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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时的兵车，既不是今天的坦克，也不是罗马帝国的两轮一马式的“驰车”，而是四个轮子，用一匹马或两匹马、一头牛或两头牛拉的方形车。车上面站着两排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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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攻时千车启动，黄沙滚滚，势如排山倒海。防御时则成为一个营垒。这是兵车的优势。但是，一遇到胡人的骑兵部队，毛病就暴露出来。兵车笨重，运转困难。追击时像一群乌龟，心急如火，却无论如何追不上骑兵。还没追几步，敌人早已无影无踪。退却时也像一群乌龟，只有身陷重围，被动挨打的份。还有，兵车只适宜在平坦地方作战，地形稍微复杂一点，有个沟坎什么的，就全完蛋，更不用说翻山越岭。而骑兵呢，攻势迅猛，运转自如，速进速退，动静也轻，一般的小山小河不在话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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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步兵。众多步卒无力对付那奔驰迅猛、机动灵活的骑兵，无须论证。以人的两条腿，要想跑过马，那是妄想。因此，说到捕捉战机，长途奔袭，速战速决，只好甘拜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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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雍对此考虑了很久，颇想采纳胡人的骑射战术，进行军事改革。要想学习骑射，首先必须抛弃长袍，像胡人一样短装打扮。短装打扮不但骑射自如，就是在劳动与生活中也很方便。但是，中原各大国是看重礼仪的国家，服装乃礼仪的重要标志，能说改就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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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拐点：中国历朝改革变法实录 李鸿章怎样看服装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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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雍遇到的阻力有多大，今天的人也许难以想象。这里且先不说赵雍，只说比赵先生晚了约2000年之久的李鸿章。2000年可不短啊，想一想，跨越2000年，人们的观念应该发生多大的变化？至少对服装变化这样的事总可以接受了吧。可是，请你看看李鸿章对服装改革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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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5年11月，日本驻华公使森有礼来到保定，拜会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他们两人的谈话，有一段涉及日本明治维新期间服装改革的问题，颇为有趣。下面是这段谈话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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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对于贵国近来所举（指明治维新）很为赞赏，独对贵国改变服装，模仿欧风一事感到不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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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有礼：原因很简单，只需稍加解释。我国旧有的服制，正如阁下所见到的，宽阔爽快，极适于无事安逸之人，但对于多事勤劳之人则不完全适合，所以它能适应过去的情况，而对于今日时势之下，甚感不便。今改旧制为新式，对我国裨益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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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衣服旧制是体现对祖先遗志的追怀之一，其子孙应该珍重，万世保存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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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有礼：如果我国的祖先至今尚在的话，无疑也会做与我们同样的事情。距今1000年前，我们的祖先看到贵国的服装有优点就加以采用。不论何事，善于学习别国的长处是我国的好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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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贵国祖先采用我国服装是最贤明的，我国的服装织造方便，用贵国的原料即能制作。现今模仿欧服，要付出莫大的花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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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有礼：虽然如此，依我等观之，要比贵国的衣服精美而便利。像贵国头发长垂，鞋大且粗，不太适应我国人民。其他还有很多事不能适应。关于改穿欧服，对于不了解经济常识的人看来，是觉得费了一点。但勤劳是富裕之基，怠慢是贫枯之源。正如阁下所知，我国旧服宽大但不轻便，适应怠慢而不适应勤劳。然而我国不愿意怠慢致贫，而想勤劳致富，所以舍旧图新。现在所费，将来可期得到无限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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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话虽如此，阁下对贵国舍旧服仿欧俗，抛弃独立精神而受欧洲支配，难道一点不感到羞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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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有礼：毫无可耻之处，我们还以这些变革感到骄傲。这些变革完全是我国自己决定的。正如我国自古以来，对亚洲、美国和其他国家，只要发现其长处就要采之用于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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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我国绝不会进行这样的变革，只是军器、铁路、电信及其他器械是必要之物和西方最长之处，才不得不采之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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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有礼：凡是将来之事，谁也不能确定其好坏，正如贵国400年前（指清军入关之前的明朝），也该没有人喜欢现在（清朝马蹄袖等）这种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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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这是我国国内的变革，绝不是用欧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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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有礼：然而变革总是变革，特别是当贵国强迫做这种变革，引起贵国人民的忌嫌和反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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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维新的再探讨》，14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12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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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场唇枪舌箭的论争说明了什么呢？从李鸿章谈话可以看出，当国权臣对服装改革至为反感，甚至有不共戴天之势。2000年之后的人竟然对服装变化还抱持如此僵化的态度，就可以想象赵雍当时面临的困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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