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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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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秦王政即位时的政治地理形势，则是秦国已经越过宛（今河南南阳）且占有楚国国都吨（今湖北江陵北），而设置了南郡；北方则兼并了上郡（郡治在今陕西榆林南）以东地方，设置了河东郡（郡治在今山西夏县）、太原郡（郡治在今山西太原西南）、上党郡（郡治在今山西长子）；东方又将国境推进到荥阳（今河南荥阳），灭掉了西周和东周两个政权，置三川郡（郡治在今河南洛阳）。也就是说，如果以太行山、白河、汉江下游一线贯通南北，这条线以西的辽阔地域，都已经成为秦国的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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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秩序中的汉唐政治与社会 “太原功臣”的“地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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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开国史的一个细节考察[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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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耐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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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唐朝开国过程中，“太原功臣”曾发挥过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李渊在随后的政治安排中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置于权力中心之外，使他们所能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小。这一状况，令“太原功臣”鲜为研究者所重视，甚至以“太原功臣”作为研究对象者也屈指可数。另外，对隋唐易代的考察视角选择也是“太原功臣”被忽视的原因之一。陈寅恪提出“关中本位政策”在前，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历史发展“动力”说（具体落实在对隋末动乱、士族衰落等问题的探究）继之，此二者已成为20世纪中期以来观察唐代开国史的主流，其间杂以对唐高祖、太宗个人素质与韬略的评价。在这样的研究背景之下，作为唐代开国史一部分的“太原功臣”似无进行专门、深入研究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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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笔者所见，将“太原功臣”纳入考察视野者，最具代表性之作有雷家骥《隋唐中央权力结构及其演进》中《唐朝的崛兴及其人事权力结构的演进·唐初的人事权力结构与武周革命》[2]与黄永年《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中《关陇集团始末·唐初关陇集团消失》[3]。二位学者均以“太原功臣”作为一个社会群体，且研究方法都是通过考察其氏族的地域分布，切入到对唐初政治的考察。所不同者，雷氏以“太原功臣”作为“抽样调查”之案例，探寻这一群体内部各个社会阶层与地域力量的情况，进而对陈寅恪“关中本位政策”说进行检讨；黄氏则以籍贯与“文武合一”为标准，考量陈寅恪的“关陇集团”说。二者都是把“太原功臣”当做验证主流观点的论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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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氏族与地域：“太原功臣”研究史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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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文所言，学界已有成果中，对“太原功臣”的整体考察，是以这一群体所属氏族的地域分布为切入点，考察陈寅恪之“关陇集团”说。而若以“太原功臣”做检验陈氏观点之证据，则必先对陈氏论述做精确之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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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氏“关陇集团”说，原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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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宇文泰当日融冶关陇胡汉民族之有武力才智者，以创霸业；而隋唐继其遗产，又扩充之。其皇室及佐命功臣大都西魏以来此关陇集团中人物，所谓八大柱国家即其代表也。当李唐初期此集团之力量犹未衰损，皇室与其将相大臣几全出于同一之系统及阶级，故李氏据帝位，主其轴心，其他诸族入则为相，出则为将，自无文武分途之事，而将相大臣与皇室亦为同类之人，其间更不容别一统治阶级之存在也。[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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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段文字中，“其皇室及佐命功臣大都西魏以来此关陇集团中人物”与“当李唐初期……皇室与其将相大臣几全出于同一之系统及阶级”在表述上略有不同，又极易被混为一谈。从原文看，前者是就西魏至唐代整体而言，后者是就唐初状况而论，因此前者有“佐命功臣”之语而后者仅称“将相大臣”。可知陈氏所强调的“关陇集团”在唐初得以继续掌控高层政治，所依靠的是“皇室与其将相大臣”，而并不以为唐朝“佐命功臣”中的大多数人也属于“西魏以来此关陇集团中人物”。因此，以“太原功臣”中有多少人符合“关陇集团”成员标准来验证陈寅恪的论说，似有不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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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即便以“太原功臣”中出身于“关陇集团”的人员比例来考察李渊起家是否主要依靠这一集团的情况，如黄永年之文，似也应对某人是否出自“关陇集团”做一详细的历史考察。黄文以籍贯做某人是否属于“关陇集团”之第一标准，在此标准下，再以陈寅恪提出的“自无文武分途之事”引申出“文武合一”之第二标准，而后进行列表统计，以符合此二标准者为“关陇集团”成员，否则便非。此统计分类标准似有不妥。依上引陈寅恪之说，某人是否属于“关陇集团”，并非籍贯所能决定，而应观其家族是否属于宇文泰时“关陇胡汉民族之有武力才智者”，或是否属于宇文泰之后“又扩充之”的范畴，才可辨明。若仅从籍贯求之，则有可能将移居关陇而不属于宇文泰“融冶”为一集团的人物误认为此集团成员，更有可能将后被“扩充”入此集团的人物摒弃于外。而所谓“文武合一”，则似误解了陈氏“自无文武分途之事”的本意。陈氏所谓李唐时期“其他诸族入则为相，出则为将，自无文武分途之事”，其意谓无论在外之将或掌权之相，皆出自“关陇集团”，并未出现将相分属不同文化系统、不同政治集团之情况，故其称“自无文武分途之事”。此语正可与陈氏所述玄宗时期“既别产生一以科举文词进用之士大夫阶级，则宰相不能不由翰林学士中选出，边镇大帅之职舍蕃将莫能胜任，而将相文武蕃汉进用之途，遂分歧不可复合”[5]之意相参照。按：陈氏“入则为相，出则为将”及“将相可兼任”之语颇易被误解为一人兼将、相之职，兼资文武；黄氏文中立“文武合一”之标准，应是误会此语之衍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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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则，“关陇集团”云云，为陈氏论说西魏北周至唐前期政治史之假说，而非史料中有明确记载之政治群体。以“太原功臣”之籍贯、素质与所谓“关陇集团”的标准进行比照，是代陈氏做己说之验证，而非对史实做考察。故以“太原功臣”论证关陇集团之盛衰，似无法证实亦无法证伪。[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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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太原功臣”氏族入手，另有一研究方向，即采用“抽样调查”的方式，将“太原功臣”与“凌烟阁功臣”一起作为样本，通过计算其中关陇、山东、江南出身者各占多大比例，以及士族、小姓与寒素各自所占的比例，对这两个群体表现出的氏族地域分布与士庶特点进行分析，考察唐代“开国人事结构”[7]，进而对陈寅恪提出的“关中本位政策”进行验证，如雷家骥之文。而其所采用的列表式统计分析方式，本为证明“关中本位政策”不合史实而作，故而在地域分类上以“关陇”、“山东”、“江南”指代西魏北周、东魏北齐、梁陈，以政治概念替代士人分布的地域概念，与唐人观念中士族分布的地理情况存在出入[8]，反而导致某些人物的家族地域出现了不合史实之处[9]；而在进行“开国人事结构”的地域统计时，因判定标准游移不定而出现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之处[10]，更使这一统计结果之可信度大打折扣，雷氏原定考察“开国人事结构”之目标亦因此难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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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述均系作者拘于前人论断，及裁定之标准与史实不符，导致对“太原功臣”之研究存在缺憾，并非“太原功臣”不可作为“抽样调查”之样本。若沿用雷、黄抽样调查、列表分析之形式，再就具体情况考索历史细节，或将于唐代开国史研究有些微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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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太原功臣”家世与仕宦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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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先明确者为，“太原功臣”非元从功臣全部，而为其中之佼佼者。《唐会要》载其受封过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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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德元年八月六日，诏曰：“朕起义晋阳，遂登皇极。经纶天下，实仗群材。尚书令、秦王，右仆射裴寂，或合契元谋，或同心运始；并蹈义轻生，捐家殉节。艰辛备履，金石不移；论此忠勤，理宜优异。官爵之荣，抑惟旧典；勋贤之议，宜有别恩。其罪非叛逆，可听恕一死。其太原元谋勋效者，宜以名闻。”及所司进簿，尚书右仆射裴寂、纳言刘文静加恕二死。左骁卫大将军长孙顺德、右骁卫大将军刘宏基、都水监赵文恪、右屯卫大将军窦琮、卫尉少卿刘政会、鸿胪卿刘世龙、吏部侍郎殷开山、左翊卫大将军柴绍、内史侍郎唐俭、库部郎中武士彟、骠骑将军张平高、左骁卫长史许世绪、李思行、李高迁等，并恕一死。[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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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为十七功臣得享免死特权之始末。《大唐创业起居注》记晋阳起兵之从龙者，除名在十七功臣之列者外，尚有温大雅、权弘寿、卢阶、思德平、王长谐、姜宝谊、杨毛、沈叔安、崔善为等[12]。另据两《唐书》所载，尚有张道源、姜謩[13]、温大有[14]、武士稜、武士逸[15]等。可知起兵之元从非止十七人。又，《旧唐书》载，许世绪“弟洛仁，亦以元从功臣至冠军大将军、行左监门将军”[16]。可知此十七人之外，唐初尚有更广泛之“元从功臣”概念，上述十七人外之元从应属于这一广泛的“元从功臣”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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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会要》所记的十七人名单，应为《新唐书》所言“高祖论太原首功”[17]时据“所司进簿”确定的特赏名单，因功勋胜于他人，故得免死特权，即雷家骥所言“这十七人代表了太原起事，开创政权的重要凭借”[18]。关键在于，这批开国中坚身上是否能体现出某种政治与社会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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