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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莽居摄三年（8）十一月，一个叫哀章的人向朝廷进献了分别放在两个铜盒里的“天帝”和“赤帝”降下的“符命”，“符命”的内容是王莽该当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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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这个时候，王莽终于顾不得王政君的劝阻，在这个月即位当了真皇帝，改国号为“新”。王莽废掉刘婴的皇太子名号，封他为定安公，赐给他一块方圆百里的地方，把汉朝的宗庙放在那里。西汉214年历史就此画上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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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研究者说，王莽其实是那个时代的民选皇帝，此话有理。王莽当皇帝之后，当时的学界领袖杨雄写了一篇《剧秦美新》献给王莽，说王莽“配五帝、冠三王”，“奉若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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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学者认为，这些“祥瑞”不过是王莽自导自演的“劝进”丑剧罢了，益发暴露出王莽的“篡位”野心，诸多东汉学者就说这是王莽命令地方官搞的阴谋。其实，就当时形势来看，更大的可能是各地臣民主动所为。这里既有拍马屁成分，又有进献者获益的盘算，也有真心的期盼。不妨说，王莽正是利用了弥漫全社会的真心期盼。这种期盼是哪里来的呢？是长期以来王莽的所作所为激发的社会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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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上，一些宗教创始者或改革者，大都有一个伟岸的人格。信仰他们的人，为他们的人格所折服，常常把他们的弱点忽略了，遗忘了。比如一些人看见大海汪洋的气魄，就情不自禁赞美起来。在那个时刻，他们没有想到海里什么肮脏的东西都有，这海水也不能饮用。在西汉末年那种颓废沉闷马上要完蛋的时候，看看大海还是十分必要的心理调适。臣民们会被大海的宏阔壮观所荡击，从而产生出一种期盼。这种期盼如能实现，那些沉闷自然就会被荡到乌有之乡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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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王莽的作为和臣民期盼之间的互动。所以邓广铭说，王莽是顺应历史要求掌握政权并制订改革方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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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拐点：中国历朝改革变法实录 两项重大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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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提到，贵族豪强大肆兼并土地不独中国为然，古罗马亦如此。马克思曾说，共和时代的罗马，“国内史可以明显地归结为小土地所有制同大土地所有制的斗争”。贵族和富人大肆侵占土地，导致小农破产和大量流民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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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族出身的改革家提比留·格拉古说：“栖身在意大利的野兽还有他们的洞窟和巢穴，可是为意大利而战斗献身的人们，除了空气和阳光之外一无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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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王莽稍早些，公元前133年，提比留·格拉古当选为罗马保民官，提出了限制占地的改革法案，规定罗马公民每家占有土地不得超过1000尤格（一尤格相当于三亩多），超过的一律收归国有，按30尤格一份，分给穷人，可以世袭，但不准买卖。这当然遭到贵族反对，然而在公民大会的表决中，土地法案获多数票通过。当年夏天，在选举下一届保民官时，元老院贵族造谣说提比留·格拉古想当僭主（通过不正当手段篡夺罗马国王王位），煽动一伙人袭击改革者，将提比留·格拉古用棍棒打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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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改革并未中止，提比留·格拉古的弟弟盖约·格拉古在公元前123年和122年连续当选保民官，他恢复了其兄的土地法，又提议在北非迦太基设殖民地，动员罗马公民移民到那里，每人分配200尤格土地。公元前122年，盖约竞选下一年保民官落选。公元前121年，贵族势力再次挑起武装冲突，盖约被迫自杀，改革失败。但盖约的改革方案有些内容得到保留。在格拉古兄弟前赴后继的改革冒险中，罗马共有8万公民获得了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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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莽的改革比格拉古兄弟要激进。他的理由很充分，他说：汉朝减租，三十税一（三十取一）。豪强侵占土地租给农民种，却要收百分之五十的租。朝廷对有田人三十取一，有田人对租田人十分取五，太不像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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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始建国元年（9），王莽一纸令下，把全国土地改称“王田”，废除土地私有制，实行土地国有化，私人不准买卖土地。如果一家男子不满8人，田超过900亩，应把多余的田分给本族或者邻居的无田人。原来没有田的人，按男口每人给田100亩。私自买卖王田治罪。这个措施，是王莽搞“社会主义”的主要依据之一。其实，就当时情况来看，这是很难行得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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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人百亩以及8人不超过900亩一类的标准是哪里来的呢？来源于《周礼》所说的井田制。王莽的智囊班子是一帮儒学专家，一天忙到晚。他们从各种古代典籍里找出路，觉得“井田制”最理想。王莽正是按照《周礼》记载，试图把全国土地重新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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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礼》等著作中关于井田制的说法又是哪里来的呢？都来源于孟子所说的一段话。《孟子·滕文公》说：“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这是说，一块极其广袤的平地，按“井”字的样式，划为9块，每块100亩。四周8块分属8家私有，“井”字中心那100亩则是公家的田。8家人先在公家那100亩地里忙活，完了之后才到自家100亩地里干活。《周礼》、《韩诗外传》等著作就根据孟子这段话，对井田制大加发挥，说得更为详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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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说得若有其事，但朱熹就对井田制是否存在过提出怀疑。他说，周代陕西一带，哪来的几千里平地？很多地方都在山谷之间，又很多小溪沟，怎么安置井田呢？（《朱子语类》卷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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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在给廖仲恺的一封信中也说：“井田的均产制，乃是战国时代的乌托邦。战国以前，从来没有人提及古代的井田制。”“孟子实在不知道周代的制度是什么，不过从一句诗里推想到井田制。”如果孟子时代实行井田制，那么滕文公就不必向孟子请教井田制。如果周代实行井田制，那么战国离周代并不太久，一种制度的废止，绝不是突然的，尤其是实行了许多时候的田地制度，总会有遗迹，何至于到《诗经》里去找一句诗来说事呢？再说，王莽时代的耕地，也根本不够全国这样分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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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杨说，王莽准确地诊断出社会疾病，认为只要吃下儒书上的古药就可痊愈，他的方法有问题，脚步向前走而眼睛向后看，一定要跌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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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晖说，王莽的“社会主义”可称之为“井田制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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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话都道中了王莽改革的要害。王莽倒是应了黑格尔《历史哲学》中论述中国历史的一句话：中国人的“全部行政却以国中许多古训为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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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如此激进而且大面积剥夺利益的措施，马上就把一些拥戴者驱赶到了反对者的立场上。到王莽当政晚期，南阳豪强樊重以及阴子方家中都有几千亩地，谁也没有分掉，证明土地国有化贯彻起来非常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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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王莽对残余奴隶制的改革。古希腊的梭伦在公元前6世纪进行改革，禁止买卖奴隶，并下令由国家出钱赎回被卖到国外的奴隶，取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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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法》也明令禁止虐待奴隶，并规定了给奴隶自由权的程序，分为“主人解放”（由奴隶的主人宣布解放）和“法定解放”（根据相关法律解放奴隶）两种，促进了罗马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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