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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莽居摄三年(8)十一月,一个叫哀章的人向朝廷进献了分别放在两个铜盒里的“天帝”和“赤帝”降下的“符命”,“符命”的内容是王莽该当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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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这个时候,王莽终于顾不得王政君的劝阻,在这个月即位当了真皇帝,改国号为“新”。王莽废掉刘婴的皇太子名号,封他为定安公,赐给他一块方圆百里的地方,把汉朝的宗庙放在那里。西汉214年历史就此画上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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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研究者说,王莽其实是那个时代的民选皇帝,此话有理。王莽当皇帝之后,当时的学界领袖杨雄写了一篇《剧秦美新》献给王莽,说王莽“配五帝、冠三王”,“奉若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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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学者认为,这些“祥瑞”不过是王莽自导自演的“劝进”丑剧罢了,益发暴露出王莽的“篡位”野心,诸多东汉学者就说这是王莽命令地方官搞的阴谋。其实,就当时形势来看,更大的可能是各地臣民主动所为。这里既有拍马屁成分,又有进献者获益的盘算,也有真心的期盼。不妨说,王莽正是利用了弥漫全社会的真心期盼。这种期盼是哪里来的呢?是长期以来王莽的所作所为激发的社会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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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上,一些宗教创始者或改革者,大都有一个伟岸的人格。信仰他们的人,为他们的人格所折服,常常把他们的弱点忽略了,遗忘了。比如一些人看见大海汪洋的气魄,就情不自禁赞美起来。在那个时刻,他们没有想到海里什么肮脏的东西都有,这海水也不能饮用。在西汉末年那种颓废沉闷马上要完蛋的时候,看看大海还是十分必要的心理调适。臣民们会被大海的宏阔壮观所荡击,从而产生出一种期盼。这种期盼如能实现,那些沉闷自然就会被荡到乌有之乡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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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王莽的作为和臣民期盼之间的互动。所以邓广铭说,王莽是顺应历史要求掌握政权并制订改革方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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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拐点:中国历朝改革变法实录 两项重大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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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提到,贵族豪强大肆兼并土地不独中国为然,古罗马亦如此。马克思曾说,共和时代的罗马,“国内史可以明显地归结为小土地所有制同大土地所有制的斗争”。贵族和富人大肆侵占土地,导致小农破产和大量流民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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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族出身的改革家提比留·格拉古说:“栖身在意大利的野兽还有他们的洞窟和巢穴,可是为意大利而战斗献身的人们,除了空气和阳光之外一无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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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王莽稍早些,公元前133年,提比留·格拉古当选为罗马保民官,提出了限制占地的改革法案,规定罗马公民每家占有土地不得超过1000尤格(一尤格相当于三亩多),超过的一律收归国有,按30尤格一份,分给穷人,可以世袭,但不准买卖。这当然遭到贵族反对,然而在公民大会的表决中,土地法案获多数票通过。当年夏天,在选举下一届保民官时,元老院贵族造谣说提比留·格拉古想当僭主(通过不正当手段篡夺罗马国王王位),煽动一伙人袭击改革者,将提比留·格拉古用棍棒打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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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改革并未中止,提比留·格拉古的弟弟盖约·格拉古在公元前123年和122年连续当选保民官,他恢复了其兄的土地法,又提议在北非迦太基设殖民地,动员罗马公民移民到那里,每人分配200尤格土地。公元前122年,盖约竞选下一年保民官落选。公元前121年,贵族势力再次挑起武装冲突,盖约被迫自杀,改革失败。但盖约的改革方案有些内容得到保留。在格拉古兄弟前赴后继的改革冒险中,罗马共有8万公民获得了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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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莽的改革比格拉古兄弟要激进。他的理由很充分,他说:汉朝减租,三十税一(三十取一)。豪强侵占土地租给农民种,却要收百分之五十的租。朝廷对有田人三十取一,有田人对租田人十分取五,太不像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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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始建国元年(9),王莽一纸令下,把全国土地改称“王田”,废除土地私有制,实行土地国有化,私人不准买卖土地。如果一家男子不满8人,田超过900亩,应把多余的田分给本族或者邻居的无田人。原来没有田的人,按男口每人给田100亩。私自买卖王田治罪。这个措施,是王莽搞“社会主义”的主要依据之一。其实,就当时情况来看,这是很难行得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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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人百亩以及8人不超过900亩一类的标准是哪里来的呢?来源于《周礼》所说的井田制。王莽的智囊班子是一帮儒学专家,一天忙到晚。他们从各种古代典籍里找出路,觉得“井田制”最理想。王莽正是按照《周礼》记载,试图把全国土地重新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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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礼》等著作中关于井田制的说法又是哪里来的呢?都来源于孟子所说的一段话。《孟子·滕文公》说:“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这是说,一块极其广袤的平地,按“井”字的样式,划为9块,每块100亩。四周8块分属8家私有,“井”字中心那100亩则是公家的田。8家人先在公家那100亩地里忙活,完了之后才到自家100亩地里干活。《周礼》、《韩诗外传》等著作就根据孟子这段话,对井田制大加发挥,说得更为详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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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说得若有其事,但朱熹就对井田制是否存在过提出怀疑。他说,周代陕西一带,哪来的几千里平地?很多地方都在山谷之间,又很多小溪沟,怎么安置井田呢?(《朱子语类》卷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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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在给廖仲恺的一封信中也说:“井田的均产制,乃是战国时代的乌托邦。战国以前,从来没有人提及古代的井田制。”“孟子实在不知道周代的制度是什么,不过从一句诗里推想到井田制。”如果孟子时代实行井田制,那么滕文公就不必向孟子请教井田制。如果周代实行井田制,那么战国离周代并不太久,一种制度的废止,绝不是突然的,尤其是实行了许多时候的田地制度,总会有遗迹,何至于到《诗经》里去找一句诗来说事呢?再说,王莽时代的耕地,也根本不够全国这样分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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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杨说,王莽准确地诊断出社会疾病,认为只要吃下儒书上的古药就可痊愈,他的方法有问题,脚步向前走而眼睛向后看,一定要跌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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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晖说,王莽的“社会主义”可称之为“井田制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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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话都道中了王莽改革的要害。王莽倒是应了黑格尔《历史哲学》中论述中国历史的一句话:中国人的“全部行政却以国中许多古训为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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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如此激进而且大面积剥夺利益的措施,马上就把一些拥戴者驱赶到了反对者的立场上。到王莽当政晚期,南阳豪强樊重以及阴子方家中都有几千亩地,谁也没有分掉,证明土地国有化贯彻起来非常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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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王莽对残余奴隶制的改革。古希腊的梭伦在公元前6世纪进行改革,禁止买卖奴隶,并下令由国家出钱赎回被卖到国外的奴隶,取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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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法》也明令禁止虐待奴隶,并规定了给奴隶自由权的程序,分为“主人解放”(由奴隶的主人宣布解放)和“法定解放”(根据相关法律解放奴隶)两种,促进了罗马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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