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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是每年秋收后各地必须督导州县开河渠、修堤坝，搞农田水利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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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是招募5万民兵，三季务农，冬天训练，有事时打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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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是裁并州县，减少政府设置，减少干部数量，减轻农民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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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是过去皇帝在祭祀或过节时表态要减少农民税费，事后就忘了。这种情况要改。朝廷有大赦、减免税费等恩惠，一定要督促检查，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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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是朝廷要十分重视法令，克服朝令夕改、前后矛盾、令而不行的顽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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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宗接到范仲淹的报告，极为高兴。经研究，除第七条军事建议之外，其余九条，补充细则，陆续下诏，全国执行。时人称为“新政”，即后来所说“庆历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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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条的重点，是干部制度改革，属于政治体制改革范畴，是非常棘手的烫山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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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拐点：中国历朝改革变法实录 跑官买官的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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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冗官太多，历史有名。当官的路子五花八门。科举考试当然最正宗，除此之外，还有“门荫”、“纳粟”等途径。人人谋官，千军万马挤独木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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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宋代科举取士名额出奇的多。就取士人数来看，是唐代的5倍，是元代的30倍，是明代的4倍，是清代的3.4倍，可谓空前绝后。官员数量当然大大增加。但是，科举出身还算公正合理，更多的问题出在“门荫”制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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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荫”又称“恩荫”、“荫补”，就是俗话说的“大树底下好乘凉”、“朝中有人好做官”。皇帝宗室子弟以及皇帝的老婆系统封王封官，是历朝通例，且不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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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宗时期的特色，是中高级干部子女和亲属世袭当官愈演愈烈。汉朝唐朝当官也有世袭，但只能子孙世袭。北宋开国以来，渐渐扩大世袭范围，中高级干部的子孙、亲戚、随从甚至门人，都可以不经考试推荐当官。每逢重大庆典、祭祀等时刻，为显示皇恩浩荡，皇帝会当场大批量批准干部子女或亲属、门人当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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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自然是跑官的好时机，谁也不会放过，老早就找路子把自己的子女、亲属名单递上去，在皇帝那里排个位子。由于跑官的人太多要搞平衡，皇帝也没有办法，只好多多益善。比如每隔3年一次的郊外祭祀，仪式结束的时候，往往一次批准上千干部子弟当官，这还算是少的。有的干部子孙还是吃奶的孩子，也封了官。官员们发牢骚说，这么多人不考试就当官，干脆就别考进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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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在《答手诏条陈十事》中说：一个担任翰林学士职务以上的官员，任职过了20年的，一家兄弟子孙出任京官的达20人之多，仍不满足，还要奏请亲属再任京官，实在是滥竽充数到极点了。据统计，北宋时期，每年靠“门荫”当官的人数，远远超过了通过科举考试当官的人数，可称为“门荫”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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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还有“纳粟”，即买官。政府扩充军备、疏浚河流乃至赈济救灾，富人出来交钱交粮，可以封个一官半职，慢慢成了制度，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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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因素叠加起来，自然冗官太多，素质下降。时任谏官的欧阳修在湖北钟祥调研时发现，当地第一把手王昌运又老又病，连走路都走不了，要两个人搀扶着办公。3年下来，州政荒芜衰败。替换他的刘依，也已经70多岁，耳聋眼花，连当朝宰相（总理）的名字都不知道。欧阳修给仁宗写报告说：陛下想一想，这样的干部，能够治理好地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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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拐点：中国历朝改革变法实录 一家哭还是万家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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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对此深恶痛绝，他认为最关键的，首先是削弱“门荫”集团。在递交《答手诏陈十事》之后，他又主持起草《任子诏》等重要文件下发，限制干部子弟世袭当官。比如在皇帝生日、南郊祭祀等特殊时段，不再实行集中“荫补”。长子以外的子孙必须年满15岁，子侄年满20岁，才有“荫补”资格，而取得“荫补”资格之后，必须通过礼部考试，合格才能为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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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制度创新，激励了干部子弟的学习精神和奋斗精神，为北宋官场输入了活力。但是，断了官路的人岂肯善罢甘休？由一些已退未退的大官僚带头，不断向仁宗恳求恢复旧制，用各种理由向仁宗施加压力，仁宗心里着实添了不少烦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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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还打击了“门荫”的变种。一些大太监仗着大内威势，违反规定，私自占据首都一些地区和很多肥缺单位的一把手位子，颐指气使，而且十几年不让位。范仲淹、富弼和韩琦商量改革，第一步是把这些地区领导人的任期定为3年，不得私自请求连任，任期超过3年的，请皇帝下诏罢免，另择合格官员担任。这一来，深得京师人心，可得罪了大太监。这些宦官夜里做梦都在咒骂范、富、韩三人，并且在仁宗耳边吹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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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范仲淹派王鼎、杨、王绰三个能干的官员明察暗访各级各地官员，发现和提拔有才干的官员，处分庸吏贪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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