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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可知，唐代政府关于市场管理的制度，除了那些关于规范经营、整饬治安、征敛赋税等一般意义的内容之外，例如坊市分离、市场官立、交易监管等明显带有中古时代特色的条文，虽然不如后代的“自由”，从历史承袭的视角看，其来有自，反映着中国古代城市市场制度不断演进的轨迹，是符合当时商品经济发展水平实际要求的。总体观察，与其说以唐制为代表的中古城市市场管理制度，其主要目的是为了“控制”市场，不如说它受当时城市性质的制约，不得不服从于城市作为行政中心与军事堡垒的本质要求所致。如果进一步从历史因袭演变的视角，观察从唐代到宋代城市市场的演变，我们还可以发现，其间制度的裂变也许不如前人想象的那么剧烈，而前后因袭的痕迹则无疑要明晰得多。至于学者们为什么总是倾向于强调专制政府“控制”市场，其隐含的理论背景，容待来日详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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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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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宋代都市的发展》原载1931年《桑原博士还历纪念东洋史论丛》，《唐宋时代的市》原载1933年《福田德三博士追忆论文集》；两文均收录于加藤繁《中国经济史考证》第一卷，吴杰译，商务印书馆，1959，第239～277页、278～3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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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加藤氏前引两文于唐代“坊市制”的表述比较明确，并且描述了北宋中期坊市制崩溃后，城市中可以临街自由地开店设铺的情况，但尚未提出“街市制”的概念。此后论者从各方面强化加藤氏的假说，因此逐步形成了关于坊市制与街市制相对应的命题。近年于此着力较深的是宁欣，参见宁欣《街：城市社会的舞台——以唐长安城为中心》，《文史哲》200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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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张泽咸：《唐代工商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第2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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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参见刘玉峰《唐代工商业形态论稿》，齐鲁书社，2002，第99～1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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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参见鞠清远《唐宋官私工业》，新生命书局，1934，第80～85页；陶希圣：《唐代管理“市”的法令》，《食货》第四卷第八期，1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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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Denis Twitchett，“The Tang Market System”，in Asia Major XII（1966），pp.202～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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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如〔日〕日野開三郎：《唐代城邑坊市角隅について》，《東洋學報》第47卷第3期，1964，第1～34页；〔日〕池田温：《中國古代物价初探》，原载《史學雜誌》第七七编第一、二号，1968；中文译本载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四册，韩昇译，中华书局，1992，第445～513页，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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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如刘志坚：《唐代市场管理制度初探》，《兰州学刊》1986年第4期；武建国：《唐代市场管理制度研究》，《思想战线》1988年第3期；冻国栋：《唐代的商品经济与经营管理》上篇第一章《商品市场在唐代的扩展》，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第5～35页；卢向前：《唐代前期市估法研究》，《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论文集》，汉语大辞典出版社，1990，第693～714页，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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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如冻国栋：《唐代的商品经济与经营管理》；张泽咸：《唐代工商业》下编《商业》第一卷第一节“城市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第217～256页；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上册第一编第一章第六节“管理市场、控制物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第208～224页；刘玉峰：《唐代工商业形态论稿》第三编第一节“唐代的市场管理体制与商品产销的管理”，第99～122页，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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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参见前引武建国、冻国栋、张泽咸、李锦绣、刘玉峰等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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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参见张泽咸《唐代工商业》，第2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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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参见刘玉峰《唐代工商业形态论稿》，第122页。其他学者于此措词略异，意思基本一致，如白寿彝总主编、史念海主编《中国通史》第六卷“隋唐时期”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第728页：“隋唐朝廷对市场进行严格的控制。” 第842页：“商业的自由发展受到极大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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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刘淑芬：《六朝的城市与社会》下篇《中古都城坊制初探》，学生书局有限公司，1992，第409～4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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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刘淑芬：《六朝的城市与社会》，第4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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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另参见齐东方《魏晋隋唐城市里坊制度——考古学的印证》：“（北魏洛阳）必须妥善安排大量人口、先规划后入住和平城等经验可以借鉴，这三个方面固然重要，但只是郭城和里坊安排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而鲜卑民族的内部结构和要求汉化的愿望，最终才使里坊作为一种严格的制度出现成为必然。”《唐研究》第九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第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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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参见许倬云《周代都市的发展与商业的发达》，原载《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48本第2分，1977；收入氏著《许倬云自选集》，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第69～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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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如许倬云曾指出：“大致封君自己住的地方，有城墙作为防御工事，而且也有封建宗法制下象征宗法地位与权威的宗庙，则这种邑称为‘都’”。见许倬云《周代都市的发展与商业的发达》，第70页。参见库郎热（Fustel de Loulanges）：《古代城邦：古希腊罗马祭祀、权利和政制研究》（La Cité antique：Étude sur le culte，le droit，les institutions de la Grèce et de Rome）第三卷第三章《城邦的形成》，谭立铸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第117～1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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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参见山东省文物管理处《山东临淄齐故城试掘简报》，《考古》1961年第6期；群力：《临淄齐国故城勘探纪要》，《文物》1972年第5期；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商周组编著《商周考古》，文物出版社，1979，第25～27页；耿曙生：《论中国城市的起源与形成》，《苏州大学学报》（哲社版）1990年第4期；高松凡、杨纯渊：《关于我国早期城市起源的初步探索》，《文物世界》1993年第3期；杜勇：《春秋战国城市发展蠡测》，《四川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1997年第1期；《湖北发现盘龙城，“商文化不出黄河流域”被改写》，新华网2002年7月24日；桂娟、程红根：《郑州商城考古又有新进展——中国确定首座商代都城布局》，《人民日报》（海外版），2004年2月10日，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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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例如，据考古资料，山东临淄齐国都城遗址，位于淄河的西岸。全城由大小两大部分组成，小城是宫城，位置在大城（郭城）西南，部分嵌入大城西南角的高地上。大城是官吏和百姓的居住区和活动区。值得重视的是，在小城内已探出3条街道，大城内探出7条，皆与城门相接，并将大城划分出十多个棋盘式方块。这些棋盘式方块的划分，也就是后来都城里坊的雏形。见前引《山东临淄齐故城试掘简报》、《临淄齐国故城勘探纪要》。此外如秦都雍城，也是“一般居民区大体集中于南部，各类手工业作坊则分散于城内外各处”。参见徐卫民《秦都雍城考论》，《唐都学刊》200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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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参见张继海《汉代的城市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第55～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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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参见杨宽《西汉长安布局结构的再探讨》，《考古》1989年第4期。刘庆柱：《汉长安城布局结构辨析——与杨宽先生商榷》，《考古》1987年第10期；《再论汉长安城布局结构及其相关问题——答杨宽先生》，《考古》1992年第7期；《汉长安城的考古发现及相关问题研究——纪念汉长安城考古工作四十年》，《考古》1996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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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齐东方：《魏晋隋唐城市里坊制度——考古学的印证》，第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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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参见张继海《汉代的城市社会》，第3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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