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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渊能够在太原郡组织人马起兵，与他在大业十三年受任为太原留守[21]有直接关系。此前，他虽与宇文士及、窦抗有过是否反隋的讨论[22]，但皆未付诸实施。他就任太原留守时，不但山东反隋活动风起云涌，其他各地的局势也到了一触即发的状态。值此非常之时，李渊利用职务便利，开始以太原郡为中心，经营势力、网罗人物，“太原功臣”多数即于此时被其招致帐下。现以表3为基础，对“太原功臣”被招罗时身份略作考察，略如表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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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太原功臣”被李渊招罗时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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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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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当李渊招纳众人时，裴寂、刘文静、张平高、殷峤、刘政会、武士彟等人皆任职于太原郡内（裴寂为晋阳宫监，虽不属太原郡管辖，其任职之所亦在太原郡内），故得被收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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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出仕与未出仕者中，唐俭本居晋阳，其家为当地名族，长孙顺德、刘弘基、窦琮、李思行与李高迁或流亡，或游历，皆至太原；且各人本传中多有与李世民交往之记载，正与《大唐创业起居注》中“仍命皇太子于河东潜结英俊，秦王于晋阳密招豪友”[23]之说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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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余诸人，刘世龙本为晋阳人，又任晋阳县内乡长，由裴寂之荐，输诚于李渊；赵文恪、许世绪亦均为太原郡人[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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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世民、柴绍为李渊子、婿，其预谋之原因无须再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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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三类被招纳者，第一类诸人多因在李渊治下而受招纳，故太原郡任职者最多，李渊召集下属发起地方叛乱，于此可以体现；第二类人多为李世民所结交，故李氏亲朋故旧较多，因此唐俭、长孙顺德、窦琮等高门之后得以参与，正是李氏“八柱国之家”所拥有的社会关系之具体体现；第三类中，诸人被接纳之原因并不明确，或因其为太原郡人，而在当地颇有影响[25]？如此观之，则第一类中之武士彟，第二类中之唐俭亦具此身份特征，此或为晋阳起兵时太原郡人作用所在，现略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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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对李渊招纳诸人作一分析，可知起兵前任官者中，裴寂、刘文静、殷峤等皆无兵权，有兵权者，不过刘政会、张平高、赵文恪、许世绪数名府兵基层官员而已。数人之兵权虽不足以平定天下，亦可稍添李渊之势力，又可避免太原郡等地府兵阻碍其起事。而此四人中，太原郡出身者稍胜其他地域者，武士彟虽不领兵，但其职亦与武事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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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渊决心召集人物、举兵反隋前，唐俭、唐宪兄弟与武士彟、许世绪皆曾劝其起兵。“太原功臣”中除李渊心腹外，唯有以上几名太原郡人有此行动，若仅归因于“私交”，如唐俭父与李渊善、李渊曾过武士彟家云云，似嫌浅陋，何况许世绪与李渊无旧。几人同有此举，恐因炀帝南巡不返、突厥南下侵扰、山东反隋战事愈演愈烈，欲先自保后再图进取之故。太原郡人士主动输诚，又劝其自立，对李渊确实产生了影响。唐俭劝说其起兵时，李渊以“今天下已乱，言私则图存，语公则拯溺。卿宜自爱，吾将思之”作答，显然对这位当地大族子弟的态度表示接受；武士彟劝其反隋时，李渊更是以“深识雅意，当同富贵耳”表示了自己的态度。若无这些在太原郡颇有影响之人明确表态支持，李渊起兵之决心或许不会特别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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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举兵前，刘世龙、武士彟、赵文恪亦起到关键作用。李渊之所以能够起兵晋阳，擒王威、高君雅为一必要前提。王、高亦曾定谋欲擒李渊，其所以失败，皆因刘世龙泄谋于李渊，使李渊先发制人；而李渊之所以能擒王、高，全赖长孙顺德、刘弘基等所募、所统之兵，王、高与留守司兵田德平又曾欲将顺德、弘基缉拿审问，全赖武士彟从中周旋，使二人得以保全；李渊诱捕王、高时，在李世民调度下，赵文恪与长孙顺德率所募之兵设伏于晋阳宫外。可见晋阳起兵一事，太原郡人实居首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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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太原功臣”中，官员子弟、士族子弟看似占据主体，晋阳起兵前不可替代者，实为太原郡人，而太原郡数人，多为非士族人士与非官员子弟。这一特点，似与李渊的政治观念不符，其语裴寂之言“我李氏昔在陇西，富有龟玉，降及祖祢，姻娅帝室。及举义兵，四海云集，才涉数日，升为天子。至如前代皇王，多起微贱，劬劳行阵，下不聊生。公复世胄名家，历职清显，岂若萧何、曹参起自刀笔吏也！唯我与公，千载之后，无愧前修矣。”正是其重门第、尚贵戚观念之体现，此观念亦见于其语温大雅、窦威之言论。正因此观念，导致了出身太原郡、于晋阳起兵有大功者于起兵后在李渊阵营中地位的逐渐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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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兵后大将军府建立，刘世龙未在其中任职，赵文恪、许世绪与长孙顺德、窦琮等同属武职而未见优待，武士彟与代北士族刘政会等同为列曹亦未有特赏，唯唐俭以故人之子、士族之后受任记事参军，稍受亲待。太原郡人士的边缘化，是晋阳起兵后所做的第一次政治安排，正可与前文表1、表2中呈现的“太原功臣”中官员子弟、士族子弟居多的情况相参照；而自晋阳至长安途中，李渊欲以各种政策尽力脱去其集团所具有的地方性色彩，强化隋代官僚与士族高层在其政权中之力量，更与建成、世民二子言“晋阳从我，可谓同心之人；俱非致命之士”[26]。而后的政治调整中，“太原功臣”整体在政治中也渐次边缘化，然此已非此短文所应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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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为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项目“北朝后期至隋唐皇权政治的演变”（项目编号：06XNB019）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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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见雷家骥《隋唐中央权力结构及其演进》第一章《唐朝的崛兴及其人事权力结构的演进》，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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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见黄永年《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第二章《关陇集团始末》，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唐初关陇集团消失”一节，最初以《关陇集团到唐初是否继续存在》为题，载于《周绍良先生欣开九秩庆寿文集》，中华书局，1997；后收入氏著《文史探微》，中华书局，2000。亦有一不附统计表格之版本，见氏著《树新义室笔谈》，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后修改定稿于《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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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三联书店，2009，第234～2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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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见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篇“统治阶级之氏族及其升降”，第2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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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关于陈寅恪提出的“关陇集团”及造就这一集团的“关中本位政策”，实为北朝隋唐史研究中一重大理论问题，本文主题不在于此，且学者对此多有言及，故此处不加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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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以“抽样调查”方式对唐代“开国人事结构”进行研究之语，出自雷家骥《隋唐中央权力结构及其演进》第一章《唐朝的崛兴及其人事权力结构的演进》，第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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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如按唐人柳芳所划分的士族地域标准，则其从来源上应分为山东、关中、江南、代北，以及寓居江南的北方大族“侨姓”。见《新唐书》卷一九九《儒学传中·柳冲传》，中华书局，1975，第5677～56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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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如刘政会，两《唐书》本传称其为“滑州胙城人”（《旧唐书》卷五八《刘政会传》，中华书局，1975，第2312页；《新唐书》卷九〇《刘政会传》，第3767页），雷氏即据此断为“山东小姓”；而《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中将其家定为“河南刘氏”（《新唐书》卷七一上《宰相世系表》一上，第2273页）。按其为匈奴之后，正属《魏书·官氏志》所言“一同四姓”的“穆陆贺刘楼于嵇尉”八姓之列，应属“代北虏姓”，不应为“山东小姓”。再如长孙顺德，其家族亦属“代北虏姓”，且为北魏宗室“十姓”之列，也不应断为“山东士族”。雷氏之氏族判定，见《隋唐中央权力结构及其演进》，第11～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