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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发动暴力革命，表面上进行时间很短，实际上将倒退回长期专制。在这个过程中，将反复造成大动乱、大破坏、大牺牲。这是法国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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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宪所需时间较长，实际上却是不断进步向上，最终实现民主。没有大动乱，没有大破坏，也没有大牺牲。这是英国模式和日本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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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从长程来比较，立宪倒是能够较快地引导中国进入民主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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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派当然不买账，汪精卫、朱执信、章太炎等群起而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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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派说，既然立宪是过渡，共和是最终目标，为什么要把时间耽误在过渡时期？不如进行一次大破坏，一步到位实行民主共和。革命派说，所谓过渡，就是“滞乎中流”，何不一下子登上彼岸，为一劳永逸之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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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还用火车打了个比方。他说，比如中国过去没有火车，近来才开始兴建。假如按照立宪派的渐进主张，中国应当先学习建造英美几十年以前的旧东西，然后渐渐更换新的东西，很长时间之后再建造新式火车，世界上哪有这样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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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立宪派主张渐进改革，革命派主张暴力革命。当时有没有渐进改革的条件呢？有。连革命派汪精卫都说：“满政府欲立宪”。今天回顾起来，渐进改革无疑损失更小，更符合中国国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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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辩结果，双方都声称自己获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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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拐点：中国历朝改革变法实录 慈禧政治生涯的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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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晚年立宪新政该如何评价？历来颇有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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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时间以来，颇有些著作指责立宪新政是个“骗局”。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宪法史略》（北京出版社出版）还说：“以慈禧为首的统治者是最腐朽、最保守、最反动的政治集团。他们敌视任何的进步与改良，拒绝一切可能的革新……就是这伙专制暴戾的统治者，在1900年义和团运动以后，也扯起了推行‘新政’的破旗。此后10年间，‘预备立宪’成了清朝政府欺骗人民，抵制革命的一项重要的反动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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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里行间洋溢大批判激情，但平心静气而论，这种上纲上线有失公允。慈禧固然作恶多端，她在1901年到1904年实行的“新政”，也没有越出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的范围，这是事实。但是从1905年开始启动的宪政步伐，开辟了中国历史上亘古未有的新局，为中国日后改革也提供了可资思考的借鉴，应该给予实事求是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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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这不过是慈禧受到挫折之后的无奈之举。但我们看看世界各国政治史的记载，受到挫折不思悔改，直至晚年硬撑到底的，真不知道有多少。“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学者杨天石说，晚清新政比戊戌变法的突破要大得多，诚哉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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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05年8月，清朝8位总督中已经有5位上书奏请立宪，这5位总督顺应改革潮流，不怕做出头鸟，诚可嘉许。袁世凯见状，改变了反对立宪的立场，上书要求“考求各国宪法，变通实行”。军机大臣瞿鸿始终对立宪很感兴趣，成了立宪的促进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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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经过反复考虑，于1905年7月15日发布谕旨，决定派出五大臣“分赴东西洋各国，考求一切政治，以期择善而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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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大臣出洋考察各国政治，标志清政府政策发生重大变化，这一转变极其痛苦，然而又是巨大进步。从此，中国政治体制由专制向民主的过渡拉开了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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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的是，1905年9月24日，正当北京火车站冠盖纷纭欢声如潮，人们载歌载舞欢送载泽、徐世昌、绍英、戴鸿慈、端方五大臣出国考察之际，突有革命党人吴樾引爆自杀式炸弹，施行袭击，死伤十余人，绍英受重伤，载泽受轻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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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不分青红皂白的恐怖爆炸，反映出革命党人对其他反专制的力量非常不宽容。其实，革命党人汪精卫早就散布一种担心：如果立宪取得成功，那么革命党夺取权力的希望就要落空，所以一定要想方设法破坏立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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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炸并没有炸退清政府实行立宪的决心，由戴鸿慈、端方和载泽、尚其亨、李盛铎五大臣组成的新的考察团，于同年12月和1906年1月分两批成行，分别前往日、美、英、法、德等国，于1906年7月回国。考察得出的结论是：东西洋各国之所以强盛，“实以采用立宪政体之故”。回国之后，他们呈递了请求立宪的密折，并编写出《欧美政治要义》、《列国政要》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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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思考了载泽等人的密折，经过7次召见和一系列御前讨论之后，于1906年9月1日发布了仿行立宪的上谕：“时处今日，惟有及时详晰甄核，仿行宪政。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以立国家万年有道之基。”但又说“民智未开”，不能“操切从事”，需要从“官制入手……次第更新……以预备立宪之基础”。这话倒也没有什么错。百年后的今天，不是还有很多人认为民主的条件不够成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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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今天的话说，这道上谕确定了实行立宪的基本国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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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宜杰先生说得中肯：过去慈禧把君主立宪视为大逆不道，残酷镇压，如今的上谕却承认中国政治制度不行，宣布“仿行宪政”。这对一向虚骄守旧的清政府来说，如果没有诚意和决心，是决然办不到的。虽然这是被迫的，但公开承认这一点，则表明了执政者意识到，要想在全球竞争中求得生存与发展，必须抛弃专制制度，向先进的民主制度学习。就此而论，这决不是仅仅为了欺骗人民蓄意玩弄的一场骗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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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谕一颁布，就出现了本文开头所说的张灯结彩的庆祝局面，可谓深得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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