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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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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训练替手的观念，在李鸿章身上完全得到印证。一个能训练替手的人，就可以随时离开。曾国藩在太平军平定之后，就立刻解散自己的军队，不让自己成为拥有私人军队的将领，这样的胸襟怀抱后来的军阀没有一个能赶得上。而他回到中央政府后，以及在担任直隶总督时所做的事情，总是私下注意某一项事业由某人管，有一人能够接下去工作，事业就不会因为他的离开而终止。曾国藩在这一方面不贪图自己独占，使自己成为一个不可缺少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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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而言，李鸿章就不如他了。李鸿章也培育人才，比如说盛宣怀。不管盛宣怀人品如何，今天仍然有许多争议，但是盛宣怀是个能干的人。李鸿章训练盛宣怀作为他的接班人，使得许多洋务工作可以进一步地展开。从曾国藩、李鸿章到盛宣怀以下，中国一直有一群所谓技术官僚的存在。这枇人的人数越来越多，从当年办洋务，到抗战前的资源委员会，抗战期间的美援会，以及后来台湾地区由美援会改成的「经合会」、「农复会」、「经建会」一直到现在，都有这些技术官僚，也就是有事业知识的人在做事。中国的金融业、工业、交通业，基本上都是靠这一代又一代的人做出来的成绩。一代一代，人数越来越多，也越来越专业化。追溯源头，这些人才的根源都是从曾国藩要找替手的观念上发展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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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培育接班人想法的人，才不会恋栈，不会认为「非我不可」而一直做下去。不懂培训接班人的领袖，通常他的事业及身而止，也留下了一个不可收拾的残局，因为没有人晓得如何收拾，也没有人晓得如何继续。这实在是很不幸的现象。世上许多大企业往往犯了这个毛病，许多大企业的创业者没有替自己训练真正的接班人，有人训练自己的亲属或子孙，但是并不成功；也有人自负太深，只想部属互相牵制平衡，而不想让这些人接替自己的工作，到了最后企业垮了，只剩下旁人的惋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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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看组织 [:1703107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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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资源为国家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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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秦汉到明清，这一个长系列的王朝，我们以曾国藩做一个殿军，来说明一个名臣可以为国家做一些什么事情，他们留下了什么重要影响。曾国藩能掌握到前人没办法掌握的资源，能调动前人没办法调动的资源，他不但能看到资源之所在，更能利用这些资源去开拓新的事业，为中国开启了一个全新的视野。以企业界为例，曾国藩由本来生产的范围，转到一个完全不同的事业范围、完全不同的市场，利用完全不同的资源、完全不一样的结构，才造就一个很了不起的成绩。曾、李之辈，能够成此功业，也有一定的条件，因为那时中央衰弱，地方强大，他们才可以开展力量。同时，由于他们留下的基础，使中国的东南、华中与华南，具备了举足轻重的力量，革命才能够在这些地方发轫，而致成功，使得几千年的帝制王朝终于转变成为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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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这批人开创了一个完全崭新的局面，这局面以洋务为名，但事实上并不只是模仿西洋而已。这一运动的意义是在中央政府管不着的范围里，地方找到了自己可以用的力量；利用这一新的力量，构成了新的结构（新的军事组织、新的经济结构、新的权力结构），使得原本的王朝不得不被这新的结构代替。民国成立，事实上只是继承曾国藩和李鸿章他们留下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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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之君子之在势者， 辄曰天下无才， 彼自尸于高明之地， 不克以己之所向， 转移习俗，而陶铸一世之人， 而翻谢曰无才， 谓之不诬可乎？否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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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原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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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培育接班人想法的人，才不会恋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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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认为「非我不可」而一直做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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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懂培训接班人的领袖，通常他的事业及身而止，也留下了一个不可收拾的残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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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没有人晓得如何收拾，也没有人晓得如何继续。这实在是很不幸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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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曾）国藩在咸丰十一年七月复陈购买外洋船炮折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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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外洋船炮，为今日救时之第一要务。凡恃己之所有，夸人以所无者，世之常情也；忽于所习见，震于所罕见者，亦世之常情也。轮船之速，洋炮之远，在英法则夸其所独有，在中华则藤于所罕见，若能陆续购买，据为己物，在中华则见愤而不惊，在英法亦渐失其所恃，……购成之后，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制造，不过一二年，火轮船必为中外官民通行之物。（《曾国藩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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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看组织 结 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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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书是讨论中国历史上各个朝代，他们遇到什么样的问题，他们重要的领袖，尤其是宰相身份的领袖，如何为每个问题找到解决的方法！有的解决得很好，有的则不然。这本书也讲到个人品德的问题。早期的个例中有一些可以规劝皇帝的人，如魏徵，而晚期就看不到这种人物了。中国王朝的体制里，皇帝的独栽权越来越大，对于大权独揽的皇帝，谏官能尽到的功能就越来越小。在汉朝还有一些能够真正为国家规划长远计划的人物，像萧何、诸葛亮，后来也慢慢地少了。这是因为规模已经成型，许多制度已经确立，能够更动的地方就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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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王导之类的人物，他们的工作是致力于族群的融合，在中华民族形成的过程中，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民族，在宽宏大量的领袖领导之下，大家一步步走向融合。我们也讨论南北朝的领袖，王猛、李沖……他们帮助不同的文化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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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也看到唐朝的贤相陆贽、李泌，在王朝快要覆亡的时候，为国家寻找新的税收方式，调动新的力量；也在国家面临新的外来因素的情势之下，调动外援的力量，这些都是以前没有的，都是在中国一步步扩大成为东亚新的国际化社会的时候，才出现这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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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业提升到一个水平，中国的工商业逐渐开展的时候，政府才会有新的经济基础，才有新税源。宋、明两朝的宰相，比如说王安石和张居正，他们都想在现有的结构上，进行修正，翻陈出新，如何增加效率、如何调动新的资源、如何创造条件，引导更好的经济制度。可是他们的工作基本上都只是修改的性质而已，要等到清朝晚期的时候，才有像曾国藩这一批人所做的这么大规模的改变，使得中国有了崭新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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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到了我们今天看见的情况，这是一代又一代累积的历史，每一个朝代都有这些能够尽心尽力为国家想事情的人，他们为国家做了事、为人民做了事，为中国长远的发展做了推进的工作。每一时代，都有人尽心尽力将中国的历史方向，导向我们所见的各个阶段。文化与政治体系演变的大方向，有集体推动的力量，也有个人控制的部分，但这些重要的人物是以他们个人的能力、修养、操守，以及韧性，才能够一个接一个推动历史的变化。虽然中间隔了几百年之久，但是在关键的时候，这些人对中国发展的方向有一定的指引与推动的作用。这些人物都是在人类历史上可以刻下姓名的人物，我们对他们充满感激与佩服，我们永远纪念他们，他们也成为今天我们可以学习与效法的模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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