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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大女惟年卅八筭一 侄子男汤年五歳（2·4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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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大女姑年卅一侄子■（贡＋竟）年十四踵两足（3·428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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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组在姪前标注名字，分别为男性户主“有”、“客”之姪，显而易见，这两例中的“姪”均属新义而非旧义。第二组姪前亦有“公”、“孝”等名字，但性别并不明确。可以肯定的是，此处姪不是妻子之姪。按走马楼名籍简的记载格式，家庭成员与户主关系不同，一般在家庭成员前添加户主名字，如谢文名籍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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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男子谢文年七十四 文妻大女邽（？）年六十（2·1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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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小妻大女婢年卌六踵（肿）两足 文子女养年十歳（2·17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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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侄子仕伍祓年三歳 ·文从兄贤年八十七（2·176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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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种记载方式没有例外，那么，上引简中的“糸”、“汝”分别为“公”、“孝”之妻，而姪也就与姑无关，系与伯、叔对称。第三组姪前无名字，似乎难以判断是妻之姪，还是夫之姪。但是，吴简中如涉及妻方家庭成员，一般特意标明与妻子的关系，表现形式为“妻＋称谓＋名字”，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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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父秋年六十（1·9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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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妻兄张年六十二（1·9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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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妻男弟平年十三（1·4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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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此书写惯例，第三组的姪不是妻之姪，而是户主即夫之姪。除上述三种形式之外，大量竹简仅记为“名字＋姪子男/女＋名字＋年龄”，如“水姪子男史年十五”（1·5148）。这种记载方式不能排除姪与姑对称的可能性，但此类简数量众多，如果再考虑当时男性户主居多，所记家庭成员多标明与户主关系的情况，推测相当一部分简中的姪系与伯、叔对应，应该不算武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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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兄子”称谓的简只有30枚，其中4枚为“父兄子弟”，显然不与伯、叔对称，所以，真正指称兄弟之子的“兄子”简只有26枚，仅为姪称谓简的八分之一。虽然不能据此简单地说，在吴简出土地长沙郡临湘县地区姪之新义已经基本排挤了兄子称谓，但与文献反映的情况相比，可以说姪之新义确实占据了主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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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吴简中姪的含义，王子今先生认为，“简文提供的资料，说明当时乡村社会中‘姪’仍大体保持着传统的定义”。所谓“传统的定义”指《尔雅·释亲》所说“女子谓昆弟之子为姪”。其依据是吴简中姪与兄子并出，因此，“其指代的身份应当是并立的”。“‘外姪子’称谓的出现，或许暗示着‘姪’这一亲属称谓的涵义转变正在发生”[23]。如上所论，现已公布的吴简中，“姪”有相当部分甚至大多数已经脱离了传统含义，并非保持着传统定义。而姪与兄子并存，不一定代表前者仅与姑对应。合理的解释是，姪尽管有了新的含义，开始指称男性兄弟之子，但旧称谓兄子在人们头脑中根深蒂固，不会马上消失，而且作为亲属关系的直接反映，甚至在中国古代从未消失。吴简中还存在与兄子含义相当，或者包含兄子含义的“从子”一词：“会从子公乘得年……”（1·3054）。因此，姪、兄子、从子系一义多称。姪、兄子并立之例，可以视作新旧称谓交替时期必然出现的现象，似无将两者对立的必要。而且真正能暗示姪含义发生转变的，可能恰恰是姪与兄子、从子的并立、并存现象，而不是“外姪子”的出现。外姪子是与姑对应还是与姑父对应？抑或两者均涵盖其中？王子今先生未做出明确解释。因此，外姪子的含义尚须进一步探讨。需要指出的是，有学者认为，晋代以后，“女子称兄弟之子的称谓前面要加一个‘内’字，构成‘内姪’，以与男子用的‘姪’相区别。”[24]如果这一结论在汉魏之际也能成立，那么，吴简中的外姪就不与姑对应，而与姑父对应。在“外姪”含义不明的情况下，很难说其出现预示着姪的含义正在发生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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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以上所论，吴简中的姪主要与伯、叔对称，颜之推“晋世以来，始呼叔姪”的说法不能成立，即叔姪对称并非始于晋代，而是在孙吴时期就已经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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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南北朝姪之新义影响的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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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吴治下的临湘县，姪对应伯、叔的现象已经比较普遍，我们不清楚这仅仅局限于临湘一地，还是三国政权均已如此。晋代文献涉及姪的例子共20余例，远较三国为多。在这些例子中，姪多与“子”相连，组合为“子姪”一词。在此情况下，姪有时相对伯、叔而言。《晋书·刘琨传》：“子姪四人俱被害。”下文载卢谌、崔悦上表：“祸害父息四人，从兄二息同时并命。”[25]可见，姪指刘琨两位从兄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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