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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1可见，“太原功臣”中，父祖有任官经历者总数已达11人，占64.8%，而父祖无官者只占35.3%；官员子弟中，周、隋系官员之后占比例最大。这一结果，可与此后各项统计结果互相参证，故置于最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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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太原功臣”之社会出身，即其所属氏族之地域特征，雷、黄二氏皆已言之。现于二者统计分析基础之上，依隋唐氏族之地域分布观念重新统计，如表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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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太原功臣”氏族情况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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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表2可知，从整体而言，“太原功臣”中士族与非士族比例为52.9∶47.1，士族略占多数；单从地域而论，山东非士族人数最多，任何一支地域性士族与其他地区非士族都无法与之相比。士族中，关中、代北士族比例较大，无侨姓士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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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表1相对照，表2中士族子弟父祖任官率为100%，非士族人士父祖任官率仅有25%；若计算地域情况，则山东非士族父祖任官率为20%，关中非士族父祖任官率为33.3%。若计算官员子弟的社会身份，士族子弟占81.8%，非士族人士只占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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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此功臣群体既以世代为官者为主体，父、祖为官与否，对这一群体成员在隋朝的任官经历有无影响？略作统计，如表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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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太原功臣”仕隋状况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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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显示出之现象，有些许与前二表中不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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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对任官者群体进行考察。其中非官员子弟占37.5%，任官率占其群体总数的50%；同样值得注意的是，非士族人士占50%，任官率同样占其群体总数的50%。这一现象，表现出非官员子弟与非士族人士在任官情况上整体性的变化，似已突破前两表所示之家世背景。其中，山东非士族任官率为60%，关中非士族任官率为33.3%。与非官员子弟、非士族人士在任官群体中的比例与任官率方面的双双上涨相对应的，则是官员子弟与士族子弟在任官者中的比例与任官率方面的全面下滑。与其父祖相比，官员子弟在任官者中的比例降幅为37.5%，士族子弟的降幅则为38.9%；官员子弟任官率降幅为54.5%，士族子弟任官率降幅则为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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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若将“曾出仕”作为一个单独类别考察，这一在隋朝曾有任职经历后又去官的群体呈现出官员子弟与士族子弟均占极高比例的特征。从父祖任官经历来考察，则官员子弟“曾出仕”的比例为100%；若以氏族背景考察，则士族子弟比例为80%，且代北士族、关中士族与山东士族子弟各占“曾出仕”者的40%、20%与20%。这组数据能够解释为何官员子弟与士族子弟在任官者中比例下降，如果将“曾出仕”与任官者作为一个整体，观察“太原功臣”仕隋情况，那么官员子弟与士族子弟的任官率、仕隋群体中官员子弟与士族子弟的比例，都会高于晋阳起兵前保持“任官者”身份一类。同样无法回避的问题是，即便将“曾出仕者”与“任官者”视为一个整体考察，也无法说明为何非官员子弟与非士族人士任官率会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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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表3中非官员子弟、非士族人士任官率上升这一现象，还可对这类情况做进一步的分析，其任官情况如表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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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太原功臣”部分任官者任官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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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四人中，赵文恪、张平高、许世绪为任官者中非官员子弟，此四人亦皆为非士族人士任官者。四人中，除武士彟外，皆为府兵体制内基层军官，而武士彟本人在任行军司铠（参军事）前亦曾任鹰扬府队正（见前注），可见“太原功臣”中非官员子弟、非士族人士任官率提高的主要原因即为投身军府。这一现象，恰可印证谷川道雄所说的“渴望提高身份的追求”[20]。此点正可解释太原功臣中的非官员子弟与非士族人士任官率与其父祖相比大幅上升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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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以上数表可知，就家世而言，笼统观之，“太原功臣”中官员子弟、士族子弟居多；而若做细致考察，其先人任官经历，按照齐、周、陈等政权划分，祖父一辈中，北周系官员为比例最大者，至隋，不同政权来源者皆融入体制之中，因而“太原功臣”中官员子弟之父辈几乎尽为隋官（其父辈非隋官者亦非因政治原因，而因亡于隋建国之前）。另外，就士族地域性而言，并无一地域性士族群体占绝对优势，相反，山东、关中非士族人数均胜于任何一个地域性士族。至“太原功臣”一代，任官情况发生结构性变化，非士族、非官员子弟依托于府兵体制，任官率及在总任官人员中的比例皆有大幅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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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只是对“太原功臣”在晋阳起兵前家世及本人仕宦经历的考察，至于为何“太原功臣”整体会呈现出这样一种特点，则需要在纯数据的统计之外，对“晋阳起兵”前夕的历史细节进行考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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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晋阳起兵”前李渊组织之特点及起兵过程中之关键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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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渊能够在太原郡组织人马起兵，与他在大业十三年受任为太原留守[21]有直接关系。此前，他虽与宇文士及、窦抗有过是否反隋的讨论[22]，但皆未付诸实施。他就任太原留守时，不但山东反隋活动风起云涌，其他各地的局势也到了一触即发的状态。值此非常之时，李渊利用职务便利，开始以太原郡为中心，经营势力、网罗人物，“太原功臣”多数即于此时被其招致帐下。现以表3为基础，对“太原功臣”被招罗时身份略作考察，略如表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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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太原功臣”被李渊招罗时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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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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