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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据《唐大诏令集》卷七四《立终南山祠敕》得知，开成二年，朝廷又敕立终南山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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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闻京师旧说，以为终南山兴云，即必有雨。若常晴霁，虽密云他至，竟不沾濡。况兹山北面阙庭，日当恩顾，修其望祀，宠数宜及。今闻都无祠宇，岩谷湫口却在，命祀终南山。未备礼秩，湫为山属。舍大崇细，诚所谓阙于兴云致雨之祀也。宜令中书门下且差官设奠，宣告恩礼，便令择立庙所，选日以闻，仍命有司实时建立。[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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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终南山祈雨与祷雪，是因为礼制中规定国家祭祀包括常祈与祈祷，当京城发生旱情时，祈祷山川能兴云雨。《大唐开元礼》卷三《祈祷》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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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京都孟夏已后，旱则祈岳镇海渎及诸山川能兴云雨者于北郊，望而告之，又祈社稷，又祈宗庙，每七日皆一祈，不雨还从岳渎如初，旱甚则修雩。秋分已后，不雩，初祈后一旬，不雨，即徙市禁屠杀、断扇，造土龙。雨足，则报祀祈，用酒脯醢，报用常祀。……凡州县旱则祈雨，先社稷，又祈界内山川能兴云雨者，余准京都例。[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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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崔珙《祷雪终南广惠庙奏》所言：“畿内去冬少雪，宿麦未滋。今欲差少尹于终南广惠公庙祈祷，诸县各委令长于灵迹处，精诚祈请。”[99]又《游城南记》在“东上朱坡，憩华严寺。下瞰终南之胜，雾岩、玉案、圭峰、紫阁粲在目前，不待足履而尽也。”下注曰：“朱坡在御史庄东，华严寺西。《关中记》曰：‘终南、太乙，左右三百里内为福地。’……秦末四皓，隐于其间，后因立庙。唐文宗诏建终南山祠，册为广惠公。圭峰紫阁在祠之西。圭峰下有草堂寺，唐僧宗密所居，因号圭峰禅师。”[100]该广惠庙即为开成二年所建立的祠堂。因为崔珙开成年间为京兆尹，所以他上奏请求祷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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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分析表明，由于政权的力量，或者民间私人的往来，终南山和长安社会在佛教、道教方面存在着交流、融合的关系；但两者因环境氛围的不同，又有着不能忽视的差别，这种差别在社会流动的过程中起着分化的作用。对终南山与长安之间社会流动的分析，有助于我们认识终南山在长安宗教中的意义，以及宗教赋予终南山的色彩。地理上的便利促进两者之间的宗教流动交流，但是两者间还存在着细微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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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终南避乱——社会动荡之际长安官民之去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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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的政治斗争频繁，如前期中央的宫廷争斗，后期朝臣与宦官的争权。加之唐室曾几经战争动荡，自玄宗朝遭安史之乱，后历经泾原兵变、黄巢起义，都使长安陷入动乱中。终南山尽管临近长安，在行政地域上也有所归属，但是其社会秩序的维持及政治控制的作用显然不如长安。加之终南山峰峦耸立、山谷幽密，树木茂密深邃，使它显得杳渺。因此，城内的叛逃者、避世乱者，都逃到山中隐蔽。除了能及时逃入以外，也是由于其不像外界社会那样具有严格的社会秩序而更容易藏身。战乱与叛乱之际，即成为长安市民的避难所。平民藏于此以暂避时难，文人士大夫或是出于对叛乱者的不满，或是出于对旧政权的效忠，选择僻地隐居，或是待机而出，或是由此终身隐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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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唐书》卷一〇五《王鉷传》载：“初，韩朝宗为京兆尹，引（柳）升为京令。朝宗又于终南山下为苟家觜买山居，欲以避世乱。玄宗怒，敕（王）鉷推之，朝宗自高平太守贬为吴兴别驾。”[101]这说明，长安城内的居民把终南山看作兵荒马乱之时的一个安全僻静的去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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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初，武德九年的“玄武门之变”是唐代中央政治革命之第一次，拥护太子建成的薛万彻事败后逃亡于终南山，后被太宗召谕，释仗而来[102]。同样，神龙三年七月，节愍太子重俊发动玄武门之变，溃败后，率其属直趋肃章门，奔终南山，后终为左右所杀[103]。宦官专权为唐后期政治史之大事，其中矛盾交错，各方势力沉浮不定。《旧唐书》卷一六九《李训传》载李训谋诛宦官，事不济，乃单骑走入终南山，投寺僧宗密[104]。在朝廷政治斗争中失败的人，仓皇之中，逃亡于终南山，既有地理位置的便利，又便于隐藏，还可不时探知城内的动向、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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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乱之中，长安城遭劫难，皇帝出逃，京城中各阶层选择终南山以避乱者也就更多。安史之乱对唐代社会影响甚剧，当两京沦陷，明皇入蜀，百官散遁，地居长安近邻而又幽密深邃的终南山自然成为时人逃难的首选之地。韦述抱《国史》藏之南山，使得唐朝的圣典免于遗逸[105]。《旧唐书·令狐峘传》载：“禄山之乱，隐居南山豹林谷，谷中有峘别墅。司徒杨绾未仕时，避乱南山，止于峘舍。峘博学，贯通群书，有口辩，绾甚称之。及绾为礼部侍郎，修国史，乃引峘入史馆。”[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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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德宗时的“泾原兵变”，朱泚盗居宫阙，德宗仓皇出逃，部分长安的官员也隐匿于终南山。《新唐书》卷一四二《柳浑传》云：“朱泚乱，浑匿终南山。贼素闻其名，以宰相召，执其子榜笞之，搜索所在”[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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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末，值风雨飘摇之际的唐朝政府又遭黄巢起义，加速走向灭亡。巢军于广明元年（880年）入长安城，皇帝出奔，居民为了躲避兵祸，也纷纷逃进终南山。杨篆为母亲所撰墓志中提到，广明元年黄巢陷长安后，他“随侍奔避，潜处于蓝田辋谷中”[108]。《玉泉子》中也记载了西门思恭“黄巢之入长安，思恭逃难于终南山”。后郑畋以家财厚募有勇者，访而获之，以归岐下，待之若父[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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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其中，有的是事败后仓皇出逃，有的是抱着对王朝的忠贞而入山明志。这样并非隐居，往往是逃难、躲避世乱，与真正的归隐存在着差别。有的人也就此隐居，不复出仕，有的待机而出。社会动荡之时，终南山尚能暂且保持平静，这也就维持了终南山社会的稳定性。而这些人的流入，使终南山不再只是一个不染尘事的隐逸之地，它也折射出社会的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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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节通过三个方面分析了长安和终南山之间的互动关系，这种关系又与两者之间的社会流动互相作用，使终南山与长安城在地理位置、社会上成为一体。但是，长安和终南山的互动关系，并不能消弭两者之间的区别，反倒彼此衬托。长安的特性又使终南山在世人心中具有了特殊的地位，地方和长安的社会流动也间接促进了终南山与其他地方之间的流动。“终南捷径”的空间与社会意义是这种流动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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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终南捷径”的空间与社会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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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南山能成为隐居胜地，除景色奇丽和浓重的宗教色彩外，地临长安是一个最为重要的原因，所谓“终南捷径”就包含着这层地理意义。汉唐长安为帝都，为世人尤其是官僚士大夫神往之地。权力的集中地及主流文化的权威，使得长安成为世人趋之若鹜的地方。高蟾《长安旅情》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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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说青云路，有足皆可至。我马亦四蹄，出门似无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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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京十二楼，峨峨依青翠。下有千朱门，何门荐孤士。[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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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代，尤其是隋唐以后，随着科举制度的发展与完善，帝都就成为许多文人雅士实现人生梦想的舞台。科举之外高蹈不仕，隐而养望，也是让帝王眷顾的一条途径。终南山一带自古以来就是隐逸的佳处，对那些想进入官场的人来说，隐于比邻京城长安的终南山，冀以扬名待举，候召入仕，无疑是一条捷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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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南捷径”现象其来有自。这既是中国文人士大夫的一种情结，又容易成为沽名钓誉的手段。“终南捷径”为讽喻借隐扬名之人，其典故来自唐代司马承祯之语。《资治通鉴》卷二一〇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