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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例如，据考古资料，山东临淄齐国都城遗址，位于淄河的西岸。全城由大小两大部分组成，小城是宫城，位置在大城（郭城）西南，部分嵌入大城西南角的高地上。大城是官吏和百姓的居住区和活动区。值得重视的是，在小城内已探出3条街道，大城内探出7条，皆与城门相接，并将大城划分出十多个棋盘式方块。这些棋盘式方块的划分，也就是后来都城里坊的雏形。见前引《山东临淄齐故城试掘简报》、《临淄齐国故城勘探纪要》。此外如秦都雍城，也是“一般居民区大体集中于南部，各类手工业作坊则分散于城内外各处”。参见徐卫民《秦都雍城考论》，《唐都学刊》200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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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参见张继海《汉代的城市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第55～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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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参见杨宽《西汉长安布局结构的再探讨》，《考古》1989年第4期。刘庆柱：《汉长安城布局结构辨析——与杨宽先生商榷》，《考古》1987年第10期；《再论汉长安城布局结构及其相关问题——答杨宽先生》，《考古》1992年第7期；《汉长安城的考古发现及相关问题研究——纪念汉长安城考古工作四十年》，《考古》1996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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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齐东方：《魏晋隋唐城市里坊制度——考古学的印证》，第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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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参见张继海《汉代的城市社会》，第3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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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如徐卫民《秦都雍城考论》第80页又提到：在雍城内还发现了“市”的遗址，市位于城的北部，在北城墙南面偏东300米处，经详细勘探，知其是一个近似长方形的全封闭空间，四周围以夯墙，围墙内为露天市场，面积达3万平方米左右，和四川汉画像砖上的市亭图基本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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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参见徐富昌《睡虎地秦简研究》，文史哲出版社，1993，第537～5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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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参见盖山林《和林格尔汉墓壁画》附图七“宁城图”（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7），及蒋英炬、杨爱国等编《汉代画像石与画像砖》（文物出版社，2001）所收有关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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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魏书》卷三三《公孙表附公孙邃传》，中华书局，1974，第7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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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魏书》卷十八《广阳王嘉传》，第4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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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参见申言《中国古代城市研究概说》关于“郭区分期说”的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1989年第1期。当然也有不少市仍位于城外，并未挤入城中。如据日本僧人圆仁所记，唐代的莱州“城东西一里，南北二里有余……州城外西南置市”。〔日〕圆仁撰、顾承甫等点校《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第92～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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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河滨渔者编类图说《长安志图》卷上：“市制，四面皆市人居之，中为二署，盖治市之官府也。”按此书附（宋）宋敏求《长安志》，收入《宋元方志丛刊》第一册，中华书局，1990，第207页。关于唐代长安城东西两市周边工商业人口居住的情形，可参见呼琳贵《由礼泉坊三彩作坊遗址看唐长安坊里制度的衰败》：“实际上，东、西二市仅仅是一个中心点，其周围的坊里也已渗入其中，共同形成了一个商业区。如西市之北的礼泉坊中就有三彩、粉彩等作坊在生产大量的丧葬用品。”《人文杂志》200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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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姜伯勤：《从判文看唐代市籍制的终结》，《历史研究》199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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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参见齐东方《魏晋隋唐城市里坊制度——考古学的印证》，第66、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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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如唐代的登州城，据日本僧人圆仁记述：“城东一里，南北一里。……城外侧近有人家。……城正东是市。” 圆仁撰、顾承甫等点校《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二，第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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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如据宿白的研究，唐代北都太原城的居民区在城南，大约是东西6坊，南北9坊之制。成都府城遗址，面积相当于16个坊，府衙位置在西北隅的高地上，城东半部8个坊的痕迹尚可分辨。山西大同旧城是唐重建的云州，它以一个大十字街分城内为4个坊。参见宿白《隋唐城址类型初探（提纲）》，《纪念北京大学考古专业三十周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0，第279～285页。又刘建国征引考古资料，认为镇江城六朝时期青云门夯土墙的发现，其意义在于：“一是填补了六朝坊、市围墙的考古空白，提供了这一时期的一个具体的实例；二是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南朝以前京口城市并布局的线索，即坊、市从内城延至郭城的中轴线的两侧对称分布，方正结构，街道走向亦与之对应。”刘建国：《古城三部曲——镇江城市考古》，江苏古籍出版社，1995，第109页。程存洁根据石刻资料的记载，也指出唐代北方边境城市幽州不仅置坊，而且设市（《唐代城市史研究初编》，中华书局，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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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卢海鸣：《六朝建康里坊制度辨析》，《南京社会科学》1994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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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参见前引杜勇、耿曙生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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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刘淑芬曾征引宋敏求《长安志》卷一〇的一则记载“大和二年，休祥坊百姓三百接宰相诉：当坊右龙武城地，赐百姓，经四十余年不纳税，今被擗仗，使田全操并却，征索时久”，说明时人视“坊”为“城”的情形。刘淑芬：《六朝的城市与社会》，第434页。按宋敏求《长安志》这一则文字，见《宋元方志丛刊》第一册，第1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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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参见梁江、孙晖《唐长安城市布局与坊里形态的新解》，《城市规划》200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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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宋）王溥：《唐会要》卷八六《市》，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第18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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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唐）刘禹锡：《刘禹锡全集》卷二五《观市》，中华书局，1990，第2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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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张泽咸：《唐代工商业》，第2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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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白寿彝总主编、史念海主编《中国通史》第六卷“隋唐时期”（上册），第7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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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发掘队：《唐代长安城考古纪略》，《考古》1963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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