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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击接踵而来。这个时候，另一位元老宰相贾耽因与王叔文、韦执谊政见不合，称病撂挑子回家了。革新集团日益孤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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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危之际，改革派内部出现裂痕。有个叫羊士谔的人指责革新运动，王叔文要杀他，韦执谊以为不可，王叔文气得不得了。其实韦执谊的用意，是为了缓解改革者与众多朝官的紧张。韦执谊派人向王叔文解释说：“我并不是违背约定，只是多方设法成就老兄的事情罢了。”但王叔文不能容忍，甚至想杀掉韦执谊。王、韦交恶，决策中心和执行系统脱节，也给宦官提供了可资利用的缝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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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际，韦执谊的老丈人杜黄裳倒是出了个主意，让韦执宜率百官主动请太子监国。细一想，杜黄裳可谓老谋深算。但是韦执谊不但拒绝了这个提议，还把老丈人训了一通。其实，韦执谊失算了，如果这样做，可能还有机会在李纯那里多少争取一点空间，至少日后反攻倒算也不会过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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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韦皋奏请顺宗让位的同时，王叔文母亲病危。按规矩，他要离职照顾母亲尽孝。王叔文感到大事不妙。他临行之前，开了个豪华宴会，请诸位学士、李忠言，以及仇家俱文珍、刘光琦等共饮，企图缓和关系，但话不投机，宴会不欢而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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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二十日，王叔文因母亲去世被迫离职守丧，决策指挥中心事实上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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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慌了，走马灯似的到宦官那里说情，谋求让王叔文回来复职，当然吃了闭门羹。王大为恐惧，急火攻心，一时竟中风躺倒，失去了活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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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拐点：中国历朝改革变法实录 宦官的清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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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二十八日，顺宗在宦官及藩镇持续压迫下，被迫同意太子监国。二十九日，把军国政事全部交给太子处理。八月四日，顺宗下诏禅让，宣布将这一年改年号为永贞，自称太上皇，决定九日太子正式登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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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李纯正式即位还差3天，宦官就急得不行了，开始清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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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六日，诏书下，贬王叔文为渝州（重庆）司户（辅佐官员）。王贬为开州（四川开县）司马（辅佐官员）。这一天，顺宗还是名义上的皇帝，顺宗怎么能下诏书痛贬王叔文和王呢？这说明顺宗已完全被宦官掌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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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本来就中风了，在万念俱灰中，挣扎着到贬所，没几天就病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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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九日，27岁的李纯即位，是为唐宪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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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贬韦执谊为崖州（广东琼山）司马，韩泰为虔州（江西赣州）司马，韩晔为饶州（江西波阳）司马，柳宗元为永州（湖南永州）司马，刘禹锡为朗州（湖南常德）司马，陈谏为台州（浙江临海）司马，凌准为连州（广东连县）司马，程异为郴州（湖南郴州）司马，是为“八司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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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宪宗在九月份曾颁布一个诏书，除韦执谊暂时未动之外，刘禹锡、柳宗元等人被贬到外地任刺史。但朝官们都说贬得太轻，于是加重处分，到十一月，刘、柳等人再加上韦执谊共8人都贬为司马，再降一级。韦执谊为什么比二王贬得晚呢？一是朝廷知道他平常与王叔文意见不合，二是他的岳父杜黄裳深受宪宗赏识担任了宰相，因此处理稍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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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改革派的陆质先已病死，李景俭守丧在家，吕温出使吐蕃未回，逃过一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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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和元年（806）正月十九日，顺宗李诵去世，终年46岁。他实际只当了6个多月皇帝。这一年，宪宗下诏命令54岁的王叔文自杀。永贞革新彻底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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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顺宗的死因，众说纷纭。当时一位作家李谅写了一篇传奇《辛公平上仙》，影射皇帝被宦官杀害，还描写了细节。顺宗死时，李谅就在京师，他的文章给这一历史事件留下了一种较为可信的解读。刘禹锡的《子刘子自传》和柳宗元的《寄许京兆孟容书》等文章，也暗示顺宗生命终结于宦官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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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拐点：中国历朝改革变法实录 韩愈的刻薄和白居易的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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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芜为《韩愈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作序说：“通观韩愈这个人，尽管是博学高才的大文学家，但是气质上有一个最大的缺点，就是躁急偏狭，无容人之度。他在仕途上，又特别热衷利禄，无恬退之心。他的诗篇当中，经常贬低朋友，好为人师，攘斥异端，自居正学，就是偏狭的表现。他在诗中，一再公开地以富贵利禄教子，在儿子面前吹嘘自己的交游如何光显，就是热衷的表现。二者结合起来，更是利禄情深，恩仇念重，互为因果，愈扇愈烈。谁妨害了他的功名富贵，谁不尊敬他的学问文章，他对谁就会恨之入骨，永世不忘。这样的人的精神状态中，自然容易充满了怨毒之气，怨毒之极又自然通于杀气。贞元十九年（803），韩愈因建言被贬斥，这一段经历在他的诗中再三再四地说起，对于政敌王叔文集团，包括对老朋友柳宗元、刘禹锡，真是悻悻之状如见，切齿之声可闻。待到王叔文失败，包括柳宗元、刘禹锡在内的八司马一时窜逐，韩愈这时便写出了幸灾乐祸、投井下石的《永贞行》……竟然把谋反罪名硬加到王叔文身上，用心太可怕了……他的作品中流露出来的气质和精神状态上的庸俗性，总带有独断和专制主义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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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芜的意见，是有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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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比刘禹锡、柳宗元早一年中进士，又自恃才高，到顺宗即位展开改革时，他因上书遭贬，仅官江陵府（湖北江陵）法曹参军（地方政府属员），而刘禹锡、柳宗元等新进却成为中央政府中叱咤风云、炙手可热的明星。以韩愈的心性，对刘、柳等人怀有强烈的嫉妒心理，是理所当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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