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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近代，江浙等地仍有以功德之人为定光佛的习俗。如王国维题宁波李氏诗之八：“上有紫竹林，下有蛟鼍窟。波涛万艨艟，稽首定光佛。”也是因李夫人张氏“建灯塔于落伽山上，以利舟行”的行为而以定光佛喻之，谓其燃灯照海，造福往来舟旅[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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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以上所述，隋唐以来，被视为定光佛化身且事迹较显者有天台定光禅师（隋初，天台）、西院大安（唐末）、行修（长耳和尚，唐末五代间）、俨和尚（五代中叶至北宋前期）、宋太祖、宋太宗、猪头和尚（宋初）、南宋高宗、蒙润（元代）、戴甲（元末）。除了具有政治宣传目的的几例（宋太祖、宋太宗、宋高宗、戴甲），作为民俗信仰的定光佛信仰主要集中在唐末五代宋初这百年的时间。其中，以长耳和尚、猪头和尚、俨和尚为代表的定光佛信仰，成为两浙、闽西、江西民俗佛教的重要内容，元明以后在民间继续流传[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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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定光佛信仰与民间的“造佛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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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光佛”俨和尚的经历和南朝傅大士的经历非常相似。傅大士，姓傅名翕，字玄风，自号善慧大士，事迹见唐代楼颖编《善慧大士录》卷一（《卍续藏经》第120册）、唐释道宣《续高僧传》卷二五《释慧云传附傅弘传》（《大正藏》第50册）、宋释宗鉴《释门正统》卷三《塔庙志》（《卍续藏经》第130册）等。傅大士最初为信徒信奉，却被郡守王烋逮捕，视为左道妖异，后迫于压力将他放出。其后傅大士及其弟子大肆宣传其是弥勒化身。张勇认为这是示现成佛的最早的例子，且这种现象以南方为多[28]。此说值得商榷。事实上，早在北魏时期，已经有给予现实世界的人以“佛”的待遇以示尊崇的例子。北魏道武帝拓跋珪时，道人统法果尊道武帝为“当今如来”[29]，这是有明确记载的最早把现实世界的人作为佛之化身的例子。这固然是信仰对政权的妥协，但也是中土佛教理论的一个重大转变。这种观念先是在北方发展起来，并作为北方佛教的一个重要特征，而和同时期的南方佛教迥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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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朝时，佛教与王权的关系不同。梁武帝嗜佛，也只是自称“皇帝菩萨”，是一位以身作则的“菩萨戒弟子皇帝”、“奉佛天子”，这与北方已发展了百余年的“皇帝即如来”、“佛在人间”的观念迥然不同[30]。概言之，南北朝分立时期的南朝，流行的主要是贵族化、玄学化的佛教，直到梁陈时期，以傅大士为主的民俗化、信仰化佛教才发展起来，开有唐一代佛教南北统交融之先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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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北朝时期的佛教伪经中也能看出北朝佛教发展的趋势。敦煌文献《首罗比丘经》中就有多处表达了佛、菩萨住在人间，及世人可以得见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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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节欲到时，黄衣长丈二，粳米普地生。勤心作福，可得见此事。思此经语，可得见我（佛）身。七月十四日，其有一怪。十五日见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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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菩萨、普光菩萨、咸瑁菩萨，功德不少。由诸国土，药王菩萨、坚固菩萨，见在人间。千村正有一村，万里有长佛欲见。[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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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还提到了定光佛作为众佛之一，也隐藏在人间，强调“维摩共之，定光在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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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罗比丘经》是一部佛教伪经，创作于北魏时期[32]。此经表达了世间隐藏着众多的佛、菩萨，在适当的时候就会示现。不过，该经还没有把具体某个人作为佛、菩萨化身的说法，连孝明帝延昌四年（515年）冀州发生大乘之乱时，其“新佛出世，除去旧魔”口号中之“新佛”也不是法庆自称。法庆自称的是“大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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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北朝时虽然出现以皇帝或其他现实的人为如来或佛之化身的现象，但还不是很普遍。当时民间更为流行的说法是世间隐藏着众多的佛、菩萨，但没有和具体的人物对应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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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统一后，情况发生了变化。《隋书》卷三《炀帝纪》记大业六年（610年）正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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癸亥朔，旦，有盗数十人，皆素冠练衣，焚香持华，自称弥勒佛，入自建国门。监门者皆稽首。既而夺卫士仗，将为乱。齐王暕遇而斩之。于是都下大索，与相连坐者千余家。[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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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明确以“弥勒佛”自称者。同书《五行志》又记另两起，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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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业九年）唐县人宋子贤，善为幻术。每夜，楼上有光明，能变作佛形，自称弥勒出世。……远近惑信，日数百千人。遂潜谋作乱，将为无遮佛会，因举兵，欲袭击乘舆。[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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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后复有桑门向海明，于扶风自称弥勒佛出世，潜谋逆乱。人有归心者，辄获吉梦。由是人皆惑之，三辅之士，翕然称为大圣。因举兵反，众至数万。官军击破之。[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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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当时自称弥勒化身者已不乏其人，底层社会的弥勒下生救世观念已经演化成鼓吹改朝换代的政治观念。他们的活动直接威胁了当时的统治者，所以朝廷要严加禁断。《唐大诏令集》载开元三年敕：“比有白衣长发，假托弥勒下生，因为妖讹，广集徒侣……自今以后，宜严加捉搦，仍令按察使采访，如州县不能觉察，所由长官，并量状贬降。”[36]弥勒教叛乱最先明确以世间某人为“弥勒佛”之化身。不仅如此，隋唐以来，佛、菩萨示现人间之说，已经颇有规模。五代冯翊子（严子休）《桂苑丛谈·史遗》载隋时卫州黎阳人王德祖，于树瘿处得一孩儿收养，名王梵志，此孩儿长成后，“作诗讽人，甚有意旨，盖菩萨示化也”[37]。唐时，朝廷甚至牒州县，命令表彰“贤士隐遁、菩萨应身”者[38]，乃以拾得为普贤、寒山为文殊。布袋和尚契此（？～917）则被民间视为弥勒佛化身，其形象一直延续至今。而其所作偈“弥勒真弥勒，分身千百亿。时时示时人，时人自不识”，更广为流传[39]，形成弥勒分身无数隐匿人间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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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末五代以来，弥勒下生信仰在社会中继续流行。同时，由于战乱等原因，定光佛也以救度世人的形象被从人间挖掘出来。长耳和尚、猪头和尚、俨和尚的事迹，更在民间广为流传，连两宋开国皇帝，也被纳入定光佛信仰的洪流之中，成为佛教向政权靠拢的一个手段。鉴于这一信仰在当时社会的影响如此广泛、深入，我们或可把这种现象称为民间的“造佛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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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造佛运动，就是民众在信仰过程中将一些现实中的人人为抬高到某佛的地位，予以神化，加以崇拜与祠祭。各色此类性质的“佛”中，有的是借用原本就存在于佛教经典中佛、菩萨的名号，后人利用其名而已。而这些人一旦被赋予神圣的光环，就和普通的僧侣不同，尤其是他们去世以后被崇拜祭祀的待遇会得到进一步强化，有的甚至成为一方风俗，成为当地民俗化佛教的代表性信仰。当然，之所以说这种“造佛运动”是民间的，是因为这些“佛”的名号始终是民众赋予的，官方即使妥协并对此僧予以承认，加号也不过是“大师”，最高至八字尊号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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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时期，正是观音信仰、弥勒信仰（大肚弥勒）等深入民间，并促成佛教民俗化的时期。在众多的信仰中，定光佛信仰能在其中蔚为潮流，有其内在的原因和深刻的历史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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