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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古老的报国寺门口，1898年9月28日，谭嗣同等六君子，在万人空巷的围观中，开刀问斩，英勇就义。正是：“此地复何地？头颅古累累。碧血沁入土，腥气凝新鬼。市人竟言笑，谁知我心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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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嗣同等6人，从北京西长安街六部口的刑部押往菜市口法场的时候，途经宣武门箭楼吊桥。吊桥西侧立着一块石碑，上书“后悔迟”3个大字。谭嗣同后悔了吗？没有。在变法危殆之际，他曾经有3次机会，可以从菜市口边缘全身而退，但是他都拒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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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刑部监狱中写给梁启超的绝笔书中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之所以不昌者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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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场上，谭嗣同面对监斩的保守派大员刚毅和凶残的刽子手，朗声说道：“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此等英烈，震烁古今，诚谓气壮山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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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拐点：中国历朝改革变法实录 转石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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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变法并非几个书生纸上推演的“策划”，也不是毫无铺垫的空穴来风，它是清朝自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推进洋务运动的一个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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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务运动又称“同光新政”（同治到光绪年间的新政）、“自强运动”，主要是采用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创办中国早期工业，吸收西方的设备、技术、管理、人才，推动经济改革。一时间，制造局、招商局、电报局等破土而出；开矿山、造枪炮、修铁路成为最时髦的新兴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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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务运动虽然是从发展经济着手，但它给中国打开了一扇新的大窗，引起的变化自然波及方方面面。随着洋务运动兴起，“天赋人权”、“物竞天择”、“君民共主”等西方哲学思想和政治思想第一次传进我们这个古国，在知识分子心里开始发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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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曾经说，洋务运动是戊戌维新的先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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聪明的严复在1896年2月与梁启超讨论变法时，也点破了这一点。即所谓：“一思变甲，即需变乙，至欲变乙，又需变丙。”由经济体制改革出发，最后一定会牵涉行政体制、法律体制、政治体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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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家余英时说，改革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一经发动，便如危崖转石，非达于平地不止，经济体制改革初见成效之后，浪潮就会冲击到法律和政治领域。这就是余英时提出的“转石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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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4年7月到1895年3月，清朝军队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失败，洋务运动中建立起来的号称亚洲第一的北洋海军全军覆没，清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将台湾割让给日本。之后，俄国又取得在东北占地筑路的特权，强行租借旅顺和大连湾，东三省完全被俄国掌控。国势的衰败和国人的强烈不满，成了戊戌变法的助燃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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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务运动搞了几十年，怎么是这样一个结果呢？主张维新的志士仁人通过反省得出结论：仅强调学习“船坚炮利”远远不够，结果是“盗西法之虚声而沿中土之实弊”（严复），必须在洋务运动基础上进行全面改革，尤其是制度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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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年5月2日，正是甲午战败的国耻之际，在京参加进士考试的康有为、梁启超挺身而出，率1000多名举人上书朝廷，要求变法，揭开戊戌变法序幕。这是有名的“公车上书”（汉朝用公家车马接送被朝廷征举的知识分子，后人以“公车”作为各地举人进京考进士的代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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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书递到都察院。都察院说《马关条约》已批准，无可挽回，拒绝接受。但上书的内容不胫而走，犹如一块巨石投进湖水，产生了激烈的震荡和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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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书第二天，康有为中了进士，被授予工部（负责重大工程营建）主事（相当于处级）。5月和6月，康有为写了上皇帝第三书和第四书（早先有两次上书，光绪未看到），第三书终于抵达御案。光绪立即命令抄送慈禧、军机处和各地督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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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维新人士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年轻而又开明，变革思想十分强烈的光绪皇帝载（1871～1908）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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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新派有一个重要的参照——此前展开的日本明治维新运动中（1868～1898），年轻的明治天皇顺应潮流，加以促进，是明治维新成功的原因之一。这个因素，在中国政界和学界发挥了很大的示范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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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派领袖人物黄遵宪在他的《日本杂事诗》序言中说：日本明治维新以来，“进步之速，为古今万国所未有。”他专门写诗颂扬明治维新，下面加注说：“伟矣哉，中兴之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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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更是极力鼓动效法明治维新。当时中日处于敌对状态，但康有为主张“以强敌为师资”。他编写了《日本变政考》一书，书中说：“我朝变法，但鉴于日本，一切已足。”然后把这本书进呈给光绪。康有为每次上书都强调仿效日本明治维新，实行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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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也用明治维新鼓舞人们的斗志。他说：“日本维新是中国革命的第一步，中国革命是日本维新的第二步，中国革命同日本维新，实在是一个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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