都有退休的时候，到了他退休的时候，下一任的继承者未必仍有他的威信与地位，这时候董事会本身就必须维持一定的稳定性。假如董事会不安定，就没有办法管理整个公司，没有办法去聘请专业的总经理。同样的，如果没有办法得到董事会在安定和协调的情况下的授权，总经理也没有办法执行董事会的政策，这就是B型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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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的来源就是公司的董事会，在权威来源不稳定的情况下，公司是没有办法正常运作的。任何董事会的内争或意见分歧，都会导致政策不分明、权力不稳定的局面，而使得公司业务无法开展，甚至面临失败。董事会的安定当然是非常重要的，董事会为一个集体组织，创业者必须在董事会内制定一定的规则和次序，使得人在制度在，人走了制度依然继续。否则人亡而政息，创业者退休了，公司就垮台了。所以一个创业者必须在董事长任内确定董事会的组织，确定董事的产生方法，确定董事会是一个集体讨论、贡献智慧的地方。在集中智慧下所产生的权力，才会是有效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很奇妙的，若干人摆在一起时，总是会有意见不协调的地方。如果都是由亲人担任决策单位的成员，或是由共同创业的伙伴担任成员，在一个阶段内不会有什么问题，不是大家长或是大家都佩服的大哥，都能控制住局面。但是等到董事会进入第二代，有新的成员加入，旧的成员退休，那么斗争就难免了。甚至亲兄弟之间、父子叔伯之间，都可能有斗争出现。这种例子古今中外多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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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毕竟是个复杂的群体，不像皇帝是个个体。董事会内部的协调，本身就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不能像雇用一个总经理或专业人才般的雇用一个专家来当董事。董事代表的是股权，是公司所有者的权力，不是经营者可以代替的。经营可以是专家，管理可以是专家，但是公司的决策、公司经营的方向，就必须由所有的股东，或者是由他们推出来的代表共同制定，这些代表就是董事会。如何在这些股东之间取得共识？除了有领导者之外，有时还需要一个客观的人担任协调与仲裁的工作，担任润滑的角色。这个人和公司的所有权并不一定有很大的关系，可能只是一个社会上大家公认很公正的人，或是投资相关机构如贷款银行所派来的代表。这些人不属于公司的所有者，他们看事情比较客现，也不容易结党成系。这种客观而有远见的人加在公司的董事会里，会比较容易冲淡冲突的火花，使得董事会讨论事情的时候会比较平静，大家也比较能跳出纯粹以近利为着眼点的观点。很少有董事会，至少在台湾地区的私人企业中，愿意接纳这样的人加入他们的决策过程。但是在英国、德国、美国的董事会组织就不大一样了。几个发展时间比较长久、发展比较良好的组织，他们的董事会不是纯粹以利挂帅，他们会考虑到长期的功效、考虑到公司永续经营的可能性、也考虑到公司在社会上的角色，所以他们延揽社会上有公信力的人士加入董事会，以减少公司以营利为主的色彩以及唯利是图的决策上的偏差。公司，要有人担任平衡、沟通、仲裁的功能，也因为有这些客观角度的外人在，才可以将面对面时的冲突减到最低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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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稳定的、可以容纳不同意见、以不同角度看待问题的董事会，可以为公司决定一个长远有效、带来长久利益、使公司永续经营的政策。这样的董事会确定了政策、确定了方向，他们就可以聘请一位符合他们需要的，能够替他们实现理想，椎行政策的专家来担任总经理。总经理就可以知道他的权力范围在哪里、任务在哪里、时限在哪里，那么他就可以放开手，以专家的身份去推行这个政策。他也可以聘请不同业务的专家来帮助他推行各种方案。这种方式近似董事会像脑子、总经理像手、各种专家就像手指头，从脑使唤到手、从手使唤到手指头，这个过程是非常顺利的。当然在这些助手底下，还有许多例行性的事务、许多技术性的工作，只要他知道哪些人可以用、哪些人不能用，他就可以聘请适当的人做适当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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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组织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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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公司同时还需要几个永久性的常务性单位，一个是会计部。会计部是独立的，它有权力去控制预算的使用，有权力去知道决算的平衡，并不需要总经理指挥，因为是账目上的事情；会计部应当是属于董事会指挥的。另外一个是稽核考察的单位，这也可以由董事会派人，或是董事会里选出一些人以监事或稽查室的名义，在一旁做考核的工作。总经理工作的程序与绩效，随时有人稽查，提报董事会注意，这样对公司的运作不但不会有牵绊，还会获得更高的稳定性。第三个单位是档案室，档案的管理应当由一批不因为总经理离职而变动的人来管理，这些人是管记录的。新任总经理到任时一定要看原有的记录，从中知道以前的成绩、过去工作的方式、前人成功与失败的原因、客户的记录……所以档案室也应该是个常设的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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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个单位是常设的单位：一个是会计、一个是稽核、一个是档案。除此之外，其他单位的负责人应该统统由总经理直接聘用、管理与指挥，如此总经理就有一批人可以差遣，不会有一些他差遣不动的人。所有的董事会的成员，包括董事长在内，都不应该干涉总经理在他职权之内的用人方法、在他预算范围之内的花钱方式、在给他的任务之内的做事过程和方式。这样，总径理和董事会的职权就划分得很清楚，董事会考核也比较容易，不会有总经理说我本来要如何如何，但是董事会派给我的人无法差遣或能力不足，使得我的工作受到妨害。当总经理有机会做这种说词时，董事会就没有理由责备总经理没有实现他们赋予他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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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权力划分比刚刚我们所讲的中国历史上A型的模式还要清楚，每个人都明白自己的职权和任务。总的成绩讲起来，就使得宾主都得到益处，董事会认为公司得到了应有的利润、应有的任务；总经理和他的属员出色完成了任务，除了原本应有的报酬，还应该得到一定的奖励。有功劳的人都得到一定的升迁，公司的业务扩张、公司扩大，员工工作的机会也增加，大家都可以得到好处，这些都是短时间内看不出来的、不能用金钱衡量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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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看组织 第十五章 形势与资源·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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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朝是一个非常专制的时代，皇帝自己做自己的宰相，他的宰相们不过是做秘书的工作而已。最初的宰相是内阁大学士，这些人担任的工作和明朝内阁大学士是一样的，地位相当高，也有一定的职权。雍正以后，设立了军机处，等于完全是内廷的秘书处。军机处有五六个军机大臣，没有一个人可以作主决定大事，一切都是集体的决定，都集体向皇帝禀报。在这种制度下，不可能有一个真正突出的贤臣，能以宰相的身份对国家的事务作出有重大影响的决定。直到清朝晚期，才有权力较大的单位，也就是军机处之外的新设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这一个管对外事务交涉的官员的权力较大。总理衙门的决定对国家的未来，也有很大的影响。这个官员可说相当于前面几个朝代的宰相的位置了，可是他也不过是军机大臣的首席，或是军机大臣之中重要的人物而已。我们常讲的曾国藩，事实上也不是真正的宰相，他的主要精力并不是花在宰相职务上。他一生最大的功业是在与太平天国的战争中指挥作战时所做的。后来他参与了中央政事，时间也并不长，贡献则以外交方面为多。曾国藩值得称道的工作，正如李鸿章的情形一样，都是在外担任封疆大臣时的事业，他们对后世有相当重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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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的经济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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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说到曾国藩跟李鸿章的功劳之前，我们必须先谈一下当时中国的经济制度及经济体的结构。从汉代开始，中国的经济制度无疑是以农业力主。当时政府能够动用的资源，一个是来自土地的税收，一个是人头税。汉代的老百姓要为政府贡献若干的劳力服务，当不做劳力服务的时候，他们要付税代役，称算钱与更赋。即使到了三国以后，租庸调的制度，一样是地租与劳役服务。所以中国自古以来，政府征税的对象，基本上是以农业人口力主。当然，商业也要课税。汉朝初年时工商业相当发达。汉武帝时，征取相当高的市场税与财产税，而且严格惩罚逃税，对工商业造成严重的打击，工商业从此一蹶不振，中国的生产事业自此就转入农舍的手工业。农舍手工业是依附着农业的经济体，并不是农业生产本身。这一部分农业生产闲暇时间所从事的生产工作，倒并不是政府征收税的主要对象，因此作坊工业和一般商业在中国税收项目里并不是主要项目，政府也并不是很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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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两代，中国经历了长期经济上升的时期，其中原因很多，主要因素，当是国际贸易发达，国外的白银流入换取中国的货物，中国商品销往东南亚与日本，甚至销售到欧洲。丝绸自古以来就是中国输出的重要商品，在明清两代也依然是很要紧的外销货品。瓷器与茶叶也是很有利润的外销品。明朝后半叶与清朝前半叶，中国累积的财富相当多。东南沿海、华南沿海和长江几个主要的内河口岸，地方经济发达彰彰可见。东南沿海城镇增加相当迅速，许多小城镇变为商业都市或工业生产中心，景德镇即是这样的例子。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的许多小城镇，也都是这个时期陆续出现的。这些地方的人口在明清两代也都有大量增长，凡此现象说明了中国此时的经济体已经达到相当规模。但这一工商业为主的经济体，却没有成为政府征税的税源，有用的资源放在旁边，政府并没有碰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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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既要打蒙古，又要对付满洲，沿海则有倭寇侵犯，明末有流寇蜂起。应付这些战事的财务支出极为浩繁，为此，明政府的财政非常拮据。但是，政府只是不断派捐加赋，并没有在田税和人头税之外增加新的税源。农业税源之外，是有些专卖项目，但除此之外，政府并没有碰到工商业本身。即使有像张居正那样能干的人，他在寻找财源时也没有在工商业方面开辟税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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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沿海和华南沿海一带，在明朝后期到清朝前半期是相当富足的，虽然北边战事频仍，但相对来说南方战乱少得多，流寇也并没有波及到南方。为了征服东南的长江三角洲一带，清朝曾经颇花气力平定规模大的抗战。不论流寇也罢，满洲也罢，都没有对这个最富有的地区造成重大的影响。长期藏富于民的结果，有了一个新经济体出现。这个新经济体一直等到太平天国兴起的时候，才变成政府触碰的税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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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看组织 [:1703107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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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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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国防。国防除了花钱以外，还要有一定数量的常备军。明朝的常备军是卫所。卫所是生产与训练合一的组织，长期以来是一个独立的行政单位，国家基本上不用再花养兵的钱。卫所制度逐渐败坏以后，国家还是要负担养兵费用，调动少数民族的军队，到东北去打满洲，到北方打蒙古。然而明代也并没有全国征兵、纷扰不堪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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