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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织工业创新。鸦片战争之后，西方输入中国纺织品大增，成为中国最大宗进口物品。洋布价格只有土布的1/3，中国手工纺织业受到沉重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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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务派知识分子、实业家郑观应说，禁止洋布是不可能的，唯一办法是我们自己也搞洋布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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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洋务运动中，近代纺织企业艰难发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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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是陕甘（陕西、甘肃）总督左宗棠的部下赖长在兰州创办兰州织呢局，1880年建成投产，但是到1883年被迫停产。个中原因，一是当地原料粗杂，产品质量差；二是西北交通落后，呢子运到内地费用昂贵；三是织呢局官办，冗员充斥，效率很低。不过，左宗棠在当时极为落后的西北建设纺织厂，亦为早期开发大西北的壮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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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筹办的上海机器织布局，几经波折，于1889年12月建成。郑观应、马建忠先后总其事，为官督商办。该厂产品质量与进口洋布差不多，年产24万匹，相当于进口洋布的1/80，“少分洋商之利”。不幸的是，1893年一场大火，工厂焚毁。洋务派愈挫愈奋，李鸿章委派盛宣怀挂帅，在原址筹办华盛纺织总厂。1894年9月新厂投产，第二年另开4个分厂，堪称神速。但开工不久，中日战争爆发，投资者信心跌落。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外国获得在中国从事工业制造的权力，洋商纷纷到上海开设纺织厂，再加上棉花价格猛涨，华盛难以支持，于1991年变卖，最后竟然是由盛宣怀买下了自己一手经营的厂子，改名为集成纺织公司。产权不明的官督商办企业就此改制，成为私营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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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90年代初，张之洞在武汉开设织布、纺纱和缫丝企业。其中官办的湖北织布官局1892年竣工。1893年～1990年，该厂生产原色布33万匹，棉纱13.5万匹。因为是官办，成本很高，产品积压和销售不畅的情况屡屡发生。由于当时纱销量日增，张之洞于1897年又建成湖北纺纱官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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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矿开采和金属矿的开采与冶炼。英美等国一直觊觎中国煤矿，要求在台湾、华北、江苏等地投资开采，均遭清政府拒绝。19世纪80年代中期，曾国藩、李鸿章、沈葆桢多次建议自己开挖煤炭，并痛斥了“挖煤会破坏风水”的顽固派谬论。曾、李、沈的意见，最终获得总理衙门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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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875年起，先后在河北磁县、台湾基隆、安徽贵池、河北唐山、湖北荆门、大冶等地开办煤矿，是为中国机器采煤之始。最成功的当属唐山附近的开平煤矿，1882年年产3.6万吨，1889年增至24.7万吨。这个矿是商办，讲求效率和节约，始终保持了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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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矿的开采与冶炼较为复杂，比煤炭开采晚了5年。从1881年起，先后开办河北承德铜矿、山东招远金矿、云南铜矿、黑龙江漠河金矿、吉林珲春银矿、湖北大冶铁矿等。这些金属矿的开采与冶炼，规模小，成功的不多。其中张之洞于1893年建成的湖北汉阳铁厂，称为“东亚第一”，但最终因连续亏本，不得不于1896年另行招商承办。盛宣怀、郑观应接手商办之后，汉阳铁厂才逐渐走上正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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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建铁路。1865年，英国商人杜兰德在北京宣武门外出资修建了0.5公里长的一小段铁路，车厢不是由机车牵引，而靠人推。修这条铁路是为了开风气，但立即被清政府官员下令拆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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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看来，当初反对修铁路的理由很奇怪。顽固派说，一旦修了铁路，外国人很容易进入中国内地，国家安全就没有保障了。又说，修铁路破坏风水，“行之必犯众怒”。还说，修了铁路，内地的利益就会被外国人用铁路这个吸管吸走，民众生计就破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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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60年代，就修不修铁路的问题，清政府曾有3次大讨论。这3次讨论主要是针对外国人在中国修铁路的请求。讨论结果，绝大多数官员坚决反对外国人投资修铁路。沈葆桢则主张自己修铁路，他说：“如其有成，亦中国将来之利也。”体制外的王韬则大声疾呼修建铁路：“渴望豪杰之士及早而自握此一变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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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都不如后来李鸿章讲得明确。李鸿章说：中国“富强之势，远不逮各国者，察其要领，固由兵器兵船讲求未精，亦由未能兴造铁路之故……若论切实办法，必筹造铁路而后能富强。”（《复醇邸论铁路》）这句话倒很能体现洋务派主旨，就是不触及制度，单以工具理性立论。张之洞后来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亦为此意，不过是一个更概括的纲领性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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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70年代，政府的脑袋有点转过弯子来了，但只限于允许在隔海的台湾修铁路。1876年6月，英国人以修公路为名，偷偷修建了上海至吴淞15公里铁路。7月14日，火车碾死一个中国人，被迫停驶。李鸿章以铁路必须由中国自己修筑为理由，以28.5万两白银买下铁路并加以拆除，将设备运到台湾交给丁日昌，在台修建铁路。1876年秋，台湾基隆矿区修筑了一条铁轨。车厢不用机车牵引，利用海岸坡度，从矿井滑行至海边，这是中国人自己修建的第一条铁轨。丁日昌趁机上书建议在台湾修筑铁路，获朝廷批准，后因经费困难，未能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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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世纪80年代，又有3次大辩论，辩论的议题变成了要不要自己建铁路。顽固派张家骧、刘锡鸿、徐致祥、文海等人极力反对修铁路。他们的理由是：“火车实西洋利器，而断非中国所能仿行”；“铁路一开，开门揖盗”，“关山尽失其险”；“小民失业者不可胜计，往往铤而走险为捻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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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军将领刘铭传以及李鸿章对这些冬烘之见一一予以驳斥。1885年夏天，左宗棠临终之际留下遗折，也力主修建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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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光绪已登基多年，光绪的生父醇亲王奕权倾一时，幸运的是，他坚决支持建造铁路。中法战争之后，清政府设立海军衙门，奕出任总理海军事务大臣，李鸿章、曾纪泽为帮办大臣，铁路事务划归海军衙门主管，形势发生了有利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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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早在1881年，在奕暗中支持下，为解决开平矿务局运输需要，就修建了唐山至胥各庄11公里铁路，此为中国正式有铁路的开始。开始是机车牵引，但顽固派说火车行驶会震动皇陵，只许用骡马拖拽，把火车变为马车，后来经过力争，重新使用机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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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6年，在奕支持下，开平铁路公司成立，将铁路延伸到天津大沽。1888年全线竣工，李鸿章第一次坐火车从天津直抵唐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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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洋务派为庆贺光绪婚礼而在北京修建的3.5公里铁路竣工，以及建议修建天津至北京通州的铁路，1889年1月又爆发了一场大斗争。顽固派大批人马上阵，呼天抢地，齐声反对在京城修建铁路，他们说，边陲之地修建铁路还可以试行，京城万万不能建铁路，以免“门户大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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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政府将两种看法下发各地总督、巡抚，征求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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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地方大员支持继续修建铁路，也同意修建津通路。时任两广（广东、广西）总督的张之洞提出新的意见，奏请缓办津通路，改修卢汉路（卢沟桥至汉口），以开发中国腹地。奕认为这个建议“别开生面”。同年8月，张之洞调任湖广（清朝湖北、湖南两省同属湖广省）总督，坐镇武汉，筹办卢汉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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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由于俄、日企图侵占东北的危机日益显明，总理衙门于1990年决定缓建卢汉路，先在东北修筑铁路，以加强东北防御，卢汉路的修筑暂时拖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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