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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蕉窗诗话》曰：“以贤刺史如杜牧之携茶游洞，问酒花村，自是千秋佳话，但《清明》一绝第三句借问酒家，盖从路上行人言也，四句一气。如李白诗‘横江馆前津吏迎，向予东指海云生。郎今欲渡缘何事？如此风波不可行。’皆一气转。执此以谓刺史自问则泥矣。[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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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横江词》描述了李白与津吏的对答，诗中的“郎今欲渡缘何事？如此风波不可行”是津吏的自问自答。《蕉窗诗话》正是因为先入为主地认为《清明》诗中借问酒家是“路上行人言”，并认定该诗“四句一气”，才会否定李白《横江词》提供的诗作模式与《清明》的共同性（即上引文中的“泥”）。实际上，《清明》中的“借问酒家”理应是作者发问，牧童作答。一问一答的寻酒场景，区别于此前细雨纷飞中的行人祭祀场景，这里存在着语境的转化（所谓“气转”）。假设迁就“四句一气”的看法，认为借问酒家是路上行人所为，岂不使得行人的心境显示出悲喜两重天的突兀。上引文力图否认《清明》诗中语境的转化，却无意中昭显出早已有人认可“刺史自问”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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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能梳理出《清明》诗中的人物关系，就容易导致对该诗的误读。有研究者正是因为将打听酒家者（作者）等同于路上行人，才会导致将“欲断魂”曲解为“想要喝酒”，误将全诗的意思理解为“行人遇上春雨，感觉到了初春的寒意，因而酒兴油然而生，顺着牧童的指向，遥望那杏花深处村落中高悬的酒帘。”[16]这种理解的错误之处还在于：有道是“杏外招帘何必问，青钱三百合开觞”[17]，倘若有高悬的酒帘，何必再去询问酒家何处，难道是此人视力不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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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常理，打听道路最好询问成年人，路上的行人中自然不乏合适的询问对象，但为何作者偏偏去找牧童呢？这或许应考虑到当时人物的心理状态。诗中的行人是“欲断魂”，情绪低落。作者与之萍水相逢，既没有必要前去慰藉，也不便趁他人黯然神伤之际去打听道路。而牧童天真无邪，涉世不深，不解生死离别之悲怆。因此，作者自然可以毫无顾忌地去打听酒家所在。这应该是一个比较合理的推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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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何事？——祭祀·游乐·农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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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反映了现实社会生活的一个断面，在这一断面里的社会生活也是多方面的。民俗学界将清明节视为综合性的岁时节日，就其性质而言，可视为农事节日、祭祀性节日或游乐性节日[18]。清明节在历史上同样是容纳祭祖、扫墓、踏青等众多民俗内容的节日。而道路上的各色行人也是三教九流、男女老幼。在这样的时空背景下，自然会容纳众多社会生活场景。可以说，《清明》一诗既容纳了清明节的两大主题——祭祀与游乐，又体现出农事活动之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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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祀，是生者对逝者亡魂的哀思，是清明节（寒食节）[19]的核心主题之一。祭祀、禁火、冷食本来是寒食节的节日主题，在唐代“寒食节。前后一日，都三日暇。家家拜墓。”[20]清明节取代寒食节之后，祭祀等随之成为清明节的内容。肝肠寸断的路上行人所进行的就是祭祀这一节日主题。游乐，是生者自身的身心愉悦，这种愉悦包括郊游踏青、折花插柳、文人雅集、开怀畅饮等内容。宋人董嗣杲《寒食日偶出》载：“漪岚堂下野芳晴，杨柳枝头歇雨声。笑逐游人城外去，沙洲沽酒做清明。”[21]由此可见，在清明节与寒食节合二为一的宋代，游人可出城欣赏春景，饮酒作乐，笑逐颜开，毫无悲苦之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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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节的两大主题，一喜一悲，看似矛盾，实则是一组对立统一的关系。亲人在逝者墓前的悲怆，阻挡不住陌生人踏青的脚步。有观点认为：“试想诗人既然意图给人以清新优美的艺术感受，何必又以‘快要断魂而尚未断魂’的‘哀伤’、‘愁苦’笔墨让读者去体会呢！这岂不是太没来由了吗？”[22]殊不知这正是清明节的独特之处，“这个节日中既有祭扫新坟生别死离的悲酸泪，又有踏青游玩的欢笑声，是一个十分富有特色的节日。”[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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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还是二十四节气之一，“绝大部分节气是为农业耕作而设，是对千百年来气象、物候的总结，并由此对农事活动提供指导。”[24]清明同样与农业生产密切关联。清明节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既是节气，又是节日。“节气虽然并不等于‘节日’，但节气使一批‘常日’被特别地突出出来，为节日的产生准备了条件。特别是‘清明’，后来从节气演变为很重要的传统节日‘清明节’。”[25]可见，清明节与农业生产有着内在的必然联系。清明节昭示着农事活动的日渐繁兴，对于农夫而言，即便是过节也不能误了春耕生产，所以才会有“清明酒熟老人醉，拜扫归来壮士耕”[26]的诗句。史籍中关于清明的记载时常与春耕等农事活动联系起来。当然，农事活动是日常性的，不足以构成清明节特有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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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诗中出场的三组人物，正好对应上述主题。路上行人对应祭祀主题，作者对应逍遥主题，而牧童的出现则是农事活动的注脚。牧童不是农业生产的主劳力，但从事放牧这种辅助性劳动还是可以的。正因为清明是昭示春耕等农业生产的节气，故在清明（寒食）有关的诗词中出现牧童就显得非常自然。它如唐人王建《寒食行》所述“牧羊（一作童）驱牛下冢头，畏有家人来洒扫”[27]，同样将清明节中的祭祀和放牧结合起来，也是格调清新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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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用精简的笔墨勾勒出清明节的诸主题。纵然作者出游踏青寻酒是主线，但也不能抹煞清明节的祭祀主题，否则就会把行人的“断魂”误解成陶醉于清明细雨美景的“快活”。其实，作者对清明的景色并无过多描绘，除了纷纷细雨，并未涉及桃红柳绿之类，显然美景并非全诗用心之处。如果仅仅看到纷纷细雨就陶醉了，那此人的审美水准未免太低。“断魂”又被误解成是作者想喝名为“断魂”的美酒。路上南来北往的各色行人都一门心思想喝著名品牌“断魂”美酒，这也有悖常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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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清明》所反映的社会生活场景就是：作者在细雨霏霏的清明节出游踏青寻酒，途中既遇见悲伤的祭祀者，又碰到出牧的童子，于是向后者打听酒家的去处，牧童顺手指向远处的杏花村。清人所称“小杜寻春载酒时，清明细雨杏花枝”[28]不失为一个相对简练的概括。当然，寻春者到底是不是“小杜”则另当别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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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论：从主题看《清明》的作者及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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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至今在民间仍广为流传，尤其是在清明时节，各类媒体的引用率颇高。但《清明》是假托唐人杜牧之名的伪作，这似乎成为学界共识。罗继祖认为“这首诗读来流利和谐又通俗易解，似乎有点像出于‘老妪都解’的作家白乐天手笔，绝不像杜牧之。”[29]另有研究者也认为《清明》“虽琅琅上口，自然流畅，但基本格调却显得平直，用字也比较寻常，缺少回味，不像是杜牧的作品。”[30]笔者虽然赞同上述观点，但认为上述通过文风异同来断定作者真伪的手法似乎有些“玄虚”，缺少强有力的史料依据和严密的逻辑推理。其实，通过复原《清明》诗中描述的社会生活场景，探讨其中的逻辑关系，不难发现它不可能是唐代的诗作，自然更不会是杜牧所为，也不会是白居易的手笔。具体理由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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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唐代的清明节虽然也有扫墓行为，但扫墓主要发生在寒食节。有研究者注意到“唐代清明节不见扫墓习俗，它和宋朝清明节日‘凡新坟皆用此日拜扫’者颇不相同（《东京梦华录》卷7）。”[31]也有研究者指出唐代的寒食节、清明节“是两个不同内容的节日，决不可混为一谈。扫墓习俗唯独见于寒食节，而不见于清明节”[32]。与上述两者观点相反，有研究者认为“在唐代，人们对清明与寒食两节往往不作严格的区分，且扫墓不只限于寒食日，清明亦可为之。”[33]上述观点均有失偏颇。实际上，唐代的清明与寒食两节虽然均有上坟洒扫活动，但性质却不一样。宋人《东京梦华录》记载了当时的清明节与寒食节之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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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节，寻常京师以冬至后一百五日为大寒食，前一日谓之炊熟。……寒食第三节，即清明日矣，凡新坟皆用此日拜扫。都城人出郊，禁中前半月发宫人车马朝陵，宗室南班近亲，亦分遣诣诸陵坟享祀……自此三日，皆出城上坟，但一百五日最盛。[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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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情况下冬至后105天是寒食节，清明节长期被包括在寒食节之内，南宋陈元靓《岁时广记》援引“吕原明《岁时杂记》曰：‘清明节在寒食第三日，故节物乐事皆为寒食所包。’”[35]故此，《东京梦华录》中称“清明日”为“寒食第三节”，而清明日的独特之处在于“凡新坟皆用此日拜扫”，新坟自然是针对旧坟而言。言外之意，旧坟自寒食节开始即可祭扫。《东京梦华录》称“自此三日，皆出城上坟，但一百五日最盛”，这也就说明寒食节（即“冬至后一百五日”）才是上坟祭扫的高峰期。新坟自然是新近死亡者的坟茔，而旧坟则是日积月累而来，旧坟的数量自然比新坟多，故寒食节的上坟祭扫活动应该比清明日在总体数量上有优势。但清明日的新坟祭扫活动，个体新坟的祭祀规格和场面肯定要超过个体旧坟，这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也正因为祭祀新坟的规模庞大，才会吸引游人观瞻。“唐《辇下岁时记》：‘清明，都人并在延兴门看人出城洒扫，车马喧阗’”[36]，实际上应反映了都人出城观看祭扫新坟的情形。唐人白居易《清明日，登老君阁望洛城，赠韩道士》载“风光烟火清明日，歌哭悲欢城市间。何事不随东洛水，谁家又葬北邙山？中桥车马长无已，下渡舟航亦不闲。塚墓累累人扰扰，辽东怅望鹤飞还。”[37]既然是“又葬”，必定是“新葬”。有研究者认为该诗描写的此次清明送葬之事是巧合[38]，殊不知即便是唐代理应也有清明日祭扫新坟的习俗。退一步讲，即便唐代有个别人不严格区分清明与寒食两节，在清明节祭扫旧坟也只是特殊现象，不足以更改唐人于寒食节祭扫旧墓、清明节祭扫新坟的一般规律。如果唐人果真将清明、寒食混为一谈，唐高宗、玄宗关于规范寒食上墓的诏书岂不成了无的放矢的一纸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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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文献中的寒食节、清明节虽然时常并称，但寒食节的地位更为重要，且二者之间的节日内容互有区别。到了宋代，清明节“兼并”了寒食节，本来属于寒食节的祭扫活动也归并为清明节的节日活动。不过，通过《东京梦华录》的记载还可以看到清明与寒食的区别依稀存在。《清明》径言行人的祭扫活动是在清明节，并未说明祭扫的是新坟还是旧坟。如果没有专指是清明节祭扫新坟，我们自然有理由相信《清明》是宋人所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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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唐代明确规定寒食祭扫之后“不得作乐”。唐高宗龙朔二年（662年）三月颁布《不许临丧嫁娶及上墓欢乐诏》，规定：“寒食上墓，复为欢乐，坐对松檟，曾无戚容。既玷风猷，并宜禁断。仍令州县捉搦，勿使更然。”[39]唐玄宗开元二十年（732年）四月，又规定“寒食上墓，礼经无文，近代相传，浸以成俗，士庶有不合庙享，何以用展孝思？宜许上墓同拜扫。礼于茔南门外，奠祭馔讫，泣辞。食余馔任于他处。不得作乐。仍编入五礼，永为恒式。”[40]可见，唐代上坟祭祖的日子被规定为寒食节，在这一天不能任意寻欢作乐。且寒食节要禁火、冷食，只能“食余馔”或其他节前准备好的熟食，不可能再去酒家寻酒觅食。杜牧是进士，官居刺史等职，对于上述规定焉能不知。故此，《清明》中对清明祭祀、踏青寻酒的描述不可能出自杜牧手笔。前引《蕉窗诗话》认为《清明》诗中借问酒家是“路上行人言”，言外之意，路上行人祭祀完毕，悲痛之余，又去寻酒作乐，这种认识也与唐代礼制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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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言之，《清明》一诗描述了诗人清明节在路上的所见所闻，以凝练的笔触描述了宋代不同人群从事的祭祀、游乐等节日主题活动及农事活动。从该诗的主题看，理应不是唐人杜牧所为。当然，本文只是为合理解读《清明》提供了一种进入历史场景探寻事物内在逻辑的尝试，恰当与否，尚希方家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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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缪钺：《关于杜牧〈清明〉诗的两个问题》，《文史知识》1983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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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陈寅恪：《桃花源记旁证》，《陈寅恪史学论文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第2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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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宗白华：《意境》，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第1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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