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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拐点：中国历朝改革变法实录 惊心动魄白刃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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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变法是光绪力主的改革，光环没有加在慈禧头上。所以，慈禧虽然迫于形势同意变法，但心存嫉恨，不能容忍光绪独占鳌头。再说当时还没有发生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陷入绝境被迫启动宪政改革的情势，所以在戊戌之际，慈禧的倒退表现得最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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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新派中的王照比较聪明，他看出了个中奥妙。一开头他就主张捧慈禧，说上书先给慈禧看，让慈禧有点面子。但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均反对王照的意见，结果历次上书都只以光绪为对象，没有把当家人慈禧放在眼里。康、梁等人认为抓住一个皇帝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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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新派还有一个失策，就是不应把游移在新旧两边、内心倾向维新的总理衙门大臣李鸿章免职。光绪对李鸿章在对日谈判中的退让十分愤恨，9月6日突然下旨免去李的总理衙门大臣之职。李鸿章在晚清政局中是个十分复杂的人物，应该是光绪争取拉拢的对象，起码应该先把他稳住。李鸿章虽然是慈禧宠臣，但他也曾要求加入改革派机构强学会，被康、梁拒绝。光绪撤李鸿章的职，被慈禧看作是光绪向她挑战，徒然又增加了改革的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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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变法一开始，顽固派人物和利益受损的贵族、官员就一个接一个跑到颐和园，在慈禧面前告状，请求慈禧制止光绪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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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说：你们所说的难道我没看见吗？他铁了心要这样干，这也是他早就策划好了的，我怎能不知道？不过我现在先不动声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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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风声，光绪当然耳闻，但他箭在弦上，一不做、二不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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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底，光绪下令撤销光禄寺（负责祭祀宴请事务）、太仆寺（负责养马）、太常寺（负责礼乐、祭祀事务）、鸿胪寺（负责朝廷礼仪、宴请事务）、大理寺（负责审核刑部的案子）、詹事府（辅导太子读书）、通政使司（接受上书）等衙门，还撤销了湖北、广东、云南3省巡抚。这些衙门与地方官的事权，与其他衙门及地方官的事权互相交叉重叠，冗员充斥，效率低下，理当改革。这些事项是报请慈禧批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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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9月4日和5日发生的事件，就是光绪向慈禧的挑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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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日这一天，因礼部尚书（礼部负责文教、宗教等事务，尚书相当于部长）怀塔布、许应（清朝衙门负责人为一满一汉）等人阻挠礼部主事王照上书，光绪一怒之下，将怀塔布、许应以及礼部左侍郎（相当于副部长）岫、署左侍郎徐会沣、右侍郎溥、署右侍郎曾广汉等6大臣“即行革职”，并表彰和提拔王照。上文提到，光绪十分气愤阻挠上书，这一次大发作其来有自，但处分决定过重，表明光绪在激怒之下，欠缺深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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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日，光绪任命礼部新的6名负责人，并且授给谭嗣同、刘光第、杨锐、林旭四品卿衔，担任军机处（皇帝机要办公中枢）章京，批阅官吏奏折，起草诏书。4人虽然仅任命为章京，可当时谁都知道，这4个章京名小实大，含金量奇高，有人甚至认为他们是“真宰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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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天的重大人事安排，是光绪自行决定，没有请示慈禧。因阻挠一个部员上书，竟将6个大臣革职，而且还提拔4个著名维新派人士进入最高枢要机构，这无疑是摆脱慈禧控制、否定慈禧权力的重大行动，这就点燃了慈禧发动政变的导火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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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政变的燃爆点是什么呢？过去很多人认为是袁世凯向荣禄告密。此说为：9月14日，光绪觉察局势严重，遂交杨锐带出密诏，向康有为求救。16日，光绪接见袁世凯，赏以侍郎衔，笼络袁。18日深夜，谭嗣同密访袁世凯，请他带兵杀荣禄，攻打颐和园，诛后党，保护皇上。袁世凯许诺赞成。20日，光绪再次接见袁世凯，加以鼓励。当晚，袁世凯赶回天津，将维新派密谋向荣禄报告，荣禄立即报告慈禧。据此，慈禧于21日（农历八月初六）上午发动政变，将光绪软禁，并假借光绪口吻向全国发布诏书说，是光绪再三恳请慈禧训政。自此日起，慈禧坐殿办公，百日维新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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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一些史学家对当时每天的事件进程进行仔细考证，对此提出质疑并出示新说，指出由于当时时间过于紧迫，交通及通讯手段落后，袁世凯向荣禄告密及荣禄再报告慈禧，实际发生在政变之后。还有，就是光绪对谭嗣同活动袁世凯一事其实并不知情。袁的告密，自然大大加剧了政变激烈程度，导致光绪及维新派陷入更大困境，但慈禧发动政变，则另有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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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原因呢？大致有三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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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在发动政变前的9月14日，光绪与慈禧就是否开设懋勤殿（设立一个新的议政中心）一事发生争吵。光绪、康有为等一直企图在体制外建立一个新的议政机构，主要由赞成维新的人士组成，即康有为上书第三条提出的制度局。后来光绪为了减少阻力，从清朝开国传统中吸取经验，改了一个说法，称为开设懋勤殿。慈禧及保守派一眼就看出，这个建议的实质是要架空军机处及总理衙门，另搞一个决策中心。这当然比罢免礼部六大臣要厉害得多，意味着光绪要夺取大权。慈禧对光绪提出了极为严厉的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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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考证，光绪在14日面见慈禧之后，15日给杨锐发出密诏。密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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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朕仰窥皇太后圣意，不愿将法尽变，并不欲将此辈老谬昏庸之大臣罢黜，而用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必欲朕一旦痛切降旨，将旧法尽变，而尽黜此辈昏庸之人，则朕之权力实有未足。果使如此，则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他？今朕问汝，可有良策俾旧法可以全变，将老朽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而登进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使中国转危为安，化弱为强，而又不致有拂圣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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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诏中反复出现的“议政”一词，就是指开懋勤殿，而最核心的一句是“朕位且不能保”。光绪过去从没有对臣下说过这样的话，这说明形势危到了极点。我们可以想象光绪在14日见到慈禧之后，围绕“议政”问题的争论之激烈。慈禧已经忍无可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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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9月18日，慈禧看到御史（监察官员）杨崇伊及其他人的重要奏折。杨要求慈禧立即训政，理由除了指光绪纵容康有为、孙中山之外，一个最具现实威胁性的是说康有为等正在运动日本前首相、明治维新的重要角色伊藤博文担任光绪的改革顾问，加以重用。奏折说：“风闻东洋故相伊藤博文即日到京，将专政柄。”当时北京政界盛传此言，汹汹然信以为真。慈禧对此十分惊惧，决定于19日从颐和园回城，在20日监督光绪会见伊藤博文的情况。其实，光绪20日接见“自行游历”的伊藤博文才持续15分钟，问了问日本改革的一些情况，并未委以什么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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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回来，维新派有些人的确在底下运作此事，希望伊藤博文留在光绪身边；但是光绪并没有这样的计划，而保守派又将此事放大到耸人听闻的地步，使慈禧惊恐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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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慈禧发现，虽然她多次令光绪驱逐康有为出京，但光绪并未贯彻，康有为还留在北京。慈禧对此最为警惕，她认为康有为对光绪最有影响力，所以最仇恨康有为，并认为康有为正在与光绪策划不可告人的阴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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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当时情况来看，自光绪决定罢免六大臣并提拔谭嗣同等人之后，慈禧与光绪的关系已绷得过紧，稍有刺激便会折断。这以后发生的三件事，使慈禧怒不可遏，觉得光绪大大越界，必须紧急制止，因此在21日发动了政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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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日政变当天，下旨逮捕康有为、康广仁（康有为之弟），第三天逮捕谭嗣同。慈禧给康有为定的罪名是：“结党营私、莠言乱政”。假如慈禧此时已得到荣禄密报，知道康、谭等策动袁世凯杀荣禄、围攻颐和园的话，一定会宣布这一大罪状，而不会避重就轻，替康有为遮掩。再有，也绝不会留出时间让谭嗣同逃跑。由此判断，慈禧是在政变之后（一说为政变第二天），才得到荣禄告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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