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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组在姪前标注名字,分别为男性户主“有”、“客”之姪,显而易见,这两例中的“姪”均属新义而非旧义。第二组姪前亦有“公”、“孝”等名字,但性别并不明确。可以肯定的是,此处姪不是妻子之姪。按走马楼名籍简的记载格式,家庭成员与户主关系不同,一般在家庭成员前添加户主名字,如谢文名籍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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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男子谢文年七十四 文妻大女邽(?)年六十(2·1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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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小妻大女婢年卌六踵(肿)两足 文子女养年十歳(2·17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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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侄子仕伍祓年三歳 ·文从兄贤年八十七(2·176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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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种记载方式没有例外,那么,上引简中的“糸”、“汝”分别为“公”、“孝”之妻,而姪也就与姑无关,系与伯、叔对称。第三组姪前无名字,似乎难以判断是妻之姪,还是夫之姪。但是,吴简中如涉及妻方家庭成员,一般特意标明与妻子的关系,表现形式为“妻+称谓+名字”,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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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父秋年六十(1·9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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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妻兄张年六十二(1·9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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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妻男弟平年十三(1·4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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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此书写惯例,第三组的姪不是妻之姪,而是户主即夫之姪。除上述三种形式之外,大量竹简仅记为“名字+姪子男/女+名字+年龄”,如“水姪子男史年十五”(1·5148)。这种记载方式不能排除姪与姑对称的可能性,但此类简数量众多,如果再考虑当时男性户主居多,所记家庭成员多标明与户主关系的情况,推测相当一部分简中的姪系与伯、叔对应,应该不算武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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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兄子”称谓的简只有30枚,其中4枚为“父兄子弟”,显然不与伯、叔对称,所以,真正指称兄弟之子的“兄子”简只有26枚,仅为姪称谓简的八分之一。虽然不能据此简单地说,在吴简出土地长沙郡临湘县地区姪之新义已经基本排挤了兄子称谓,但与文献反映的情况相比,可以说姪之新义确实占据了主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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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吴简中姪的含义,王子今先生认为,“简文提供的资料,说明当时乡村社会中‘姪’仍大体保持着传统的定义”。所谓“传统的定义”指《尔雅·释亲》所说“女子谓昆弟之子为姪”。其依据是吴简中姪与兄子并出,因此,“其指代的身份应当是并立的”。“‘外姪子’称谓的出现,或许暗示着‘姪’这一亲属称谓的涵义转变正在发生”[23]。如上所论,现已公布的吴简中,“姪”有相当部分甚至大多数已经脱离了传统含义,并非保持着传统定义。而姪与兄子并存,不一定代表前者仅与姑对应。合理的解释是,姪尽管有了新的含义,开始指称男性兄弟之子,但旧称谓兄子在人们头脑中根深蒂固,不会马上消失,而且作为亲属关系的直接反映,甚至在中国古代从未消失。吴简中还存在与兄子含义相当,或者包含兄子含义的“从子”一词:“会从子公乘得年……”(1·3054)。因此,姪、兄子、从子系一义多称。姪、兄子并立之例,可以视作新旧称谓交替时期必然出现的现象,似无将两者对立的必要。而且真正能暗示姪含义发生转变的,可能恰恰是姪与兄子、从子的并立、并存现象,而不是“外姪子”的出现。外姪子是与姑对应还是与姑父对应?抑或两者均涵盖其中?王子今先生未做出明确解释。因此,外姪子的含义尚须进一步探讨。需要指出的是,有学者认为,晋代以后,“女子称兄弟之子的称谓前面要加一个‘内’字,构成‘内姪’,以与男子用的‘姪’相区别。”[24]如果这一结论在汉魏之际也能成立,那么,吴简中的外姪就不与姑对应,而与姑父对应。在“外姪”含义不明的情况下,很难说其出现预示着姪的含义正在发生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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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以上所论,吴简中的姪主要与伯、叔对称,颜之推“晋世以来,始呼叔姪”的说法不能成立,即叔姪对称并非始于晋代,而是在孙吴时期就已经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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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南北朝姪之新义影响的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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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吴治下的临湘县,姪对应伯、叔的现象已经比较普遍,我们不清楚这仅仅局限于临湘一地,还是三国政权均已如此。晋代文献涉及姪的例子共20余例,远较三国为多。在这些例子中,姪多与“子”相连,组合为“子姪”一词。在此情况下,姪有时相对伯、叔而言。《晋书·刘琨传》:“子姪四人俱被害。”下文载卢谌、崔悦上表:“祸害父息四人,从兄二息同时并命。”[25]可见,姪指刘琨两位从兄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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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直接以姪之新义为具体指称的情况在晋代史籍中十分少见,笔者所见仅后秦一例。《晋书·吕纂载记》载其篡兄吕弘之位后,纵士兵污辱弘妻女,侍中房晷曰:“弘妻,陛下之弟妇也;弘女,陛下之姪女也,奈何使无赖小人辱为婢妾。”[26]《晋书·良吏·邓攸传》“史臣曰”有“攸弃子存姪,以义断恩”之语,毫无疑问,此处姪系新义。不过,正文载邓攸“弃子存姪”事所用称谓与此不同:“遇贼,掠其牛马,步走,担其儿及其弟子绥。度不能两全,乃谓其妻曰:‘吾弟早亡,唯有一息,理不可绝,止应自弃我儿耳。幸而得存,我后当有子。’妻泣而从之,乃弃之。”[27]“史臣曰”为唐代史家所撰,本传则依晋人所著《晋书》为蓝本[28],所叙所论虽同为晋人晋事,但反映的时代观念及风俗习惯并不相同。“史臣曰”使用姪称谓或是唐人观念,并不代表时人如此。正文中用弟子称谓,恰恰说明当时使用姪之新义并不普遍,至少对晋人撰修史书没有太大的影响。相对于姪之新义,史书更习惯用兄子、弟子指称男性兄弟之子,此类例子《晋书》中俯拾皆是。它们既出现于《晋书》目录中,如卷四九《阮籍传》附“兄子咸”、卷五七《罗宪传》附“兄子尚”、卷五八《周札传》附“兄子莚”;也出现于列传起始的介绍部分,如卷六九《刘畴传》:“畴兄子劭,有才干,辟琅邪王丞相掾。”卷七六《虞潭传》附“兄子()”:“()字思行,潭之兄子也。”还出现于列传中间,这样的例子甚多,兹不列举。王羲之书信对称谓的使用更为典型,凡提及兄弟之子,或称“兄子”,或称“弟子”,不称“姪”,如“兄子荼毒备婴,不可忍见”,“从弟子夭没,孙女不育,哀痛兼伤”,“兄子发尚未有定日,当送至澜”[29]。这说明,在士人日常用语及史书撰写中,兄子、弟子称谓较姪之新义应用要广泛得多。尽管在吴简中,姪已经与伯、叔对称,有取代兄子、弟子的迹象,但在三国两晋的传世文献中,仍比较少见,远未发展到代替兄子、弟子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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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晋出土的考古资料基本没有记录兄弟之子的信息,笔者所见仅有楼兰尼雅出土的《晋(四世纪?)楼兰户口簿稿》一例:“虎女姪申金年七。”[30]唯一一例涉及叔姪关系的出土文书使用姪称谓而不是兄子、弟子。此虽属孤证,但与文献中兄子、弟子称谓普遍,姪之新义使用较少的情况对比,再与同属于考古资料的吴简中姪之新义较普遍,兄子、弟子较少的现象相联系,这一孤证值得引起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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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之推所说的姪与叔对称,在空间上主要指北方。通观《颜氏家训》涉及的北人、南人,大多以南、北政权为标准,并非一条严格的地理界线。若按此标准,颜氏的说法确实有一定道理,因为南方政权中的士人在理论上并不承认姪可以与伯、叔对称。刘宋文学家颜延之、儒学家雷次宗对姪称谓是否可施于伯、叔的询问做了如下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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