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聪明的严复在1896年2月与梁启超讨论变法时，也点破了这一点。即所谓：“一思变甲，即需变乙，至欲变乙，又需变丙。”由经济体制改革出发，最后一定会牵涉行政体制、法律体制、政治体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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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家余英时说，改革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一经发动，便如危崖转石，非达于平地不止，经济体制改革初见成效之后，浪潮就会冲击到法律和政治领域。这就是余英时提出的“转石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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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4年7月到1895年3月，清朝军队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失败，洋务运动中建立起来的号称亚洲第一的北洋海军全军覆没，清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将台湾割让给日本。之后，俄国又取得在东北占地筑路的特权，强行租借旅顺和大连湾，东三省完全被俄国掌控。国势的衰败和国人的强烈不满，成了戊戌变法的助燃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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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务运动搞了几十年，怎么是这样一个结果呢？主张维新的志士仁人通过反省得出结论：仅强调学习“船坚炮利”远远不够，结果是“盗西法之虚声而沿中土之实弊”（严复），必须在洋务运动基础上进行全面改革，尤其是制度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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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年5月2日，正是甲午战败的国耻之际，在京参加进士考试的康有为、梁启超挺身而出，率1000多名举人上书朝廷，要求变法，揭开戊戌变法序幕。这是有名的“公车上书”（汉朝用公家车马接送被朝廷征举的知识分子，后人以“公车”作为各地举人进京考进士的代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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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书递到都察院。都察院说《马关条约》已批准，无可挽回，拒绝接受。但上书的内容不胫而走，犹如一块巨石投进湖水，产生了激烈的震荡和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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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书第二天，康有为中了进士，被授予工部（负责重大工程营建）主事（相当于处级）。5月和6月，康有为写了上皇帝第三书和第四书（早先有两次上书，光绪未看到），第三书终于抵达御案。光绪立即命令抄送慈禧、军机处和各地督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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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维新人士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年轻而又开明，变革思想十分强烈的光绪皇帝载（1871～1908）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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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新派有一个重要的参照——此前展开的日本明治维新运动中（1868～1898），年轻的明治天皇顺应潮流，加以促进，是明治维新成功的原因之一。这个因素，在中国政界和学界发挥了很大的示范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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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派领袖人物黄遵宪在他的《日本杂事诗》序言中说：日本明治维新以来，“进步之速，为古今万国所未有。”他专门写诗颂扬明治维新，下面加注说：“伟矣哉，中兴之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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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更是极力鼓动效法明治维新。当时中日处于敌对状态，但康有为主张“以强敌为师资”。他编写了《日本变政考》一书，书中说：“我朝变法，但鉴于日本，一切已足。”然后把这本书进呈给光绪。康有为每次上书都强调仿效日本明治维新，实行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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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也用明治维新鼓舞人们的斗志。他说：“日本维新是中国革命的第一步，中国革命是日本维新的第二步，中国革命同日本维新，实在是一个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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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拐点：中国历朝改革变法实录 “大事还是我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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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中国国情却与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国情大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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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天皇的父亲孝明天皇仇视对外开放，极力维护落后的德川幕府体制，立场十分保守。1866年，孝明天皇去世。他的独子，16岁的睦仁继位，是为明治天皇。明治天皇开明而且富有进取心，更重要的是，他头上并没有一个太上皇念紧箍咒。当时，日本改革者铲除幕府势力幸运地获得初步成功，朝廷大权实际掌握在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等改革派手中，史称这是日本的“运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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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就不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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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戊戌政变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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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上（光绪帝）虽有亲裁大政之名，而无其实。一切用人行政，皆仍出西后（慈禧）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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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皇帝已经就位了，慈禧太后仍然越俎代庖，包揽一切。没有任何政治名分的慈禧如此越权，根据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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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家孟森曾引《朝鲜实录》的记载，描述过清朝的不成文的“家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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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庆元年（1796），朝鲜使臣李秉模出使中国，在圆明园受到乾隆皇帝接见。当时嘉庆皇帝已经登基，年迈的乾隆称为太上皇。李秉模向朝鲜国王报告乾隆接见时的情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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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上皇使阁老和宣旨曰：“朕虽然归政，大事还是我办。你们回国，问国王平安。道路辽远，不必差人来谢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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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帝的“大事还是我办”这句话最为传神，一语道破了当时清朝权力结构的实质。慈禧垄断大权，就是根据这一政治文化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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