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117586
[29] 罗继祖：《〈清明〉绝非杜牧诗》，《社会科学战线》1995年第3期。
1703117587
1703117588
[30] 朱易安：《〈清明〉诗不是杜牧作的吗？》，《河北大学学报》1981年第1期。
1703117589
1703117590
[31] 张泽咸：《唐代的节日》，《一得集》，兰州大学出版社，2003，第206页。
1703117591
1703117592
[32] 张庆捷：《杜牧〈清明〉诗与扫墓风俗无关》，《文学遗产》1993年第1期。
1703117593
1703117594
[33] 曹海东：《唐代清明节与扫墓风俗问题辨证》，《文学遗产》2001年第1期。
1703117595
1703117596
[34] （宋）孟元老著、邓之诚注《东京梦华录注》卷七《清明节》，中华书局，1982，第178页。
1703117597
1703117598
[35] （宋）陈元靓：《岁时广记》卷十七《清明》，《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清光绪十万卷楼丛书本。
1703117599
1703117600
[36] （宋）陈元靓：《岁时广记》卷十七《看车马》。
1703117601
1703117602
[37] 顾学颉校点《白居易集》卷三十三《律诗》，第741页。
1703117603
1703117604
[38] 罗时进：《孤寂与熙悦——唐代寒食题材诗歌二重意趣阐释》，《文学遗产》1996年第2期。
1703117605
1703117606
[39] （宋）宋敏求编、洪丕谟等点校《唐大诏令集》卷八十《丧制》，学林出版社，1992，第418页。
1703117607
1703117608
[40] （唐）杜佑撰、王文锦等点校《通典》卷五十二《上陵》，中华书局，1988，第1451页。
1703117609
1703117610
1703117611
1703117612
1703117614
日常秩序中的汉唐政治与社会 宗教与信仰
1703117615
1703117617
汉代齐地“尚巫”之风考实
1703117618
1703117619
孙家洲
1703117620
1703117621
“尚巫”之风，流行于两汉全境、朝野上下。在上者，朝廷设有巫官体系，王侯将相豢养巫师成风，以至于发生了多次为害剧烈的“巫蛊之祸”；在下者，民间普遍信仰巫师的法力，特别是在祭祀、治病、辟邪驱鬼等当时人极为重视的领域，给巫师留下了太多太大的活动空间[1]。所以，晁错提出募民以实边的实施方案，还要在边疆地区为巫师以及巫术活动预先提供条件：“为置医巫，以救疾病，以修祭祀，男女有昏，生死相恤，坟墓相从，种树畜长，室屋完安，此所以使民乐其处而有长居之心也。”[2]由此来看，官方承认巫师是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社会角色。特别是敬畏巫师成为普遍的社会心态，造成了“巫祝赋敛受谢，民畏其口，惧被祟，不敢拒逆；是以财尽于鬼神，产匮于祭祀”[3]的局面。西汉中期的有识之士已经在揭露：“今世俗饰伪行诈，为民巫祝，以取厘谢，坚贿健舌，或以成业致富，故惮事之人，释本相学。是以街巷有巫，闾里有祝。”[4]直到东汉末年，还需要杰出的思想家继续批判“妇人不修中馈，休其蚕织，而起学巫祝，鼓舞事神，以欺诬细民，荧惑百姓妻女。羸弱疾病之家，怀尤愤愤，易为恐惧。至使奔走便时，去离正宅，崎岖路侧，风寒所伤，奸人所利，盗贼所中。或增祸重祟，至于死亡，而不知巫所欺误，反恨事神之晚，此妖妄之甚者也。”[5]可见尚巫之风与汉王朝相伴始终。
1703117622
1703117623
如果从地域文化的角度来考察，尚巫之风最盛的地区有：南部的楚、越之地（越巫在汉武帝时甚至在长安大行其道），北部的匈奴地区（“胡巫”的势力也曾渗透到中原腹地），中原地区有以陈为代表的华夏巫风，西部有秦之分野（含巴蜀），东部则有齐鲁地域。各地巫风并存，既有相互交融，也保留着自己的特色。
1703117624
1703117625
汉代有齐鲁地区特点的巫文化以及“尚巫”风俗，主要表现为如下几个方面。
1703117626
1703117627
一 “巫儿”习俗，是富于个性的齐地巫文化典型
1703117628
1703117629
“巫儿”之俗的来源，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下》中归咎于春秋时期的齐襄公。“始桓公兄襄公淫乱，姑姊妹不嫁，于是令国中民家长女不得嫁，名曰‘巫儿’，为家主祠，嫁者不利其家，民至今以为俗。”齐襄公的“淫乱”之举，在史书上一直是受批判的对象，他的乱伦行为理应受到人们的摒弃，不可能形成一种风俗并延续到汉代。因此，近年间有安作璋、王志民、刘德增等学者在他们各自的论著中，对齐地“巫儿”风俗的成因，另作推论，各有高见，不乏精彩[6]。
1703117630
1703117631
笔者更为关注的是“巫儿”风俗的实际内容。它主要涉及三个层面的问题：其一，长女名为“巫儿”，终身不嫁，当地风俗是否允许她们有性生活？从班固把这一风俗与齐襄公的兄妹“淫乱”相联系来看，似乎在暗示着家内性关系的存在。这是需要研究社会史、婚姻史的学者关注的问题。如果上述暗示属实，表明汉代的齐地还保留着相当原始的“族内血缘群婚”的残留形态。其二，“巫儿”在各自的家中主持祭祀，其实际身份就是“家巫”。因为主祭本来就是巫师的职责所在。“民之精爽不贰，齐肃聪明者，神或降之，在男曰觋，在女曰巫，使制神之处位，为之牲器。”[7]这是由上古流传到汉代的巫觋文化观念，巫师有崇高地位的历史源头当在此。每家都有一位主持祭祀的女巫，真可谓“家为巫史”了。如此，则齐地巫风之盛，实为全国之冠。此外，司马迁在记述春秋战国之交齐国的一段历史时，保留了一条可作参考的齐俗材料。贵族田乞（即田常）设计打败国、高二相，使人到鲁国召回避难的公子阳生，私匿田乞家中。随后，田乞开始了他的政治运作。“田乞请诸大夫曰：‘常之母有鱼菽之祭，幸来会饮。’会饮，田乞盛阳生橐中，置坐中央，发橐出阳生，曰：‘此乃齐君矣！’大夫皆伏谒。”[8]这位被侥幸扶立的齐君就是齐悼公。笔者更感兴趣的是，对田乞（常）自称其母有祭祀之事，汉代学者何休所做的注释：“齐俗，妇人首祭事”。何休是齐地人，他所说的妇人主持祭祀的“齐俗”，恐怕不仅仅是指古俗，极有可能延续到汉代。虽然这里出现的主持家祭的女性是母亲而非长女“巫儿”，但毕竟可以证明齐人确有以女子主持祭祀之俗。其三，在巫风盛行之处，主持家祭的“巫儿”必定在家内有较高的地位，甚至存在着操持家政的可能性。那么，“巫儿”与男性家长（即其父兄）的关系如何？这是研究家庭制度及其变迁史的学者应该感兴趣的问题。在推崇宗法制（以嫡长子继承为其核心）的地区，如鲁地，根本不可能出现家中长女拥有特殊地位的现象。是否可以猜测，齐地是以“巫儿”的形式，保留了上古东夷文化中不同于“周礼”的残存因子？但是，传世史料没有提供汉代的齐地女子拥有特殊家庭地位的佐证，只能存疑待考了。
1703117632
1703117633
“巫儿”习俗，确实显示了一种地域特点鲜明的齐地巫文化的客观存在。
1703117634
1703117635
二 “神仙—方士”一流人物，本不以齐地为限，但实以齐地居多
[
上一页 ]
[ :1.703117586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