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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0年后，曾国藩得到了赫赫权位，但他不是用其服务于个人目的，不是用其削弱中央权力，而是一仍其旧，遵循支持帝国政府的政策。曾国藩真正支持的是儒家伦常，正因为清统治者是依靠儒家伦常进行统治的，故而得到了他的支持。太平天国不信孔孟而信奉被歪曲了的基督教，因此，对曾国藩而言，他们是可恨可咒的。与削弱中央政权相反，曾国藩致力于将中央政权和地方政权之间的关系恢复到传统的理想的平衡状态，并在这一过程中，成为朝廷与地方士绅之间的中介人，通过他，士绅得以使自己对儒家传统保护者的中央政府的支持产生效用；反之，还是通过他，中央政府使自己在地方上站稳脚跟。[39]曾国藩并不是独自一人为维护儒家秩序而孤军奋战，他只是许多志同道合的人中的佼佼者，他的军队和他的幕府是由这样一些人组成的，这些人认为，镇压太平军的战争以及后来抵抗西方人的政策是团结一致捍卫孔孟之道的最佳方式。[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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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曾国藩维护儒家秩序，支持现行制度，但他是个十足的现实主义者，充分认识到了官僚政治体制的庸劣无能。他常常告诫僚属们要在地方上、在人际关系的基础上筹划解决问题的方法。曾国藩甫任两江总督，便致函江西巡抚毓科云：“银饷应奏应题者，须倍加慎重，以少奏为是。或挈列敞敝先行寄稿函商定妥，再行拜发。”[41]又例如，有一次左宗棠想奏调驻江西蒋益澧军赴安徽以助曾国藩，曾国藩乃致书左宗棠，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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芗泉（蒋益澧）之能来与否，全视乎荫渠中丞（刘长佑）之坚留与否。阁下与荫渠为道义金石之交，如能屡函商定，然后以一片奏定，乃为妥善，否则谕旨俞允，而荫渠不许，仍属无益。去年奏调萧军，几成嫌隙，可为鉴也。[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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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信的结果是左宗棠听从了他的劝告，以密友的口吻函商刘长佑，蒋益澧及其军队得以被放行。此前，曾国藩曾通过官方渠道想迫使刘氏这样做，但没能成功。[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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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事例表明，1860年后曾国藩的地位并不是高高在上，只是在同僚中位居首位而已。各将军督抚均视自己的军队为私人所有，满怀警惕地把着不放。就饷源而言，亦是如此。同治（1862—1875）初，曾国藩和江西巡抚沈葆桢为各自军队上疏争饷，以至长期交恶。[44]朝廷对待这类事情的态度是双重的。一方面，它扮演和事佬的角色，而不是用它的权力发号施令去冒由于得罪一方而失去其支持的危险；另一方面，人们可以想见，朝廷担心地方权力的增长，为控制之约束之，它甚至有意制造地方之间的矛盾，作为其分而治之政策的一部分，考虑到地方官员各有权力、相嫉相妒及朝廷的态度，谕旨在解决矛盾方面几无作用，使轮子得以运转的真正动力是交谊。[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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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去使军事成为幕府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之外，还有一个在清代是前所未有但实际上却只是复活了中国历史上早期情形的现象，即曾国藩实行养士之风。与本书第二章描述过的县级幕府和州级幕府相比，曾国藩的幕府更像汉代的幕府，幕中聚集着各种各样的饱学之士。一个幕府的趣味决定于幕主的品性，正如《中庸》所言：“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46]正是由于曾国藩儒学素养深厚、位高权重、笃学好士及其对自强之术的兴趣，吸引了同时代的杰出之士争趋入幕。1863年容闳曾会晤曾国藩，他是这样描述曾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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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各处军官，聚于曾文正之大营者不下二百人，大半皆怀其目的而来。总督幕府中亦百人左右。幕府之外，更有候补之官员，怀才之士子，凡法律、算学、天文、机器等专门家，无不毕集，几于全国之人才精华，汇集于此，皆曾文正一人之声望道德及其所成就之功业足以吸引之罗致之也。文正对于博学多才之士，尤加敬礼，乐与交游。[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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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幕府并不是曾国藩的独创。清代前期，有权势的地方官员如毕沅（1729—1797）、[48]朱筠（1729—1786）[49]和阮元（1764—1849）[50]均有好士之风，将各类人才罗致入幕；[51]但是曾国藩在1860年之后有这种品质、也有这种权势与影响将其幕府发展到一种真正独一无二的境地。在清王朝江河日下的时代，其他大人物如李鸿章、张之洞辈，亦以其幕府而闻名，但是他们的幕府不过是形式上稍有不同而已，却从未达到如此宏伟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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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幕所从事的活动范围宽广而且纷繁多样，既有功利性的，又有学术性的。在这样一个动荡不安、充斥着残忍与杀戮、自我牺牲和自我反省的时代，曾国藩的幕友们被要求竭尽全力而为之。由于“军书辐辏”，[52]文案们昼夜忙碌不停，以保证军情急报的收发，因过劳而病亡者有之。[53]赈济由战争、饥荒、瘟疫及洪涝引起的灾难，[54]以及征收赋税、清除贪官污吏，这些都检验着幕友们的智谋。[55]在奋力支撑这个摇摇欲坠的世界的同时，曾国藩也关心着人们的思想，积极支持人们进行对孔孟之道至关重要的学术研究。他的幕友编辑了新版的经书和史书，[56]由曾国藩自己印行。[57]幕友们还与幕主一起举行非正式的消闲性文学聚会。[58]负责军事的幕友不仅要训练士兵、带兵打仗，还要为军队筹集粮饷，[59]为内河水师规划章程、招募水勇、建造战船，[60]筹划后勤供应和武器装备，处理军事行动中那些难以数计的文件。[61]尽管事务繁重，迫使某些幕友不得不再为自己聘幕友，[62]但曾国藩仍一派儒雅气象，在幕中豢养食客，这些食客不被分派任何具体职责，并且来去自由。[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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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主要幕友的名单及其大致职掌如下：治政务者有李宗羲、洪汝奎、赵烈文、何璟、倪文蔚、方宗诚和萧世本；治文书者有许振祎、罗萱、程鸿诏、柯、向师棣、孙衣言和黎庶昌；出谋划策者有郭嵩焘、左宗棠、陈士杰、李鸿章、李鸿裔、钱应溥和薛福成；治水师者有彭玉麟和杨载福；治陆军者有李元度、唐训方、刘蓉、吴坤修和黄润昌；治军饷者有李瀚章、甘晋、郭崑焘和李兴锐；而吴敏树、莫友之、陈艾、俞樾、戴望、吴汝纶、张裕钊、唐仁寿和刘毓崧均为文士游幕；李善兰、徐寿、华蘅芳、冯浚光、陈兰彬和容闳则竭力尽虑于自强事业。[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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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4年以前，镇压太平军一事占据了曾国藩绝大部分精力，但早在1862年他就开始将一部分时间用于如何加强国家力量以抵御西方入侵这一问题上。1862年6月3日，他在日记中记下了他对幕友讲的下述言论：“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作炸炮、学造轮舟等具为下手工夫。”[65]曾国藩的计划是用西方的武器和科学技术来加强中国的军事力量。为达此目的，他在幕府中罗致了这样一些中国人：他们受过西方数学、物理、地理和外交等方面的训练，能够建立并经营机器局、兵工厂和培训学校。[66]他最主要的两项工程，一是1865年江南制造局的建立，二是中国教育使团（the Chinese Educational Mission，指幼童留美一事——译者）的派遣。在促成这两者方面，容闳（Jung Hung，他更为人所知的名字是Yung Wing）起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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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闳自幼在澳门马礼逊学堂（Morrison School）接受西方教育，1854年成为耶鲁大学的第一个中国毕业生，同年返回中国，但是直到1863年他所受教育的价值才为中国当局承认，就在那一年，他应供职于曾幕的两个朋友张斯桂和李善兰的邀请向曾国藩献策，将西方机器介绍进中国，并受曾国藩委派赴美国为嗣后建立的江南制造局购买机器。为表彰他的贡献，清廷赏给他五品衔，不久，在1867年，又赏给他花翎并擢四品衔。容闳热中的计划之一是派遣中国幼童赴美国接受为期10年的技术教育，以之为向中国引进西方技术的手段。1870年，他的知己丁日昌将他作为幕友带到天津协助处理天津教案，在丁日昌的帮助下，他的计划呈交给曾国藩，曾国藩也一直在考虑这类问题。在李鸿章协助下，曾国藩将这一计划的细节加以完善。于1871年上奏朝廷。这个计划，即派遣幼童赴美留学，得到朝廷的批准，1872年夏首批学生航海赴美。以自1869年起供职于曾幕的陈兰彬为监督，容闳副之。[67]容闳是第一个被迫以幕友身份进入官场的“归国学生”，因为他所接受的外国教育没有为他准备科举考试所需要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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荐举的特权是一种手段，利用它，像容闳这样的幕友就能够成为官员，特别是在镇压太平军期间及太平军被镇压以后，情形更是如此，因为当时中国的形势需要一种科举考试所不能提供的人才。曾国藩利用这一特权，使他的许多幕友得到了官职，而且，由于他个人对朝廷来说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德高望重，加之合格人才的匮乏（即使文职方面亦如此），因而，他的荐举通常都能得到批准。他荐举的许多人如彭玉麟、郭嵩焘和李鸿章，虽然均已获得科举功名，但是仍被选入幕府，这不只是服务于国家的切实途径，也是获得迅速提升的捷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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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给清代中国留下了私军，也留下了一大批才干之士，其中许多是他培育过的读书人，他们在他辞世后继续支持着朝廷。1871年即曾国藩去世前一年，中国的10个总督（地方最高职）中，有三人出自他的幕府，他们是：直隶总督李鸿章、陕甘总督左宗棠和湖广总督李瀚章，而曾国藩本人则为两江总督。[68]另外，薛福成开列的曾幕的84名成员后来也都升官晋级，其中既有知府、知县、御史、六部的尚书侍郎、按察使、布政使及翰林、驻外公使等，也有巡抚、道台。[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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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身于曾国藩幕府者，最有权势、最广为西方人所知的恐怕要数李鸿章了。李鸿章在江南制造局的建立和派遣幼童赴美留学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也正是他继承并发展了曾国藩的“自强”政策。李鸿章还把曾国藩的军事原则移入他的淮军中，而淮军则成为联结19世纪私军和20世纪私军的主要纽带。曾、李之间的关系是中国政府和社会中私人关系的典型例证，它也表明了晚清历史发展过程中幕府制度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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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李方晨：《中国近代史》，上，第298页；曾国藩：《曾文正公全集》，年谱，第14页（以下简称《曾集·年谱》）；王先谦：《东华录》（咸丰朝），卷18，第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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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罗尔纲：《清季兵为将有的起源》，载《中国社会经济史季刊》，第5辑，第二期，第237页；恒慕义：《清代名人辞典》，Ⅰ，第5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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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罗尔纲前引文，第237页；恒慕义前引书，Ⅰ，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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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罗尔纲前引文，第237—238；恒慕义前引书，Ⅰ，第2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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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罗尔纲前引文，第238—2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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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罗尔纲前引文，第239—2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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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罗尔纲前引文，第2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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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李方晨：《中国近代史》，上，第2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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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黑尔：《曾国藩和太平天国》，第148、1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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