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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对情况作出全面分析之后，指出此事“于边事大有关系”，主张抓住机会，从大局出发妥善处理。他在高拱支持下，主张受降。他指示王崇古说：“此事关系至重，制虏之机，实在于此”，要求王崇古谨慎处理，严加保护，并授予把汉那吉一个指挥使（中级军官）的官职，赏大红丝织服装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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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说，如果俺答索要孙子并表示不再进犯，那就可以结盟，封爵朝贡。如果俺答今后背盟，再兴问罪之师，正义在我，胜算良多。如果俺答一时没有遣送赵全，也可以将把汉那吉送归，以示怀柔。俺答如果没有真正和解的诚意，即使交还赵全，也还会再犯。所以问题的症结不在于是否交换人质，而在于俺答有没有和解的诚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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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俺答受到家族谴责之后，恼羞后悔，亲率10万大军越过边界直指大同。他的打算是，一旦发现明朝官员杀了把汉那吉，就血战一场。王崇古派人谈判，说你的孙子受到礼遇，结结实实，活得挺好。俺答派人前往察看，把汉那吉正穿着华贵的衣裳骑马取乐。俺答得到意外的惊喜，说：“我再也不打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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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全眼看蒙汉和解大势已成，写了一封信给方逢时，表示悔过。明朝方面把这封信给了俺答，结果是俺答把赵全等人交还给明朝，领回了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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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趁热打铁，授意王崇古向朝廷提出“封贡通市”的建议。在朝廷辩论中，张居正在高拱支持下，驳斥了一些朝官诬蔑王崇古、方逢时“通敌”的谰言，力劝皇帝批准。隆庆五年（1571），穆宗下诏封俺答为顺义王，受封的鞑靼首领达61人。双方又约定了每年向明朝进贡的马匹数量和交换物品，决定开展互利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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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事件的进展过程中，张居正抓得很紧很细。他不但平息各种汹汹议论，调和内阁意见，指示每一个步骤如何进行，而且连赐给俺答的丝绸缎子，也一件一件都要亲自看过，要“美好经用”才行，从中我们可以领略到张居正追求完美的政治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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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北方的马匹、牛羊和南方的粮食、布匹等等，都是双方急切需要，不通过战争而通过贸易解决相互需求，对双方而言都是成本最低的。开市3年，官市和民间交易的牲畜3万头。贸易兴旺起来之后，吸引大批商人北上，也促进了塞外经济发展，边境出现了物阜民安的景象，不仅造福明代，也使后来的清朝受惠。从此，蒙汉之间的和平，延续200多年一直到清末。清末魏源说，这一和约，“为本朝（清朝）开二百年之太平”。这是张居正在隆庆年间的最大成就，也是穆宗政绩的最大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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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要提一提穆宗。在明朝中后期的皇帝当中，穆宗是一个罕见的好玩的人。当皇帝对于他来说，简直是一种痛苦。他上朝的时候，一句话不说，任凭大臣们如何辩驳，他也不张嘴。一年过去了，两年过去了，3年过去了，直到当了4年皇帝，他还是一句话不说，不知情的人还以为他是哑巴。官员们上书要求他说话，他就是不说。但他还算一个宽厚的人，有的御史上书猛烈指责他的各种问题，他只是不理，或者批示说你不了解情况，就算完了。要是这种事发生在他的父亲嘉靖身上，那些大胆的臣子就要吃廷杖了。更重要的是，穆宗在处理少数民族的问题上颇有建树，他制定了“华夷一家”、“胡越一体”、“并包兼育”的民族政策，对高拱、张居正的所作所为也大力支持，这是张居正成功的重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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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面的问题解决了，战事中心东移，辽东又逐渐成为吃重之地。从万历四年（1576）起，张居正的目光集中到辽东方面。正像信任谭纶、戚继光一样，他放手重用辽东巡抚张学颜、辽东总兵李成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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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北方，面对的是鞑靼的土蛮（察哈尔）部落。早在嘉靖皇帝后期，凶残的土蛮就多次大举入侵，明朝三员守边大将先后战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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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成梁自隆庆元年（1567）以副总兵官职务参加辽东防卫战，屡建奇功，先后取得10次大捷，威震辽东，成为一代名将。“武功之盛，二百年来未有也。”隆庆四年（1570），张居正奏请朝廷提拔他为总兵官。万历七年（1579），加封李成梁为宁远伯。张居正起草给李成梁封爵的圣旨时说，李成梁战功卓著，“加以显秩（崇高的官位或爵位），良不为过”。截至张居正于万历十年（1582）去世，辽东始终如铜墙铁壁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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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万历十九年（1591），即张居正去世9年之后，由于李成梁失去像张居正这样精细的完美主义者指导和约束，贵极而骄，屡犯错误，遭弹劾去职。此后，明朝八易辽东主帅，辽东还是守不住，不得已再启用76岁的李成梁镇守8年，辽东又守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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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个年代没有名将？南宋岳飞、明末袁崇焕都是，关键是看你怎么把握和使用，这就牵涉到大局意识、胸怀气量、识人悟性和创新精神。张居正与谭纶、戚继光、李成梁的关系，启示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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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张居正悉心经营边防，指挥有度，用人得当，北部边疆在二三十年内一度竟出现了南强北弱的有利态势，北部边疆固若金汤。“守备日固，田野日辟，商贾日通，边民始知有生之乐。”这实在是稀罕难得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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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拐点：中国历朝改革变法实录 金三角铸成一代权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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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隆庆年间开头几年是徐阶与高拱恶斗，张居正可以避避风头尽力于边防的话，那么在徐阶倒台，高拱又赶走了内阁其他对手之后，张居正可就躲不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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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23岁考中进士踏入政界，先后在翰林院（皇室的智囊和秘书班子）、国子监（国立最高学府）以及皇储所在的裕王府担任过小官和中级官员。在这个过程中，徐阶曾提拔张居正，是张的恩师；而张居正在国子监担任副手之际，高拱是国子监祭酒（一把手），两人也合作得很好。这是张居正早期与徐、高二位领导能够保持等距离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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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在隆庆元年（1567）进入内阁，当时大学士（宰相）共6人：徐阶（首席宰相）、李春芳、郭朴、高拱、陈以勤、张居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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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材矮小的白面书生徐阶足智多谋，政声卓著，资历很深。他曾多方保护敢说话的海瑞，再加上他扳倒了横行20多年的权相严嵩，更是众望所归，在朝中势力很大。高拱精明强干，是明代一流能吏，毛病是心高气傲，蛮横专断。嘉靖皇帝于1566年去世，裕王朱载登基成为穆宗（年号隆庆）。高拱曾长期担任新皇帝的老师，自然有恃无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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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徐、高关系恶化的重大事件之一，是嘉靖遗诏的起草。嘉靖皇帝弥留之际，徐阶受命代为起草遗诏。徐阶与高拱不和，于是在起草时避开高拱及其他内阁大臣，单独与张居正商量筹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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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皇帝自36岁起迷恋道教，追求长生不老，长期在深宫修道炼丹，竟至几十年不上朝，贻误国事，造成了极大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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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为首席宰相的徐阶对此一直很痛心，他想利用起草遗诏的机会除旧布新，改弦更张。因此，这份遗诏，是以嘉靖的口气宣布自己的错误，等于替嘉靖写了一份检讨。比如，在遗诏中，嘉靖回顾自己执政的问题时说，“过求长生，遂致奸人趁机诳惑”，“朝讲之仪久废”（不理朝政），“每一追思，惟增愧恨。”这实际上变成了一份“罪己诏”。遗诏还说，凡过去因为提意见而遭惩处的官员，一律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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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幸的是，嘉靖皇帝临终之际，点头接受了这份遗诏，真应了一句古语：“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这就为即将开始的隆庆新政作了铺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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