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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他的措施适应市场需求，唐朝盐税从第五琦时期的60万贯急剧上升到600多万贯，税收增加10倍，超过唐朝所有税收的一半。漕运经费、宫廷费用、军费、官员工资，都仰仗盐利所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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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晏创设的食盐间接专卖制，为以后各个朝代采用。从五代到宋，直至明清，虽有部分变动，但实质上一直是这个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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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拐点：中国历朝改革变法实录 市场之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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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晏在各地都设立了巡院，作为经济信息基地，并以高报酬招募大批善于奔走的信息员（当时叫“疾足”或“驶足”），传递经济信息。为此，还在巡院和京师之间设立了专门的驿站，负责接应信息员。此前，邮递由富人把持，送信算服徭役。穷人在服徭役期间送信，邮递效率很低。由巡院、驿站以及专业疾足送信，是刘晏对唐中期通信制度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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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生产态势、物资余缺、物价变化、气候异常、市场心理等等信息，都要通过疾足上报，以便采取措施，调剂余缺。刘晏据此发布命令，再由疾足传回各地执行，以保持供求平衡，物价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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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交通不便，不少地方和京城距离遥远，再“疾”的“足”，往返也要十天半个月。遇到粮食收获季节或灾害突然发生，政府买进卖出机不可失，怎么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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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晏自有奇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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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责成交通方便的产粮州县，统计出最近几十年粮食的收购价格和收购数量的历史数据。然后，把收购价格按从高到低的顺序排为5等，把收购数量按从多到少的顺序也排为5等，这样产生了两排数字。这些数字上报议定之后，就作为各地政府收购粮食的依据，以便及时收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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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做法是，价格最贵的一等价格的粮食（高价），按收购量最少的第五等数量收购（少收）；反之，价格最低的第五等价格的粮食（低价），按收购量最多的第一等数量收购（多收）。第二等价格按第四等数量收购，第三等价格按第三等数量收购，第四等价格按第二等数量收购。收购要抢时机，不必等候批示。这样一来，在那些粮价低贱的地区，就能够把粮食尽量多收购到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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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实际上是一种数学模型在经济上的应用，有如后来华罗庚运用数学模型创立的“优选法”、“统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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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在经验基础上产生的解决问题的方案，不但简洁明了，避免了繁复不清的讨论，而且符合地方实际，也有利于政府以最小的成本平抑物价，调控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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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晏要求各地把收购数量逐日上报，由他汇总之后，按“避贵就贱、取近舍远”的原则调节安排。如果收购量不足，就让价低路近的地区增加收购。如已够数，就命令价高路远的地区停止收购。这样做，既掌握了市场规律，也能有效地保持物价（主要是粮价）稳定。在刘晏主持下，当时农产品市场大体实现了“天下无甚贵贱而物常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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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刘晏及时地掌握市场信息和各地气候情况，所以他常常能走在市场大波动和大灾害的前面，事先就采取了预警和救助措施，布置到位，使灾难降低到最低限度，因此被当时人尊称为“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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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拐点：中国历朝改革变法实录 唐代中叶的格林斯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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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沉迷于自己专业的天才人物，在冥思苦想中容易出现某种奇迹，刘晏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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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自称每时每刻都看到地上流着钱。他的责任，就是把这些钱引导到应有的归属方向，产生效益，利民利国。每当骑马上朝，他都利用路上空闲，用马鞭子指指画画进行筹算。天刚亮就开始办公，到深夜才停下来，放假也从不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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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晏讲求效率，不管是紧急的问题还是不那么迫切的问题，都是当天处理完毕，绝不拖延积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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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晏慧眼识才，他提拔重用的大批人才如戴叔伦（唐代著名诗人）、包佶、陈谏等人，在经济上都能独当一面，颇有建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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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唐书·刘晏传》说：“晏没后二十余年，韩洄、元秀、裴腆、包佶、卢徵、李衡，继掌财赋，皆晏故吏。其部吏居数千里之外，奉教令如在目前。”其中，陈谏机警聪敏，过目不忘，后来成为顺宗时“二王八司马”改革集团的重要成员。陈谏撰文推崇刘晏是管仲再现，称赞刘晏在极为混乱的局面下，细心研究每州每县经济状况，每当一个地方的灾情刚露苗头，就详细测算。结果，老百姓还没到最困难的境地，政府救灾措施已经下来了。刘晏的办法叫“常平法”，即丰年大量收购粮食，灾年以贱价在灾区出售。同时大量收购灾区杂货，再把杂货运到收成好的地方营销，而不是单纯采用无偿救济手段。这样，政府和民间都得好处，唐朝的经济复苏并发展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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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史大乱，货币紧缺，金融一塌糊涂，京师几乎“人人铸钱”，恶币充斥，国家财政破产。刘晏掌管货币铸造发行权之后，允许江南人以物购物，然后把这些物品置换为铜，在当地监督铸钱。铸出来的钱成色非常好，大量运往长安及重要城市，增加了货币供应，币值稳定，物价下跌，良币驱除了恶币，刹住了民间私铸钱币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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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晏的同代人陆羽写了《茶经》，但促进种茶业发展的却是刘晏。茶有丰厚利润，刘晏当政时却始终没有收税，除了少数官营茶场之外，大量民产茶仍采取间接专卖方法，搞活流通，刺激了茶叶生产积极性。刘晏死后，一些恶吏开始征收茶税并不断增税，不仅摧残了种茶业，而且逼得走投无路的茶农起来造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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