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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渊能够在太原郡组织人马起兵,与他在大业十三年受任为太原留守[21]有直接关系。此前,他虽与宇文士及、窦抗有过是否反隋的讨论[22],但皆未付诸实施。他就任太原留守时,不但山东反隋活动风起云涌,其他各地的局势也到了一触即发的状态。值此非常之时,李渊利用职务便利,开始以太原郡为中心,经营势力、网罗人物,“太原功臣”多数即于此时被其招致帐下。现以表3为基础,对“太原功臣”被招罗时身份略作考察,略如表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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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太原功臣”被李渊招罗时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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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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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当李渊招纳众人时,裴寂、刘文静、张平高、殷峤、刘政会、武士彟等人皆任职于太原郡内(裴寂为晋阳宫监,虽不属太原郡管辖,其任职之所亦在太原郡内),故得被收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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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出仕与未出仕者中,唐俭本居晋阳,其家为当地名族,长孙顺德、刘弘基、窦琮、李思行与李高迁或流亡,或游历,皆至太原;且各人本传中多有与李世民交往之记载,正与《大唐创业起居注》中“仍命皇太子于河东潜结英俊,秦王于晋阳密招豪友”[23]之说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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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余诸人,刘世龙本为晋阳人,又任晋阳县内乡长,由裴寂之荐,输诚于李渊;赵文恪、许世绪亦均为太原郡人[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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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世民、柴绍为李渊子、婿,其预谋之原因无须再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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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三类被招纳者,第一类诸人多因在李渊治下而受招纳,故太原郡任职者最多,李渊召集下属发起地方叛乱,于此可以体现;第二类人多为李世民所结交,故李氏亲朋故旧较多,因此唐俭、长孙顺德、窦琮等高门之后得以参与,正是李氏“八柱国之家”所拥有的社会关系之具体体现;第三类中,诸人被接纳之原因并不明确,或因其为太原郡人,而在当地颇有影响[25]?如此观之,则第一类中之武士彟,第二类中之唐俭亦具此身份特征,此或为晋阳起兵时太原郡人作用所在,现略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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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对李渊招纳诸人作一分析,可知起兵前任官者中,裴寂、刘文静、殷峤等皆无兵权,有兵权者,不过刘政会、张平高、赵文恪、许世绪数名府兵基层官员而已。数人之兵权虽不足以平定天下,亦可稍添李渊之势力,又可避免太原郡等地府兵阻碍其起事。而此四人中,太原郡出身者稍胜其他地域者,武士彟虽不领兵,但其职亦与武事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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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渊决心召集人物、举兵反隋前,唐俭、唐宪兄弟与武士彟、许世绪皆曾劝其起兵。“太原功臣”中除李渊心腹外,唯有以上几名太原郡人有此行动,若仅归因于“私交”,如唐俭父与李渊善、李渊曾过武士彟家云云,似嫌浅陋,何况许世绪与李渊无旧。几人同有此举,恐因炀帝南巡不返、突厥南下侵扰、山东反隋战事愈演愈烈,欲先自保后再图进取之故。太原郡人士主动输诚,又劝其自立,对李渊确实产生了影响。唐俭劝说其起兵时,李渊以“今天下已乱,言私则图存,语公则拯溺。卿宜自爱,吾将思之”作答,显然对这位当地大族子弟的态度表示接受;武士彟劝其反隋时,李渊更是以“深识雅意,当同富贵耳”表示了自己的态度。若无这些在太原郡颇有影响之人明确表态支持,李渊起兵之决心或许不会特别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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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举兵前,刘世龙、武士彟、赵文恪亦起到关键作用。李渊之所以能够起兵晋阳,擒王威、高君雅为一必要前提。王、高亦曾定谋欲擒李渊,其所以失败,皆因刘世龙泄谋于李渊,使李渊先发制人;而李渊之所以能擒王、高,全赖长孙顺德、刘弘基等所募、所统之兵,王、高与留守司兵田德平又曾欲将顺德、弘基缉拿审问,全赖武士彟从中周旋,使二人得以保全;李渊诱捕王、高时,在李世民调度下,赵文恪与长孙顺德率所募之兵设伏于晋阳宫外。可见晋阳起兵一事,太原郡人实居首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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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太原功臣”中,官员子弟、士族子弟看似占据主体,晋阳起兵前不可替代者,实为太原郡人,而太原郡数人,多为非士族人士与非官员子弟。这一特点,似与李渊的政治观念不符,其语裴寂之言“我李氏昔在陇西,富有龟玉,降及祖祢,姻娅帝室。及举义兵,四海云集,才涉数日,升为天子。至如前代皇王,多起微贱,劬劳行阵,下不聊生。公复世胄名家,历职清显,岂若萧何、曹参起自刀笔吏也!唯我与公,千载之后,无愧前修矣。”正是其重门第、尚贵戚观念之体现,此观念亦见于其语温大雅、窦威之言论。正因此观念,导致了出身太原郡、于晋阳起兵有大功者于起兵后在李渊阵营中地位的逐渐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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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兵后大将军府建立,刘世龙未在其中任职,赵文恪、许世绪与长孙顺德、窦琮等同属武职而未见优待,武士彟与代北士族刘政会等同为列曹亦未有特赏,唯唐俭以故人之子、士族之后受任记事参军,稍受亲待。太原郡人士的边缘化,是晋阳起兵后所做的第一次政治安排,正可与前文表1、表2中呈现的“太原功臣”中官员子弟、士族子弟居多的情况相参照;而自晋阳至长安途中,李渊欲以各种政策尽力脱去其集团所具有的地方性色彩,强化隋代官僚与士族高层在其政权中之力量,更与建成、世民二子言“晋阳从我,可谓同心之人;俱非致命之士”[26]。而后的政治调整中,“太原功臣”整体在政治中也渐次边缘化,然此已非此短文所应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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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为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项目“北朝后期至隋唐皇权政治的演变”(项目编号:06XNB019)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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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见雷家骥《隋唐中央权力结构及其演进》第一章《唐朝的崛兴及其人事权力结构的演进》,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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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见黄永年《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第二章《关陇集团始末》,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唐初关陇集团消失”一节,最初以《关陇集团到唐初是否继续存在》为题,载于《周绍良先生欣开九秩庆寿文集》,中华书局,1997;后收入氏著《文史探微》,中华书局,2000。亦有一不附统计表格之版本,见氏著《树新义室笔谈》,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后修改定稿于《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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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三联书店,2009,第234~2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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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见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篇“统治阶级之氏族及其升降”,第2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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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关于陈寅恪提出的“关陇集团”及造就这一集团的“关中本位政策”,实为北朝隋唐史研究中一重大理论问题,本文主题不在于此,且学者对此多有言及,故此处不加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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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以“抽样调查”方式对唐代“开国人事结构”进行研究之语,出自雷家骥《隋唐中央权力结构及其演进》第一章《唐朝的崛兴及其人事权力结构的演进》,第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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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如按唐人柳芳所划分的士族地域标准,则其从来源上应分为山东、关中、江南、代北,以及寓居江南的北方大族“侨姓”。见《新唐书》卷一九九《儒学传中·柳冲传》,中华书局,1975,第5677~56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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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如刘政会,两《唐书》本传称其为“滑州胙城人”(《旧唐书》卷五八《刘政会传》,中华书局,1975,第2312页;《新唐书》卷九〇《刘政会传》,第3767页),雷氏即据此断为“山东小姓”;而《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中将其家定为“河南刘氏”(《新唐书》卷七一上《宰相世系表》一上,第2273页)。按其为匈奴之后,正属《魏书·官氏志》所言“一同四姓”的“穆陆贺刘楼于嵇尉”八姓之列,应属“代北虏姓”,不应为“山东小姓”。再如长孙顺德,其家族亦属“代北虏姓”,且为北魏宗室“十姓”之列,也不应断为“山东士族”。雷氏之氏族判定,见《隋唐中央权力结构及其演进》,第11~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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