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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6年9月1日，清政府正式宣布仿行立宪，这可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从未有过的大事，自然举国同庆。这首歌词，就是扬州学子当月赶写的《欢迎立宪歌》。当然，热心的不只扬州。据上海《申报》1906年10月2日报道说：“凡通都大邑，僻壤遐衢，商界学界，无不开会庆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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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定教育界开会时，师生同呼：“立宪万岁！”高唱当地文化人谱写的《庆贺立宪歌》两遍。最热烈的要数上海，商务印书馆等文化单位高悬龙旗庆贺。9月16日，上海各界千余人联合召开庆贺会，马相伯、郑孝胥作讲演，欢声雷动，会后演出名剧。11月25日，北京各学堂师生万余人齐集京师大学堂，举行庆贺立宪典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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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宣布实行立宪，连大家历来反感的慈禧，也获得了原谅。11月25日（农历十月十日）是慈禧71岁生日，以往人们根本不搭理，今年不一样了。《京话实报》1906年第53号报道说：“从此要实行立宪，这次圣寿就是实行立宪的纪念。这等的好日子，拍着巴掌，跳着脚儿，要喜喜欢欢的庆贺大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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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拐点：中国历朝改革变法实录 艰难起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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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立宪的要求早就提出来了。魏源的《海国图志》和徐继畲的《瀛寰志略》是早期铺垫，这些著作都颂扬了英国的议会和选举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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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正式要求实行议会制度的是《盛世危言》的作者郑观应。他在1884年上书清廷：“请开国会”。同年10月，两广（广东、广西）总督（最高军政长官）张树声在遗折中奏请开设议院。这以后，王韬、汤寿潜、陈炽等人也提出同样的主张。不过，他们没有提出制定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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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君主立宪，是指西方国家的君主权力受到宪法制约，不能拍脑瓜乱来。这里的关键是制定宪法，仅有国会而没宪法，君主仍然可以把国会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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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早期提出开国会的志士仁人，没有把国会视为国家最高立法机构，只是把议会当作一个咨询机构。这些人是从“上下相通、集思广益”的角度出发考虑问题的，对议会的认识还停留在初级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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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年，郑观应进了一步，他明确提出“开国会、定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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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康有为自述，他提出立宪始于1897年。康有为经常说大话，但这个说法大体可信。他在1898年1月写成《上清帝第五书》进呈光绪，其中说：“自此国事付国会议行”，“采择万国律例，定宪法公私之分”。康有为在给光绪的《日本变政考》中还说，三权分立是最好的国体：“泰西之强，在其政体之善也。其言政权有三：其一立法官，其一行法官，其一司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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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康有为把中国的事情想得简单了，他在《上清帝第五书》中说：“若诏旨一下，天下雷动，士气奋跃，海内耸望……如是则庶政尽举，民心知戴。”中国政治改革的事情这么复杂，怎可能光绪一声令下，立马“换新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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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1898年9月21日，慈禧发动戊戌政变，残酷迫害维新人士，废除新法，全面复旧，立宪的提议更是胎死腹中，康有为、梁启超等被迫逃往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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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9年，当怒不可遏的慈禧企图废掉光绪，另立端郡王载漪的儿子为皇帝时，经元善、章太炎、唐才常等1000多人联名在上海发电报给清廷，支持光绪顶住慈禧，坚决不退位，把慈禧气得七窍生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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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列强也出面反对说，“认定光绪二字，他非所知。”一些西方国家驻京公使还说：“以后不认中国有新皇帝。”慈禧、载漪恨不能把外国人立刻斩尽杀绝，但又毫无办法，只得暂时留住光绪，让载漪之子屈居为“大阿哥”（皇储），伺机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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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义和团起来反抗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压迫，但又盲目排外。载漪等人以为机会来了，利用义和团搜捕康、梁等戊戌变法人士，进一步煽动排外。当时义和团就喊出了“康有为、梁启超回国谢罪”的口号。载漪还伪造了一份洋人照会，照会中要求慈禧把政权还给光绪。慈禧看了勃然大怒，孤注一掷，于6月19日下令向各国“宣战”，限各国公使24小时离京。八国联军于8月15日攻进北京，慈禧带着光绪急忙向西安方向逃跑。她的虚骄之气丧失殆尽，其狼狈之态，比1860年她随咸丰逃往热河有过之而无不及。她急令李鸿章及庆亲王奕与列强议和，讨论一个更加丧权辱国的条约，即后来签订的《辛丑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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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慈禧发动戊戌政变以及利用义和团的后果，她脸面丢尽，无法向国人交代，也无词以对光绪，为了笼络人心，慈禧不得不接过维新的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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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正是在这种情势下开张。1901年1月29日，在仓皇出逃途中，慈禧以光绪名义颁布诏书说，世界上没有一成不变的法度。她命令高级官员参考中西政治，提出改革建议。4月，清廷成立政务处，审查各大臣的建议，草拟改革章程。10月2日，慈禧特颁懿旨，向世人表明“变法自强”的决心。11月7日，再降懿旨，废除载漪之子的“大阿哥”名号。1902年初，慈禧回京，宣布与光绪同时听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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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痛斥载漪等顽固派误国，顽固派或自杀或被杀或被监禁，势力大减，“人人欲避顽固之名”，再也无人敢声言“坚持祖宗成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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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1年6月，驻日大使李盛铎遵旨上书说：“查各国变法，无不首重宪纲，以为立国基础。惟国体、政体有所谓君主、民主之分，但其变迁沿改，百折千回，必归依于立宪而后底定。”应“近鉴日本之勃兴，远惩俄国之扰乱，毅然决然，首先颁布立宪之意，明定国是”。翰林院编修（皇帝顾问）赵炳麟、两广总督陶模也先后上书请求起草宪法，设立议院。由于这些建议冲击了朝政根本，未被慈禧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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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等人提出的一些技术性建议，比如把总理衙门改为外务部，增设商部，设立商会，裁撤一些臃肿机构如詹事府，裁减绿营，停止捐钱买官，设立铁路公司，科举考试废除八股改试策论，办理巡警，各府州县设大中小学堂，选派留学生等等，倒是符合慈禧意图。这些建议于1901年到1904年先后推行实施，被称为“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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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些办法是洋务派和维新派早就提出或是推行的，“新政”并不新。尽管如此，比起戊戌政变之后的倒行逆施，还是缓慢进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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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此时，君主立宪的提法，在社会舆论和高级官员当中可以公开讨论，而不至于被视为“罪大恶极”了，这是一个重要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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