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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新的体制建立起来之后，对于畅通政令，进一步启动经济改革发挥了极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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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三年（1575），张居正决心整顿破烂得不像样子的驿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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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从北京到各地的交通干线都有驿站，这是当时唯一的交通周转制度。驿站里有马有驴有差役，水驿站有船有船夫。驿站还有食堂，为路过的人准备餐饮。马驴船只都来自民间，草料和设备来自民间，马夫船夫也来自民间，而且自备食物，官员使用驿站免费。交通干线附近的老百姓，要出钱出牲口出船只出力气维持驿站，苦不堪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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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初使用驿站规定非常严密，非军国大事一概不准使用，老百姓的痛苦还少一点。到了后来纪纲废弛，中央兵部和各地官员随意发放通行证送人情，一张通行证终身使用，辗转相赠，循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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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数众多的官员及其子女亲戚乃至下属仆人，不论公事私事，都无偿使用驿站。诸多官员还任意抬高规格，有的到站之后索要差役二三百人、车轿一二十乘、扛物八九十台，浩浩荡荡，作威作福。有的在驿站勒索钱财，不给钱就打马，甚至割掉马耳朵，对差役拳打脚踢。有的谎称丢失物品，向驿站索赔，不一而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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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状况愈演愈烈，时人称驿站“最为民害”。各地驿站的差役不堪忍受纷纷逃亡，嘉靖时期有的地方到了十驿九空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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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三年（1575），张居正颁布新的政令，规定：一、非军国大事一概不准使用驿站，官员调动、赴任、进京以及奔丧等，一律不得使用。二、只向过客提供粮菜油炭，不许置办酒席，不许送礼，也不许抬高规格。三、实行通行证实名制，严禁转借。自起点至目的地都要一站一站核对，再由上级查核，之后注销。发现冒领造假，一律严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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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侵犯了全国成千上万权势人物的既得利益，是一件得罪面很广的事。众多官员用驿站用惯了，一纸命令哪里刹得住？为了贯彻政令，张居正自己带头做起。他的儿子回江陵参加考试，自行雇车。他的弟弟病重回老家，保定巡抚发给了一张通行证，被张居正退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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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五年（1577），甘肃巡抚侯东莱之子擅自使用驿站被举报，虽然侯东莱是能干的边疆大臣，但张居正也忍痛将侯东莱之子革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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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第六十四代传人孔尚贤每年进京朝觐，携带家人随从及物品甚众，沿途驿站骚扰不堪。万历九年（1581），张居正将孔家每年一次的朝觐改为3年一次。他的理由是：圣人之后，更应该带头体恤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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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批官员由于在使用驿站的问题上违背规定，受到降职、革职处分，全国为之一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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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八年（1580），神宗派皇亲到武当山求神祈子，沿途也不敢使用驿站，由此可见张居正的政令一竿子插到底的威力。这一良政，大大减轻了百姓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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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的是，驿递新政到张居正死后又废弛了。原因在于，神宗的权力不受制约，率性胡来，再度重演嘉靖皇帝几十年不上朝的闹剧，结果一切政纪都荒废了，营私的官员哪里肯放过驿站的便宜？世间已无张居正，于是上下心照不宣，照旧无节制地使用驿站。到了崇祯时期，驿站烂得不行，正经事都耽误了，这才又想起张居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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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拐点：中国历朝改革变法实录 清查土地，推行一条鞭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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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由于解决“三农”问题成为国家发展任务的“重中之重”，所以唐代杨晏提出的两税法、明代张居正推行的一条鞭法、清初的“黄宗羲定律”，一时成为社会各界热议话题，一条鞭法也成了张居正改革的标志性事件。但是，一条鞭法的内容究竟是什么呢？一旦寻根究底起来，就发现大多数人顾左右而言他，不得要领，大约只是随风附议而已。这种风气，显然不利于获得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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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杨晏的两税法，本书《唐代中叶的双星陨落》一文已作了介绍。至于“黄宗羲定律”，提出这一定律的清华大学教授秦晖已发表多篇文章，不再赘述，剩下是一条鞭法。既然一条鞭法已经成为张居正改革的代表作，就需要详细探讨一下。不过，古代经济问题常常很枯燥，这里的表述尽量通俗现代一点，以增加阅读兴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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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后翻读十几种史料，许多史料对于一条鞭法的解释，十分简略，语焉不详，有些史料也是让人如坠云中。我在这里综合各种史料，还原一条鞭法原貌，以飨读者，并求正于方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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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谈论一条鞭法之前，首先要说一说张居正清查丈量土地一事，因为这是贯彻一条鞭法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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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丈土地，等于今天的经济普查。不过，张居正进行的清丈，风险很大，看两个数字便知分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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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是明初洪武二十六年（1393），全国应该交纳赋税的田地有850.76万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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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另一个数字。据《明史·食货志》、《续通考》和《续通典》载，经过100多年垦荒与发展，到孝宗弘治十五年（1502），田地面积反而缩减到422.8万顷（《明会典》作622.8万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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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大量土地被隐瞒了，这当然是皇亲国戚、勋臣豪强以及各地官员搞的鬼，这些权势者吞并了土地不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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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代，皇室、亲王、贵戚、元老重臣分封得到的土地享有免赋税、免差役的特权，虽然除此之外的私有土地均须交税，但明中叶以后法纪废弛，这些豪强持续兼并土地，就是不交税，你奈他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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