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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14288 表3显示出之现象,有些许与前二表中不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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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14290 其一,对任官者群体进行考察。其中非官员子弟占37.5%,任官率占其群体总数的50%;同样值得注意的是,非士族人士占50%,任官率同样占其群体总数的50%。这一现象,表现出非官员子弟与非士族人士在任官情况上整体性的变化,似已突破前两表所示之家世背景。其中,山东非士族任官率为60%,关中非士族任官率为33.3%。与非官员子弟、非士族人士在任官群体中的比例与任官率方面的双双上涨相对应的,则是官员子弟与士族子弟在任官者中的比例与任官率方面的全面下滑。与其父祖相比,官员子弟在任官者中的比例降幅为37.5%,士族子弟的降幅则为38.9%;官员子弟任官率降幅为54.5%,士族子弟任官率降幅则为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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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14292 其二,若将“曾出仕”作为一个单独类别考察,这一在隋朝曾有任职经历后又去官的群体呈现出官员子弟与士族子弟均占极高比例的特征。从父祖任官经历来考察,则官员子弟“曾出仕”的比例为100%;若以氏族背景考察,则士族子弟比例为80%,且代北士族、关中士族与山东士族子弟各占“曾出仕”者的40%、20%与20%。这组数据能够解释为何官员子弟与士族子弟在任官者中比例下降,如果将“曾出仕”与任官者作为一个整体,观察“太原功臣”仕隋情况,那么官员子弟与士族子弟的任官率、仕隋群体中官员子弟与士族子弟的比例,都会高于晋阳起兵前保持“任官者”身份一类。同样无法回避的问题是,即便将“曾出仕者”与“任官者”视为一个整体考察,也无法说明为何非官员子弟与非士族人士任官率会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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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14294 根据表3中非官员子弟、非士族人士任官率上升这一现象,还可对这类情况做进一步的分析,其任官情况如表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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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14296 表4 “太原功臣”部分任官者任官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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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14301 此四人中,赵文恪、张平高、许世绪为任官者中非官员子弟,此四人亦皆为非士族人士任官者。四人中,除武士彟外,皆为府兵体制内基层军官,而武士彟本人在任行军司铠(参军事)前亦曾任鹰扬府队正(见前注),可见“太原功臣”中非官员子弟、非士族人士任官率提高的主要原因即为投身军府。这一现象,恰可印证谷川道雄所说的“渴望提高身份的追求”[20]。此点正可解释太原功臣中的非官员子弟与非士族人士任官率与其父祖相比大幅上升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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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14303 由以上数表可知,就家世而言,笼统观之,“太原功臣”中官员子弟、士族子弟居多;而若做细致考察,其先人任官经历,按照齐、周、陈等政权划分,祖父一辈中,北周系官员为比例最大者,至隋,不同政权来源者皆融入体制之中,因而“太原功臣”中官员子弟之父辈几乎尽为隋官(其父辈非隋官者亦非因政治原因,而因亡于隋建国之前)。另外,就士族地域性而言,并无一地域性士族群体占绝对优势,相反,山东、关中非士族人数均胜于任何一个地域性士族。至“太原功臣”一代,任官情况发生结构性变化,非士族、非官员子弟依托于府兵体制,任官率及在总任官人员中的比例皆有大幅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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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14305 以上只是对“太原功臣”在晋阳起兵前家世及本人仕宦经历的考察,至于为何“太原功臣”整体会呈现出这样一种特点,则需要在纯数据的统计之外,对“晋阳起兵”前夕的历史细节进行考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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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14307 三 “晋阳起兵”前李渊组织之特点及起兵过程中之关键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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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14309 李渊能够在太原郡组织人马起兵,与他在大业十三年受任为太原留守[21]有直接关系。此前,他虽与宇文士及、窦抗有过是否反隋的讨论[22],但皆未付诸实施。他就任太原留守时,不但山东反隋活动风起云涌,其他各地的局势也到了一触即发的状态。值此非常之时,李渊利用职务便利,开始以太原郡为中心,经营势力、网罗人物,“太原功臣”多数即于此时被其招致帐下。现以表3为基础,对“太原功臣”被招罗时身份略作考察,略如表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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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14311 表5 “太原功臣”被李渊招罗时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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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14316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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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14321 据此,当李渊招纳众人时,裴寂、刘文静、张平高、殷峤、刘政会、武士彟等人皆任职于太原郡内(裴寂为晋阳宫监,虽不属太原郡管辖,其任职之所亦在太原郡内),故得被收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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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14323 曾出仕与未出仕者中,唐俭本居晋阳,其家为当地名族,长孙顺德、刘弘基、窦琮、李思行与李高迁或流亡,或游历,皆至太原;且各人本传中多有与李世民交往之记载,正与《大唐创业起居注》中“仍命皇太子于河东潜结英俊,秦王于晋阳密招豪友”[23]之说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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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14325 其余诸人,刘世龙本为晋阳人,又任晋阳县内乡长,由裴寂之荐,输诚于李渊;赵文恪、许世绪亦均为太原郡人[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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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14327 李世民、柴绍为李渊子、婿,其预谋之原因无须再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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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14329 以上三类被招纳者,第一类诸人多因在李渊治下而受招纳,故太原郡任职者最多,李渊召集下属发起地方叛乱,于此可以体现;第二类人多为李世民所结交,故李氏亲朋故旧较多,因此唐俭、长孙顺德、窦琮等高门之后得以参与,正是李氏“八柱国之家”所拥有的社会关系之具体体现;第三类中,诸人被接纳之原因并不明确,或因其为太原郡人,而在当地颇有影响[25]?如此观之,则第一类中之武士彟,第二类中之唐俭亦具此身份特征,此或为晋阳起兵时太原郡人作用所在,现略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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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14331 若对李渊招纳诸人作一分析,可知起兵前任官者中,裴寂、刘文静、殷峤等皆无兵权,有兵权者,不过刘政会、张平高、赵文恪、许世绪数名府兵基层官员而已。数人之兵权虽不足以平定天下,亦可稍添李渊之势力,又可避免太原郡等地府兵阻碍其起事。而此四人中,太原郡出身者稍胜其他地域者,武士彟虽不领兵,但其职亦与武事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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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14333 李渊决心召集人物、举兵反隋前,唐俭、唐宪兄弟与武士彟、许世绪皆曾劝其起兵。“太原功臣”中除李渊心腹外,唯有以上几名太原郡人有此行动,若仅归因于“私交”,如唐俭父与李渊善、李渊曾过武士彟家云云,似嫌浅陋,何况许世绪与李渊无旧。几人同有此举,恐因炀帝南巡不返、突厥南下侵扰、山东反隋战事愈演愈烈,欲先自保后再图进取之故。太原郡人士主动输诚,又劝其自立,对李渊确实产生了影响。唐俭劝说其起兵时,李渊以“今天下已乱,言私则图存,语公则拯溺。卿宜自爱,吾将思之”作答,显然对这位当地大族子弟的态度表示接受;武士彟劝其反隋时,李渊更是以“深识雅意,当同富贵耳”表示了自己的态度。若无这些在太原郡颇有影响之人明确表态支持,李渊起兵之决心或许不会特别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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