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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7年2月，又一极其重大的改革措施出台：设立资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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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日颁布的上谕说：“立宪政体取决公论，上下议院实为行政之本。中国上下议院一时未能成立，亟宜设资政院以立议院基础。”任命溥伦、孙家鼎任资政院总裁，待时机成熟，将资政院改为上下议院，上议院钦选，下议院议员由民众选举产生。10月，清廷要求各地在省会开设咨议局，研究和推进地方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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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上谕鼓舞下，各地促进立宪和地方自治的民众团体蜂拥而起，蔚为大观，犹如千百小型政党，推动立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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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06年12月至1909年底，上海宪政研究会、预备立宪公会、吉林自治会、广东地方自治研究社、粤商自治会、贵州自治学社、贵州宪政党、湖北宪政筹备会、直隶宪政研究会、福建政与会等先后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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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报刊书籍，开设学校和讲习所，举办各类活动，起草商法，创办公司，发展工商业，支持各地成立咨议局，督促立宪，推动地方自治，与列强势力周旋并维护所在地国家主权……这些团体忙得不亦乐乎，但他们的中心关注点，还是实现宪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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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行宪政的上谕颁布之后，康有为极为兴奋，在1907年3月将保皇会改名为帝国宪政会。梁启超则于1907年10月在东京组织了政闻社。被梁启超称为“谭嗣同式人物”的杨度，于1907年6月在东京组织宪政公会，并在国内各地都建立了分会，声势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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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度活动能量极大，对宪政的精髓理解颇深。他认为中国立宪的重点是成立国会，只有建立国会，才能有效制约政府权力。他发表文章和演讲，说召开国会乃“唯一救国方法”。至于人民开化程度够不够的问题，他认为，当以“中流社会”为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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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7年9月25日，杨度派出沈钧儒等代表赴京，把一份有100多人签名的请愿书递交都察院，首创和平请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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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度开了头，各省宪政组织纷纷签名上书，派代表到京向清廷请愿，要求召开国会。各地媒介也发表请愿书的内容，愈煽愈烈，形成全国上书风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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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政府在巨大压力下，于1908年6月批准《各省咨议局章程》和《咨议局议员选举章程》，下令各省一年内办好此事。杨度则被吸纳到体制内，在这一年进入中央政府，担任宪政编查馆行走（四品官员）。从这时起，他逐渐改变态度，要求民众“不要过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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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年8月27日，宪政编查馆和资政院将起草完毕的《宪法大纲》、《议院法要领》、《选举法要领》和《逐年筹备事宜清单》上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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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大纲》确定国家采用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形式，但对君主的权力保留甚多，对议院的权力限制过多。当然，这也比“朕即国家”要进步多了，凡事总要有个过程，不能一蹴而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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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年筹备事宜清单》对立宪进程作了总体规划，每年该干什么，规定得清清楚楚，有进度，有要求，责任目标都很明确。有了这个清单，就使政府摆脱了“摸着石头过河”的不确定性，变成心中有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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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朝廷批准颁布这几个文件，并且下旨说：“自本年起，务在九年内将各项筹备事宜一律办齐，届时即行颁布钦定宪法，并颁布召集议员之诏。”慈禧还命令各级官员每6个月汇报一次筹备立宪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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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从发布诏令到召开国会，为期9年。清廷也模仿日本，宣布自1908年起，9年立宪，即过渡期为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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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立宪筹备工作加紧之际，1908年11月14日，年仅38岁的光绪去世。他留下的遗诏表明了这位年轻皇帝矢志不移追求民主的决心，令人钦佩。他说：立宪为其毕生之志，文武百官要“破除积习，恪遵前次谕旨，各按逐年筹备事宜切实办理，庶几九年以后颁布立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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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立即宣布，立溥仪为嗣皇帝，入承大统，由25岁的摄政王载沣（光绪异母弟）监国。第二天即15日，慈禧奄奄一息，临终前降旨说：国家大事均由摄政王裁定，必须请示隆裕太后（光绪皇后）懿旨的，由摄政王面请施行。就在这一天，慈禧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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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和慈禧年龄相差30多岁，恰好接连两天相继去世，而且是年轻的死在前面，自然引起诸多怀疑。坊间多传说光绪被慈禧害死，但无实据，成为千古疑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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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和慈禧之死，是立宪运动的一个挫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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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他们的推动，政府不可能展开立宪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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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两人是凝聚政府力量的核心。先说慈禧。从中央到地方的大员，多是慈禧提拔，这些人对慈禧深怀感恩图报之心。再加上慈禧老谋深算，阅历丰富，心狠手辣，党羽众多，诸大臣不敢造次，政令自然容易贯通。再说光绪。他是清末政治改革的代表人物，戊戌政变中惨遭整肃，深得海内外同情，不仅民心在他这一边，那些希望推动新政的官员也都站在他这一边，而且对他寄予厚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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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政府命如悬丝的最后时刻，慈禧和光绪难得地达成一致，共同推动立宪，这是立宪取得进展的至关重要的条件。两人谢世，无疑使朝廷丧失了轴心，导致人心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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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的摄政王载沣虽然“生平喜读西书”，与立宪派有共同语言，但他不仅资望欠缺，而且能力平平，性格懦弱，缺乏定见，隆裕太后更是无能之辈。由这样两个人主持千年未有的大变局，显然负荷过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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