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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大明度经》卷四《恒竭清信女品》，《大正藏》第8册，第497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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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梁）僧祐：《出三藏记集》卷六，《大正藏》第55册，第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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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赖鹏举：《关河的三世学与河西的千佛思想》，《东方宗教研究》第4期。本文参考的是电子版：http：//ccbs.ntu.edu.tw/FULLTEXT/JR-NX027/new4_0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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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参见贺世哲《关于十六国北朝时期的三世佛与三佛造像诸问题》，《敦煌研究》199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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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魏书》卷一一二《灵征志上》，第2916页；杨衔之对此亦有记载，见范祥雍《洛阳伽蓝记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第104～1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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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清）王昶：《金石萃编》卷二七“比丘尼法衍造像记”条，中国书店，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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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清）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文物出版社，1985，第114页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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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清）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第132页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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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清）王昶：《金石萃编》卷三十四“合邑诸人造佛堪铭”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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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碑文载大村西崖：《中国美术史雕塑篇》，国书刊行会，1980，第294页。本文转引自贺世哲《关于十六国北朝时期的三世佛与三佛造像诸问题》，第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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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清）叶昌炽撰、王其炜校点《语石》卷五，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第1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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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六祖法宝坛经·付嘱品第十》。原文为：“师云：‘古佛应世已无？数量不可计也。今以七佛为始。’” 《佛光大藏经·禅藏·语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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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刘萨诃在早年并不怎么出名，到了隋唐时期，由于政治的需要，以及僧人们对他的神化，其地位、影响日隆，由凡夫俗子变为高僧、神僧，再变为菩萨、佛。参见孙修身《刘萨诃和尚事迹考》，《1983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文集》（石窟·艺术编），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第272～310页。泗州大圣后来也被抬升至“佛”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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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祖堂集》卷四“丹霞和尚”条，《佛光大藏经》第15册，第1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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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唐代禅宗信徒将惠能视为“生佛”，也即活在世上的佛。《坛经》：“岭南有福，生佛在此。”李申合校、方广锠简注《敦煌坛经合校简注》，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第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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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秩序中的汉唐政治与社会 从八面体佛塔看犍陀罗艺术之东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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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晓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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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塔是佛教最重要的建筑形式之一。佛教造像于犍陀罗兴起之后，崇拜对象才逐渐转向佛像。在这之前，佛塔常居于佛寺的中心，是信徒主要的崇拜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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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佛塔的研究非常多，在文献学（佛教律藏、碑铭）、古建筑、美术史学等角度均取得很大成果[1]。考古学方面的研究，以日本学者高田修近年出版的《佛像的起源》一书为代表。作者利用考古材料，有力反驳了平川彰提出的佛塔信仰随大乘佛教的兴起而得以推广的假说，认为早期佛塔与大乘佛教并不存在任何关联。这一观点已为学界普遍接受[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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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学者李玉珉从佛塔在佛寺中的位置、内在形制与外在形制三方面，考察了从汉至唐中国佛塔的演变过程，认为中国佛塔源自印度，但从初传中国之始，中国工匠即致力于开创独立的民族风貌，形成中国佛塔独有的特点。她根据外在建筑形制，将中国早期佛塔分为窣堵波式塔、亭阁式塔、楼阁式塔、密檐式塔以及金刚宝座塔五大类型[3]。这是目前学界一般的分类方法，萧默主编的《中国建筑艺术史》也采用了这种方法[4]。窣堵波式塔肇源于印度佛塔样式，由塔基、覆钵塔身、相轮三大部分组成；而亭阁式、楼阁式、密檐式则为中国化的佛塔；金刚宝座塔出现较晚，是由中央主塔以及四角各一小塔组成的塔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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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应逸、祁小山在《印度到新疆的佛教艺术》一书中，对印度、犍陀罗、新疆三地的佛教艺术进行了介绍，尤其对新疆佛塔材料收集得比较全面[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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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佛塔研究的最新进展，是林立的《米兰佛寺考》。米兰佛寺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佛寺之一，年代约在公元2～3世纪，采用外方内圆的回廊形式，佛塔则是圆形底座带覆钵的犍陀罗式塔[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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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艺术史家玛丽琳·丽艾对中亚和中国早期佛教艺术进行了全面而细致的梳理。丽艾首次讨论了楼兰佛塔LA.X特殊的八面体结构，并从犍陀罗艺术中找到了几件类型相似的实例，再结合新疆地区的佛塔，推测LA.X的年代大约在公元2～3世纪[7]。她还根据塔里木盆地发现的佛塔实例，对LA.X进行了复原。丽艾是第一位对八面体佛塔予以特别关注的学者，由于她的研究并不以此为重点，因此仍比较简单。对于楼兰八面体佛塔的最新复原，为日本学者伊藤敏雄所作[8]。但是，丽艾和伊藤敏雄的复原图都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根据贾应逸的描述，佛塔南侧附有供攀登的阶梯[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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