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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宋）王溥：《唐会要》卷八六《市》，第18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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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日〕池田温：《中国古代物价初探》，第474～4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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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宋）王溥：《唐会要》卷六一《弹劾》，第12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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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宋）王溥：《唐会要》卷八六《市》，第18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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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白寿彝总主编、史念海主编《中国通史》第六卷“隋唐时期”（上册），第7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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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宋）王溥：《唐会要》卷八六《街巷》，第18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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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宋）王溥：《唐会要》卷四一《断屠钓》，第8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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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秩序中的汉唐政治与社会 论敦煌的妇女结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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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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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资料与研究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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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的民间结社形态，因缘各种机会，妇女结社也是其中一种。作为性别的集合，妇女结社问题在今天看来，可以探讨的问题是很多的。在性别的历史研究中，女性历史作为一种新的观念和视角，为社会历史研究带来了许多有益的启迪。而在女性历史的研究中，婚姻与家庭向来是主要的展开领域。而作为超越家庭的社会视角，传统的历史资料很难为女性历史的研究提供材料，因此相关研究也就无从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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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吐鲁番出土的新资料带来的新问题是很多的，对于女性历史的研究而言，敦煌吐鲁番资料确实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研究领域[1]。宁可、郝春文先生《北朝至隋唐五代间的女人结社》一文，就是这个方面研究的开创性论著[2]。在这篇论文中，作者发掘了一批佛教信仰性质的女人结社史料，并与敦煌出土的唐五代时期资料作对比，发现佛教信仰的色彩出现了退减倾向。而这个论题之所以引起作者的注意，是由作者研究敦煌结社问题所引发的，当时作者正在大量搜集、整理和研究敦煌的相关文书，贯穿整个中国古代的结社问题已经撰写成文，这就是宁可先生的《述社邑》[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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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郭锋先生通过吐鲁番出土的一件结社文书讨论唐代西州的民间结社活动[4]。因为那是一件众阿婆结社的社条，是非常珍贵的妇女结社资料，不仅如此，因为时间上比敦煌的要早，所以意义重大。不过，论文除了证明西州存在妇女结社现象以外，没有进行深入讨论。黄霞先生发表了两篇相关论文，一为《北图藏敦煌“女人社”规约一件》[5]，一为《浅谈晚唐五代敦煌“女人社”的形态及特点》[6]。后文是前一文章的扩展，除了公布了一件新的女人社文书以外，对宁可、郝春文先生的论文也作了部分补充，如敦煌依然存在女人的敬佛结社等，对于有关女性问题也有所申论。此后，杨森先生有一篇关于女人结社的札记发表[7]。邓小南先生《六至八世纪的吐鲁番妇女——特别是她们在家庭以外的活动》一文[8]，不是专门讨论妇女结社问题的，并且限于吐鲁番地区，但是因为中心在于妇女的家庭外活动，并且讨论了结社问题，所以启发很多，即便所谓“大女”只是一些特别的女性。此后，余欣先生作《唐宋敦煌妇女结社研究——以一件女人社社条文书考释为中心》，十分详细地校释了这件文书，同时对文书涉及的走桥风俗进行了考证[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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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敦煌妇女结社问题的研究大体如此。许多问题尚有深入讨论的余地。本文利用敦煌以及吐鲁番出土的相关资料，对于这个问题继续进行讨论。现在发现的妇女结社资料，不论是敦煌还是吐鲁番，无一例外，都是妇女结社的社条。在所有的结社资料中，转帖所占比例最高，可是妇女结社的资料却偏重于社条。虽然这些资料的保存有极大的偶然性，但这毕竟是妇女结社资料的一种存在特点。这些社条，不仅对于我们了解妇女结社是第一手资料，对于一般结社的研究也有着巨大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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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众阿婆社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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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阿婆等社条》文书1967年出土于阿斯塔那74号墓。文书原始编号是：67TAM74：1/7，1/8，1/10，1/11，是多件文书缀合的结果。这件文书，《吐鲁番出土文书》整理者命名为《唐众阿婆作斋名转帖》[10]，郭锋先生予以更正，名之曰《唐众阿婆作斋社约》，宁可、郝春文先生根据敦煌社条的一般惯例，称之为《众阿婆等社条》[11]。本文同意最后这个定名。根据《吐鲁番出土文书》整理者的说明，这个墓穴中同时出土了唐朝显庆三年（658年）的残墓志，这应该是这个墓葬的形成时间。其中的文书，有的时间标志也是显庆三年。所以这份关于结社的社条，应该是在此之前的。这是大家的共同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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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社条，共有26名阿婆署名。现在的文书虽然残损很大，依然可以看到一些基本特征。一共34行的这件文书，前27行是署名，除了第一行以外，每一行是一个人的签名，并且在签名某某阿婆之后写上了序号，从第一到第廿六。观察图版，每个签名之下有指印。然后是社条的具体内容。对于这些签名之下的序号，宁可、郝春文先生推测是“众阿婆轮流为斋主的次第”，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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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敦煌的经验，我们知道有一种社条是“样文”，即书写样文，但不是实际生活中所应用的实用文书。这件社条一定是实用的社条。社条内容，现在残留下来的是28行到34行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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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月别斋日共众人斋（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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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众婆等至五月内，各出大麦贰（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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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十月内，各与秋贰斗（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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