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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文献记载和出土实物来看，用头发殉葬的“近幸臣妾”应该也包括男性，正如上文所述留发辫和盘发髻的不仅仅是女性。过去，诺音乌拉匈奴墓中出土的缚以红绳的发辫，一般都认为是妇女的发辫，但亦不能排除是男性发辫的可能。德列斯图依墓地M10的墓主人经鉴别为一女性，但并不能说明殉葬发辫的主人是何性别，不能排除为其男性亲人的可能性。“男子们剪下自己的辫子”就说明了这一点。诺音乌拉M6中85条发辫的主人更可能有男有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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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很多学者研究匈奴的社会性质时认为匈奴是奴隶制国家，《史记》所载上述“近幸臣妾从死者，多至数千百人”成为这一论点的主要依据之一。就目前的考古发现看，殉葬的不是人而只是发辫，所以这一论据显然已不能成立，匈奴人从未杀死奴隶和战俘殉葬。再者，构成匈奴社会主体的牧人并未脱离日常生产劳动，他们战时是出征的武士，自备战马装备，平时放牧，他们都是劳动者，是自由民，而且都有自己的生产资料——牲畜，是匈奴社会主要经济支柱——畜牧业生产的主力。且游牧生产方式的分散性和流动性并不适宜大规模的奴隶集体劳动，所谓的“奴隶主”也难以对奴隶劳动实行监督，更无法想象以绳索、镣铐绑缚着手脚的奴隶如何进行野外的放牧。在以分散和自由移动为特征的游牧经济中奴隶劳动也不可能占据主导地位，不仅匈奴如此，苏联学者波塔波夫等认为：“在很多游牧民中，奴隶制度没有成为生产的基础，虽然它曾以有限的规模长久保持下来，例如哈萨克人、土尔克明人、加尔梅克人以及其他部族的富裕游牧民的家庭经济里，一直保存到19世纪。游牧民的主要生产阶级不是奴隶，而是普通的牲畜饲养者”[50]。这些考古出土的发殉资料从一方面否定了用奴隶作为人殉这一点，以发辫代替奴隶殉葬本身已表明某种程度的社会进步。这与典型的奴隶制是根本不同的，与奴隶制下的任意杀殉无关。至少没有支持匈奴社会属于奴隶制性质这一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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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也注意到这种在墓葬中出土的辫发可以找到更早的实物例证，殷墟妇好墓出土的商代异族奴隶玉雕即有发辫装饰[51]。内蒙古敖汉旗周家地M45也出土发辫实物[52]，该墓属于夏家店下层文化，相当于夏商时期。过去学者认为夏家店下层文化属于东胡族，为鲜卑乌桓先祖，故有说法认为鲜卑留辫发似可追溯到东胡。但目前看来，这一论断受到人类学研究成果的挑战，从人种鉴定和遗传学的角度看，夏家店下层文化并非东胡文化。它们之间很难说有什么关系。内蒙古扎赉诺尔墓葬出土发辫可能反映了受匈奴统治三个世纪之久的鲜卑人在发型上亦受到匈奴影响，习染了匈奴习俗，抑或鲜卑人本身即有辫发的习俗。扎赉诺尔和周家地两例墓葬出土的发辫是否为殉葬之物从报告中无法判断，更有可能是死者之物。包括高勒毛都和德列斯图依匈奴墓出土的发辫，因为仅见一条，并置于死者肩部，也不排除是死者本人的头发的可能性。一两截发辫单独出现在墓葬中仅能说明他们中也有留发辫这种发型，并不能反映是否有用头发殉葬的习俗。迄今为止，考古资料反映出使用头发作为重要殉葬品的唯有匈奴，在信仰萨满教的匈奴人眼里万物有灵，头发和指甲因其耐久不腐被视为身体的象征，代表活着的亲人永久陪伴在死者左右，因而产生了匈奴民族独特的发殉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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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0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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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淮南子集释》（中）卷一一《齐俗训》，中华书局，1998，第7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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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周书》卷五〇《异域传下·突厥传》，中华书局，1971，第9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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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汉书》卷五四《李广苏建传》，中华书局，1962，第24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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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俄〕米尼亚耶夫：《德列斯图依墓地》，圣彼得堡，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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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沣西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63，第138～140页；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沣西发掘队编著《1955-1957年陕西长安沣西发掘简报》，《考古》1959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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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孙守道：《“匈奴西岔沟文化”古墓群的发现》，《文物》1960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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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日〕山田信夫：《世界の历史》，株式会社讲谈社，1985，第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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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岳连建、张明惠：《西安北郊发掘一座战国晚期铸铜工匠墓》，2001年12月7日《中国文物报》；岳连建：《西安北郊战国晚期铸铜工匠墓初论》，《考古与文物》2002年先秦考古专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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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孙守道：《“匈奴西岔沟文化”古墓群的发现》，《文物》1960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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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田广金、郭素新：《鄂尔多斯式青铜器》，文物出版社，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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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日〕东京国立博物馆：《大草原の騎馬民族》，株式会社东京美术，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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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伊克昭盟文物工作站：《杭锦族乌兰陶勒盖汉墓发掘报告》，《内蒙古文物考古》199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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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魏坚：《内蒙古中南部汉代墓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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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魏书》卷一〇二《西域传》，中华书局，1974，第22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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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魏书》卷一〇三《蠕蠕、匈奴宇文莫槐、徒向段就六眷、高车列传》，第23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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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乌恩：《试论汉代匈奴与鲜卑遗迹的区别》，《中国考古学会第六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7，第136～150页。鲁金科：《匈奴文化与诺音乌拉巨冢》，莫斯科—列宁格勒，1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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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林幹：《匈奴史论文选集》，中华书局，1983，第375～4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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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林幹：《匈奴史论文选集》，第375～4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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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转引自于右任《考察外蒙古土谢图汗部诺颜山下苏珠克图地方二百十二古墓记》，《新亚细亚》1932年第3卷第5期；林幹：《匈奴史论文集》，第596～5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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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鲁金科：《匈奴文化与诺音乌拉巨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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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鲁金科：《匈奴文化与诺音乌拉巨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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