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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炎的确是罗织构陷，报复心强，有小人的品性，他的道德规范是有问题的。但是他要杀一个四朝元老、总理级大臣和指挥国家经济运行的台柱子，岂能私下个人说了算？在这个案子中，最大的责任人是德宗，最后赐死刘晏的命令就是德宗下发的诏书。德宗一时起杀机干掉刘晏，紧接着又杀杨炎，为什么？他是以此向天下做个交代，平息众怒。两次杀掉大臣，理由都不充足。中国历史上两个天才的宰相理财家，就这样草草死于非命，岂不是我们民族的悲剧？应该说，德宗才是罪孽更大的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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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宗杀刘晏和杨炎，都是根据传说和虚报，这两个传说和虚报，恰好击中了德宗的痛点。这说明杨炎和卢祀这两人，有着敏锐的感知能力和精细的揣摩术，平地起惊雷，一发必中。同时也说明，心胸狭隘的德宗对于自己皇位的稳固性，有着超乎一般人想象的敏感。唐代安史之乱中，争夺统治权之战异常残酷，德宗的过敏，也是时代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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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最高领导人产生机制的缺陷，导致了君臣两方面的人格变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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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雨说，在中国历史上，政治上的小人实在不是自然生成的，而是体制的产物。正是专制的皇权，源源不绝地大批制造着小人，连皇帝本人也概莫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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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这只大手，正是这样捉弄着人们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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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拐点：中国历朝改革变法实录 “二王八司马”的146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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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拐点：中国历朝改革变法实录 毛泽东关注“二王八司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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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中期以王叔文、王为首的永贞革新，或称“二王八司马”事件，是一次彗星般耀眼而短促的改革。由于两位旷世文豪刘禹锡和柳宗元深深卷入，使这次改革更加令人瞩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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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极为赞赏“二王八司马”中的柳宗元。毛泽东曾把郭沫若和柳宗元相比，认为郭沫若远不及柳宗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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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春明著的《“文化大革命”史稿》说，1973年5月，毛泽东读了郭沫若著的《十批判书》之后做了一首诗：“郭老从柳退，不及柳宗元。名曰共产党，崇拜孔二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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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再做一首《读〈封建论〉呈郭老》：“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虽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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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这两首诗是什么意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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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厚是柳宗元的字。《封建论》是柳宗元写的一篇重要文章，该文分析了中国古代封建制（家族成员分封为王，统治各地）和郡县制（中央派出官员管辖各个地区）的利弊得失，认为秦始皇统一全国之后，打破周代的封建制，实施郡县制，是很大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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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的《十批判书》，则猛烈鞭挞秦始皇焚书坑儒，对秦实施郡县制评价也不高。另外，这本书还赞扬孔子进步，“代表人民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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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对郭沫若的观点很不以为然。毛泽东认为，秦始皇（祖龙）虽然死了，郡县制等规制却留了下来，焚书坑儒也需重新评价。孔子仰慕周代，是开历史倒车。毛泽东劝郭沫若不要从柳宗元的立场倒退，跟着孔子颂扬实行封建制的周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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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随后展开的“批林批孔”运动中，郭沫若为此大吃苦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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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柳宗元的《封建论》也抨击了秦始皇强迫民众服苦役的暴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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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毛泽东对柳宗元情有独钟，1971年特别批准章士钊研究柳宗元的巨著《柳文指要》出版。“文化大革命”中，除了《毛泽东选集》等少数著作外，出书审查极严。据章士钊女儿章含之《十年风雨情》一文回忆，《柳文指要》“在成书过程中，毛主席逐字逐句作了校阅修正”。《柳文指要》长达100万字，毛泽东完成此项繁难的阅校，殊为不易，这与毛泽东对柳宗元的高度关切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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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倾心柳宗元，自然对柳宗元积极参与的重大事件——永贞革新十分关心。毛泽东对“二王八司马”是同情和支持的。由此，“二王八司马”的另一重要人物刘禹锡在“文革”中也走了红，被列为“历史上著名的法家人物”，各种版本的刘禹锡诗文集纷纷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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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早在“文化大革命”之前，毛泽东与他的秘书田家英就多次谈论过“二王八司马”事件。流风所及，“文化大革命”中江青在天津作“评法批儒”报告时，也大谈“二王八司马”事件。不过，江青欠缺历史知识，错把“二王八司马”的对立面韩愈也算在“八司马”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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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林批孔”和“评法批儒”，是一场非正常的运动。毛泽东发起这个运动，有他的复杂的政治意图。柳宗元和刘禹锡被抬出来为运动服务，也并非这两位先贤的意愿，这些都不在本文议论范围。此处引证这段历史，不过是为了说明毛泽东对一般人感觉冷僻的“二王八司马”事件，投入了长期关注，从中也可以看出这个事件在历史上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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