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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国防。国防除了花钱以外，还要有一定数量的常备军。明朝的常备军是卫所。卫所是生产与训练合一的组织，长期以来是一个独立的行政单位，国家基本上不用再花养兵的钱。卫所制度逐渐败坏以后，国家还是要负担养兵费用，调动少数民族的军队，到东北去打满洲，到北方打蒙古。然而明代也并没有全国征兵、纷扰不堪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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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的作战武力，在前期主要是八旗，包括满洲八旗和汉军旗，后期有绿营，都是常备军。清朝并没有像汉朝那样的全国征兵制。战乱的时候老百姓是会受到扰乱，生活是会受到影响，但是不像汉、唐时代，全国青年人都会应征服役。从财源方面说，清朝不论对外有多少战争，一般老百姓受到的影响并不算多。清朝后期自鸦片战争以后，不断受到外力的侵犯，中国吃的亏是贸易上的亏，与战后的赔款，并不是战争本身有多大的消耗。所以这些隐藏在民间的庞大人力及物力资源，实际上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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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经济自17世纪到19世纪这几百年以来，不断在往上走，并没有衰退下来。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经济才逐渐衰退，以致一落千丈。因为外来经济力量的干预，铁路、公路、轮船的出现，才使得中国原有的经济网络受到严重的破坏，民间才出现了外力侵犯所造成的经济衰退的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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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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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经济改变，新出现一个依附在通商口岸的经济体时，政府却没有办法碰到它。曾国藩在太平天国战争时期在东南发展事业，就是靠着他能够看到这个新经济体的存在，并利用这个新经济体组织新的军队，发展新的军火工业，并从军火工业，进一步发展所谓洋务运动，将中国带进工业化和现代企业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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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宰相，能够做到这么大角度的转变，开拓新途径与触碰新资源，这样的人是不多的。再以企业界为例，有一个大公司，一直经营不恶，公司的组织、规模都是按照企业原有的工作方向和生产项目安排。有一天，突然出现了新的、完全隐藏的资金，又有了一个新的市场，于是公司有一个干部设立了一个新的工作单位，专门去调动这些以往没有利用到的资源，开拓新的市场，创造出新的服务。再用一个比喻：今天的企业界，无不从事多角经营，在自己的事业经营之外，寻找一个过去没有接触过的经营方向与新的市场。曾国藩的事功就是这样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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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是个传统的士大夫，湖南人。湖南在中国是个内陆省份，并不特别富足，也不特别贫穷。在长江中游洞庭湖周围，是个相当好的农业生产地带。鱼米之乡，农业生产足以自给，也发展了一些手工业及商业。在中国长江流域的中部，湖南算是一个中心。但是在整个中国来讲，湖南并不如何突出，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内陆省份，富足，但算不上是一个重要的中心。曾国藩只是一个内地的书生，后来居然能做出这样大的一个事业，这是大家都料想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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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的宦途并不特别顺利，只是考上科举，而后一步一步升到侍郎。当他的职务升到侍郎，也就是相当今天一个部的副首长的时候，因为家里的丧事而回籍。一个告假在籍、等于半退休的在乡官员，却遇到了太平天国事件。太平天国军队是由两广往北走，第一步走出家乡，就是湖南。对于太平军而言，打长沙是很重要的工作。打完长沙，打武汉，沿着长江东下，湖南忽然成为重要的战区，洞庭湖一带骚扰最多。曾国藩以一个在籍的、半退休的官员身份组织了一支当地的民兵。湘勇，本来是在正常的编制之外的，是地方上的乡团、民团之类的地方部队。曾国藩领着湘勇，军队不断扩张，一步步追着太平军到南京，终于平定了太平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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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军之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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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军之起很不容易，当时中央政府给它的帮助也很有限。绿菅，中央政府的常备军，几乎已没什么用了，一碰到太平军，就溃不成军。中央政府除了授权曾国藩自行筹划所需资源，也不能够具体提供财务上的支援。曾国藩之所以能够做到这样的大事，是有一些特定的条件的。先说他个人的条件：他是一个正统的儒家，对于朱熹一派的理学既有修养，又能身体力行。理学注意的是德行和学问一起成长，学问不是空谈，学问是要付诸实行的。实行有两个方面，一个是自己的品行，也就是砥砺道德、德性的部分。道问学与尊德性两者不可分隔，道问学方面是研究学问，尊德性是身体力行，实践儒家的道德。曾国藩在这方面是很严谨的，他常常反省自己的行为，一点也不敢放松。他的自我反省和朋友间的相互规劝，皆可见之书信和日记[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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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他也注重实学，即所谓经世之务。怎么样把国家经济、社会的问题找出来，并找出解决的办法，使国家人民都得到好处，这是儒家所谓的淑世的传统[2]。淑世的传统是一种入世的态度，为世间做事，贡献自己心力。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不只是自己做好人，也为世间创造好的社会和环境。曾国藩注重淑世之学，他在家乡时结交了一批朋友，相互讨论学问。有一批比他年轻的人算是他的学生，跟着他求学问，也互相砥砺品行、讲论世事。在这样的基础上，曾国藩可以说已经有了一批同志，这些人都有为国家做事的意愿，也有为社会服务的能力。湘军开始组成的时候，多半的军官并不是职业军官，而是跟着他一起读书的朋友与学生们。这些都是湖南地方的读书种子，意气相投，学问相切磋、品行相砥砺的一群朋友。这些人脱下儒衣，穿上短装，居然组织家乡的农夫，出头「保卫」家乡。湘军一路追着太平军的部队往外打，打出了湖南，又打进湖北，然后沿长江一直打进了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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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群从未带过兵的书生，带领一群从未当过兵的农夫，组织了一个部队。他们的组织比较弹性，每一个部队的人数都不太多，由各个将领征召乡亲子弟兵，同袍之间有呼应，将帅之间意气相投、相知甚深。曾国藩的参谋部在部队规模愈来愈大时，就成了幕府了。不但是湖南的人才，连别处的人才，和他有交情的人，都跟随他为他做参谋工作。维持这样一个不算小的部队是要花不少钱的，政府也没有很多钱给他。当时政府的财政也相当拮据，多半的钱都是由农田税收得来。清朝由康熙开始，就有所谓「盛世人丁永不加赋」的承诺，人头税均摊在地亩合计。清朝政府并不经常丈量，也就没有新税源。光靠农田税也是相当有限的。在人口增加、政府事务日渐繁忙的时候，税收却没有增加。历经康熙、乾隆两朝，许多公共建设及对外征伐（比如说乾隆的十大武功），都需要大笔的经费，等到太平天国起来的时候，政府的财力已经不够宽裕了。在这种情况之下，面临大规模的内乱，正常的官兵开销已经不少，哪有闲钱去管这些民兵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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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募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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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湘勇的经费要完全靠自己去筹募。曾国藩筹募的方向之中，有一个是收厘金。厘金是在各地的关卡，向过路的商贾抽取过关厘钱。政府抽取厘金也不是全无道理的，湘勇维持这条道路的安全，维持乡间的宁静，商贩付一些钱也不算过分，所以缴付厘金的商户也都没话说，缴得心甘情愿。湘军抽取厘金的地区恰好是华中、东南最富有的地区，商业活动也多。当时太平军作战的范围相当广泛，却并不真正能够有效控制占有的地区，太平军只是占领了若干线、若干点，并没有足够的能力去控制广大的「面」。湘军抽取厘金的关卡多半是在交通频繁的乡间交通要冲。曾国藩的湘军可以靠着厘金过口子，但是太平军并没有从这里得到很大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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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军另一个财源是靠捐献[3]。湘军进入一个新地方，有的是由太平军手上收复，有的是进入还未被太平军占领的防区，保护那里免受太平军进攻，当地的士绅就会经过商会募集资金，贡献给湘军，作为维持费。当湘军部队逐渐扩大，不仅在长江流域有一支部队，在浙江也有一支由左宗棠带领的部队，而后又有一支由李鸿章带领的淮军出现。这些湘军、淮军的系统，大都是仰仗地方的捐献，通常由当地的地方领袖组织商会，汇集这一笔一笔的款项。厘金与捐献都是过去清朝中央政府所没有开辟的财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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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大抵人才约有两种：高明者好顾体面，耻居人后；奖之以忠，则勉而为忠，许之以廉，则勉而为廉。若是者，当以吾前信之法行之；即薪水稍优，夸许稍过，冀有一二人才出乎其间，不妨略示假借。卑琐者，本无远志，但计锱铢；驭之以严则生惮，防之稍宽则日肆。若是者，当以来示之法行之，俾得循循于规矩之中。以官阶论：州县以上，类多自爱；佐杂以下，类多算细。以厘务论：大卡总局，必求自爱之士，宜用鄙信之说；小卡分局，不乏算细之员，宜用来信之说。（《曾国藩名言类钞·治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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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代下不矫激，不足以得美名；不要结，不足以得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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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以陶冶而成；不可眼孔甚高，动谓无人可用。 （《曾国藩名言类钞·治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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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高位之道，约有三端：一曰，不与，谓若于己毫无交涉也。二曰，不终，古人所谓日慎一日，而恐其不终；盖居高履危，而能善其终者，鲜矣！三曰，不胜，古人所谓「懔乎若朽索之驭六马」。栗栗危惧，若将陨于深渊，盖惟恐其不胜任也。「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胜其任也。方望溪言：「汉文帝之为君，时时有谦让，若不克居之意」；其有得于不胜之义者乎？孟子谓：「周公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继日」；其有得于惟恐不终之义者乎？（《曾国藩名言类钞·治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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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门之内，迭被殊恩，无功无德，忝窃至此，惭悚何极？惟当同心努力，仍就「拼命报国，侧身修行」八字上，切实做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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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大事者，以多选替手为第一义；满意之选不可得，姑节取其次，以待徐徐教育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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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利之天下，强陵弱之天下，此岂今日始哉？盖从古已然矣！从古帝王将相，无人不由自立自强做出；即为圣贤者，亦各有自立自强之道，故能独立不惧，确乎不拔。昔余在京，好与诸有大名大位者为仇，亦未始无挺然特立不畏强御之意。近来见得天地之道，刚柔互用，不可偏废；太柔则靡，太刚则折。刚，非暴虐之谓也，强矫而已；柔，非卑弱之谓也，谦退而已。趋事赴公，则当强矫；争名逐利，则当谦退。开创家业，则当强矫；守成安乐，则当谦退。出与人物应接，则当强矫；入与妻孥享受，则当谦退。若一面建功立业，外享大名；一面求田问舍，内图厚实。二者皆有盈满之象，全无谦退之意，则断不能久！（《曾国藩名言类钞·治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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仆寡昧不资，不自振厉，恒资辅车以自强；故生平于友谊，兢兢焉尝自虑执德不宏。量既隘而不足以来天下之善，故不敢执一律求之：虽偏长薄善，苟其有裨于吾，未尝不博取焉以自资益。其有以谠言诤论陈于前者，即不必有当于吾，未尝不深感其意，以为彼之所以爱我者，异于众人泛然相遇之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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