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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之所以会与曾国藩有关系，是由于他是曾国藩一个同年的儿子（年家子）。李鸿章之父李文安和曾国藩同是戊戌（1838）进士。[2]这种关系固然是曾、李关系密切的原因，但是它并不足以在曾、李之间产生如此深厚的友情。只是在李鸿章成为曾国藩的弟子之后，他们之间的关系才开始发展成为延续了“几三十年”的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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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在他的一生中从何时起成了曾国藩的学生，这个问题目前尚不清楚。就我们所知，李鸿章在1843年或1844年之前没有去过北京，而曾国藩1838年成进士后则一直留居在北京，因此，这两个人在此前没有什么机会可以会面。毫无疑问，李鸿章之父曾经在给儿子的信中谈过曾国藩，李鸿章在进京前也一定很了解曾国藩和他父亲的关系。因此，这样设想是合乎情理的，即李鸿章进京时，在他心目中曾国藩是可能成为他的老师的。在这个问题上最流行的、权威性的史料是《曾文正公年谱》，其中记述道，李鸿章在1844年（甲辰）中举人后到了北京，同年成为曾国藩的弟子。[3]且不论这一史料的可靠性，李鸿章自己的记述显示出时间早一年，即1843年。在《李文忠公遗集》中有一首题为《入都》的诗，注明时间是1843年（癸卯）。在这首诗中，李鸿章描写了他首次进京时的心情，抒发了他的抱负。[4]进京不久，李鸿章想必就成了曾国藩的弟子。因为他在1863年写给曾国藩的一封信中说他已是曾国藩的“二十年老门生”了。[5]假设李鸿章是1843年进京的，那么，他成为曾国藩的弟子时是优贡而不是举人。[6]他在1843年通过考试成了优贡，1844年中了举人。[7]然而，对于他这种已成优贡的人来说，在北京参加乡试是完全可能的。[8]虽然根据现有证据尚不足以作出这种结论，但是看来李鸿章在1843年20岁时到北京后不久即成了曾国藩的弟子并与之交往密切。[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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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进京后成为进士之前的几年中，认曾国藩为师傅，从其习制举文。[10]然而，李鸿章1847年成了进士，他和曾国藩之间地位的差距缩小了，尤其是他也成为翰林以后。曾国藩是个翰林，因此这两个人从理论上讲成了同僚，不过他们之间的师生关系仍旧保留着，李鸿章还继续向曾国藩求教。[11]这种关系在以后五年中一直保持着，直到1852年曾国藩被派往江西任乡试主考官。翌年二月（3月10日至4月7日），李鸿章也离开京城回到他的家乡安徽合肥去办团练。这样，两个人都离开了北京并在不同的省份从事军事活动，他们之间的亲密关系遂告结束，几乎不再有什么联系了。[12]但是，曾国藩并没有忘记李鸿章，1853年，他向安徽巡抚、他的老友江忠源推荐李鸿章，说李鸿章是“大有用之才”，请求江忠源给他一个官做，让他掌管军务。[13]同时，曾国藩将此事告知李鸿章之兄李瀚章，并说他把李鸿章看作是“丁未（1847年）四君子”之一，在这四个人当中，唯有李鸿章“才可大用”[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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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与合肥李家的联系并未因与李鸿章的分离而中断。1853年，李氏兄弟的老大李瀚章进入曾国藩的幕府并被委以负责湘军供应之任，他们之间的亲密联系又恢复了。[15]道光二十九年（1849），李瀚章在每12年举行一次的特考中被选为拔贡生，此后四年间他先后在湖南几个县任知县。[16]1853年太平军进攻长沙时，李瀚章在巡抚骆秉章指挥下率部守卫长沙城，被奖以七品衔。此后不久，曾国藩即将他延入幕府。[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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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九年间，李瀚章在湘军中担任过几种不同的负责供应的职务。1854年湘军离开湖南进入湖北战场时，他负责军粮供应。[18]1855年在江西战场，他和甘晋主持粮台。[19]咸丰五年五月（1855年6月14日至7月13日），李瀚章之父去世，曾国藩上疏奏留李瀚章，不使其离职丁忧，被批准。[20]1858年，曾国藩在湖口建立粮台（见第三章），李瀚章受命主持其事[21]，1860年，经曾国藩推荐，他又负责办理江西厘金事务。[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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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瀚章从1853年到1859年在曾国藩幕府供职期间，乃弟李鸿章正在安徽办理团练与太平军作战。尽管李鸿章已经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并获得了相当的军事经验，但是，他认为他的官职太小，无能的上司也认识不到他的真正价值，而他对自己的能力怀有极大的信心，这就使得他十分烦恼。他试图重新回到他敬重并且他认为也能珍视他的才能的曾国藩身边。“鸿章于咸丰八年腊月（1859年1月4日至2月2日）始复从师于豫章（江西）”，曾国藩死后李鸿章这样写道。[23]围绕这次重聚发生的事情，正如薛福成描述的那样，又促进了两人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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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曾经在安徽巡抚福济幕府中担任军职，可是他不满意福济的政策。因此，1858年底，他辞去了福济幕府的职务，准备加入曾国藩的幕府[24]，他觉得曾国藩肯定记得他这位老朋友并肯定会用他。然而，他到达江西曾国藩的大营后却受到了冷遇。等了一个月之后，他请求他的同年、新近加入曾幕的陈鼐为他说情，陈、李同是丁未进士并曾同为翰林。于是，陈鼐去央告曾国藩说：“‘少荃以昔年雅故，愿侍老师，籍资历练。’文正曰：‘少荃，翰林也，志大才高，此间局面窄狭，恐艨艟巨舰非潺潺浅濑所能容，何不回京供职？’鼐曰：‘少荃多经磨折，大非往年意气可比，老师盍姑试之？’文正许诺，傅相入居幕中。”[25]其实曾国藩是故意让李鸿章久等以陶冶其性情，使他不要妄自尊大。[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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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曾幕后，李鸿章初掌书记，继司批改文稿、草拟章奏。几个月后，据说曾国藩对他说过这样一段话：“少荃天资于公牍最相近，所拟奏咨函批，皆有大过人处，将来建树非凡，或竟青出于蓝，亦未可知。”[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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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惯例，曾国藩幕府的所有成员都要在黎明时分和曾国藩一起进早餐。可是，李鸿章的家乡江北地区的习惯不同于湖南的习惯，李鸿章不习惯那么早吃饭，也不喜欢那么早就吃饭。一天，他以头痛为由没有起来去吃早饭。然而，片刻之后，曾国藩派了个差弁去请他。又等了一会儿，另一个侍从来告诉李鸿章说一定要等到所有的幕僚都到齐之后才开饭。李鸿章只得匆忙披上衣服来到幕僚们中间。“文正终食无言，食毕，舍箸正色谓傅相曰：‘少荃，既入我幕，我有言相告，此处所尚，惟一“诚”字而已。’遂无他言而散。傅相为之悚然。”[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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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曾幕中，李鸿章的职责不只限于起草章奏。咸丰九年五月（1859年6月1日至29日），他作为曾国藩之弟曾国荃的军事参谋参与了攻夺景德镇之役。[29]1860年，曾国藩升任两江总督，并将迁大营于安徽祁门，这时，李鸿章基于军事战略对此举提出异议。他说，祁门地形如在“釜底”，没有进退的余地，因而使之成为战略险地。曾国藩对此劝告无动于衷，于是李鸿章就反复为此争辩。最后曾国藩说如果他胆怯害怕，可以辞职。[30]然而，当下个月（七月，8月17日至9月14日）曾国藩建议在淮扬地区建立一支水师以配合陆营作战、并同时保卫长江以北稻、盐产区时，他却提议由李鸿章来掌管这支军队并兼任两淮盐运使。李鸿章来自两淮地区这一事实无疑是曾国藩出此提议的一个重要原因。曾国藩还说：“李鸿章才大心细，堪当此任。”然而，这个建议并未得到批准。[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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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861年，李鸿章在曾幕供职已近两年，在此期间，两人之间的关系似乎经常处于紧张状态。虽然李是弟子曾是老师，但是李鸿章似乎很不满意于他的职位低下。他和曾国藩一样同是翰林，有丰富的军事阅历，聪颖锐敏，最重要的是，他狂妄自大、野心勃勃。他继续对曾国藩做出的决定表示异议，似乎他是曾国藩的平级而不是他的下级，曾国藩的严明纪律和给他塑造一个更稳定的性格的企图无疑也激怒了他。他们之间的这种紧张状态由于咸丰十年十二月（1861年1月11日至2月9日）李元度在安徽徽州的失败而达到白热化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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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元度是浙江人，1843年中举人，1853年曾国藩筹建湘军时，他正在湖南做教谕，应邀加入曾幕，参赞军务。[32]据记载，1855年曾国藩受挫时是李元度劝止了他，使他没有自杀。[33]1861年初，李元度驻防徽州，曾国藩命令他不要出城进攻敌人。但是他不顾曾国藩的屡次告诫，出城击敌，结果惨败，徽州落入太平军手中。一段时间内，没有人知道他的死活。但是，最后他又出现在曾国藩大营中，然后，在对他进行调查之前又径自离营他去。这时，曾国藩——这个儒家道德主义者、严格执行纪律的人——想要弹劾他。李鸿章听到这个消息后去见曾国藩，试图劝阻他这样做。他列举了曾国藩和李元度长期亲密的交往以及他们曾一起度过的艰难困苦、在曾国藩处于困境的年代里李元度又是如何全力支持他的等等，最后说：“果必奏劾，门生不敢拟稿。”文正曰：“我自属稿。”傅相曰：“若此，则门生亦将告辞，不能留待矣。”文正曰：“听君之便。”于是，李鸿章辞别曾幕，去了江西。[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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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在江西都做了些什么，至今还是个谜，但是约八个月后，当李鸿章得知曾国藩的军队已经收复安庆（1861年9月5日）时，便写信给曾国藩道贺。曾国藩复信表示，如果他在江西无事可做，可以来安庆，这时曾国藩已在此建立大营。李鸿章随即打点行装，离开江西，来到曾国藩大营，又应邀重新加入了曾幕。现在为曾国藩工作的已经是一个经过了磨炼的李鸿章，从此，两人之间关系更加亲密，更加互相敬重。[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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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1年11月18日，曾国藩在安庆接见了一个由避难上海的被困商人和苏州士绅组成的乞求军事援助的代表团，他们呈上了苏州宿儒冯桂芬的一封信，信中概述了江苏作为一个抗拒太平军的主要基地的战略优势。曾国藩经过考虑，不仅决定派左宗棠率军去浙江作为南翼，而且还决定为收复江苏建立一支新的军队。他委托当时正负责着一支长江水军的李鸿章组建这支新军队，请李鸿章回他的家乡安徽淮南地区去征募新兵，这支军队就是后来著名的淮军。[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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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酝酿建立新军之时，曾国藩于1861年12月25日接到谕旨，奉命调查江苏、浙江两巡抚能否胜任。在签署日期为1861年12月26日的覆奏中，曾国藩说这两个巡抚均不称职，并在夹片中保荐李鸿章为江苏巡抚。他指出，李鸿章不仅“精力过人”，而且“才大心细”，“劲气内敛”[37]。曾国藩本来想举荐李鸿章的同年沈保桢出任这个职务，但是沈葆桢缺乏军事经验，这就使得曾国藩荐李鸿章以代之。[38]当时的紧张局势使得将地方军队的真正指挥权和最高民政权归于一人几乎成为必须的。作为将在江苏与太平军作战的淮军的统帅，李鸿章如果再能成为江苏巡抚，那么他将不必为互相抵触的行政权力和纷杂的物议而煞费苦心。看来曾国藩是在尽力企图集中权力以便杜绝绿营所曾经历过的分裂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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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2年2月22日李鸿章率领他新招募的淮军返回安庆后[39]，即着手仿照湘军训练和组织他的军队[40]，几营湘军也受曾国藩之命帮助淮军进行训练，曾国藩还指派他的两个部将程学启和郭松林所部归李鸿章指挥。到3月底，淮军主力已经做好沿江东下上海的准备。按原定计划，淮军要在曾国荃所部湘军配合下一路打到上海，但是上海方面急需这支军队，于是上海士绅租了几艘外国轮船，在4月份分三批将这支军队全部沿长江运到了上海。1862年4月28日，李鸿章得到了他盼望已久的署江苏巡抚的正式任命。[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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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李鸿章已经得到官位，我们就不能再将他看作是曾幕成员了。但是，作为江苏巡抚，他仍然是曾国藩辖下的属员，因为曾国藩是两江总督，管辖着安徽、江西和江苏三省。他们之间的师生关系也依然存在，他们之间的合作更加亲密。在往返于上海和安庆的信函中，他们讨论军事战略、财政措施、人才的延揽和提携、驭外的方法等等。他们之间的关系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友好的，李鸿章将曾国藩作为上级来服从。但是，事情一旦涉及到淮军，李鸿章则满怀戒备地保卫他对淮军的权利。1862年，曾国藩扣留了淮军新招募的九个营，用以保卫安徽的无为和庐江，这时，李鸿章一再坚持要曾国藩放开这九个营并将其送往上海。因为那里没有其他军队可依恃，也因为曾国藩觉得当时太平军的威胁在安徽而不在上海，所以他继续扣留着这些军队。李鸿章则仍然坚持它们应被放开，曾国藩最后只得默许，他写信给李鸿章说：“鄙人多年在外，屡经挫败，故常有无礼之葸，过计之忧，伏希亮鉴。”[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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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和左宗棠既已分别在江苏和浙江站稳脚跟，作为最高统帅的曾国藩，现在便有了两支新的军队配合他的主力部队——这支部队由他的兄弟曾国荃率领——沿长江向东推进，太平天国面临三路围困，清王朝开始走好运。李鸿章是三路军队中最早完成任务的，即光复了江苏省。在美国人华尔（Frederick Townsend Ward）及其“常胜军”——这支军队在华尔死后由“中国人”戈登（Charles George Gordon）率领——的帮助下，李鸿章于1863年12月5日收复省城苏州。在收复了江苏的其他地方后，李鸿章奉旨马上率部去援助正在围攻太平天国都城南京的曾国荃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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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此前从未回避过任何棘手的任务，也从未逃避过责任，但是这一次他却迁延不前，并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理由。李鸿章由于态度不积极而受到朝廷的指责，这时，曾国藩意识到了背后的原因，于是站出来替他辩护：“李鸿章平日任事最勇，进兵最速，此次会攻金陵，稍涉迟滞，盖绝无世俗避嫌之意，殆有让功之心，而不欲居其名。”[43]曾国藩在没有任何外援的情况下已经将南京包围，显然，南京不久即可攻陷，李鸿章不想在这最后一刻出兵参战以分享属于曾国荃的荣誉。作为最高统帅的曾国藩发现自己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他有责任命令李鸿章进军南京以加速其陷落，但是，若这样做，实际上则是在攫夺一部分他兄弟应得的奖赏。李鸿章能体谅人，对于涉及到的诸种因素洞察敏锐，因此，他能够给曾国藩“留面子”。曾国藩对李鸿章此举非但无不快之意，反而站出来为他辩护，这一事实证明李鸿章对形势的理解是正确的。[44]李鸿章此举适与左宗棠在太平天国幼主洪福[45]逃跑一事中的态度形成鲜明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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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陷落之时，据报原太平天国天王的继承人幼主已在城陷后的大屠杀中被杀，曾国藩信以为真并据以上报。数日后，左宗棠的探子向左宗棠报告说那小孩还活着，有人看到他进了湖州。左宗棠将这一情况上奏皇帝，皇帝将其奏折发交曾国藩查询此事。曾国藩认为左宗棠是想使他难堪以提高自己的声望，因此勃然大怒，上奏痛斥左宗棠，坚持说太平天国幼主洪福已死。皇帝又把曾国藩的奏折发交左宗棠查询究竟，左宗棠对曾国藩的批驳也勃然而怒，又上了一道措词十分激烈的奏折攻击他的主子。皇帝再次把左宗棠的奏折发交曾国藩，很明智地劝解双方忘掉此事。同时，洪福被捕，遵从曾国藩的意愿，他被秘密处死。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是李鸿章而不是左宗棠，他很可能会将那个小孩悄悄处死而不去报告朝廷，然后再谨慎周妥地将曾国藩的这个错误告诉他本人。[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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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4年7月19日，南京陷落，太平天国宣告失败，曾国藩开始遣散湘军。曾国藩的“湘勇”从1853年开始征战，现在已经筋疲力尽，坚持要回湖南老家；另外，朝廷也对曾国藩的势力感到忧心忡忡，因而曾国藩认为遣散他的私军才是明智之举。从他这方面来说，他觉得他还可以依靠淮军，这支军队征战才只几年，兵将来自北方地区，因此对于在北方作战更觉亲切，而且这支军队是由他的门生掌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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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太平天国被镇压了，但是一部分太平军逃到了北方加入了捻军，当时捻军已在安徽北部、河南、山东和直隶南部进行了几年的反清斗争。1865年5月27日，曾国藩受命率军剿捻，李鸿章暂时代替他坐镇南京，但只被授予署两江总督的官衔。[47]这一任命是直接违反“回避法”的，因为李鸿章是安徽人，这样的话，安徽就将在他的管辖之下。然而，想必是朝廷认为形势紧迫，需作变通，因此只给李鸿章以“署”两江总督以自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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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剿捻战役中，曾国藩不得不依恃李鸿章的淮军。然而，曾国藩比任何人都更清楚，尽管他指挥着这支军队，但是他取得成功的希望却很有限，因为他本人不是安徽人。他和这支以地域关系为基础的军队没有任何联系，而这种地域关系正是他自己所坚持的建军原则。曾国藩简单明了地阐述了这一情形，说：“贵部淮勇铭、盛、树各军，平日颇有一家之谊，不识离苏赴齐，尚能心性相浮否？”[48]但是，他认为如果李鸿章的弟弟李鹤章和李昭庆能陪侍左右，他对这支军队就会有较为直接的控制。因此，他敦促李鸿章劝说其弟助他一臂之力。曾国藩觉得李氏兄弟是会得到淮军将领们的支持的，他希望，由于他过去和李氏兄弟的兄长们及其父亲的关系，李氏兄弟会听从他的指挥。[49]更何况，李鹤章曾从1859年起在曾幕中参与过军事，直到1862年他作为淮军的一员随兄一起赴沪才离开了曾国藩。李鸿章在1865年6月11日信中告诉曾国藩，他的两个弟弟会随他一起去：“三、六弟仰蒙疏调，恐未能吃苦耐烦，有辜盛怀。”[50]结果证明，只有他最小的弟弟李昭庆一直跟随曾国藩剿捻，直到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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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使用淮军剿捻中，曾国藩有他自己的计划和战略，他不希望这支军队真正的主人李鸿章予以于涉。然而，李鸿章认为对干涉及淮军的重大决定他有权利发表自己的意见，同样，也不能对其日常事务不闻不问。终于，在1866年，曾国藩致函李鸿章，直言相告：“目下淮勇各军既归敝处统辖，则阁下当一切付之不管，凡向尊处私有请求者，批令概由敝处核夺，则号令一而驱使较灵。”[51]然而，经过一年的实践，曾国藩终于相信，淮军只有在李家人的指挥下才能镇压捻军。李鸿章在他自己和他的部将们之间所建立起来的控制程度是曾国藩在他与其湘军将领之间所从未企及过的。在曾国藩看来，“淮军将领是永远匍匐在”李鸿章“脚下的”[52]。1866年初他就向李鸿章保证说，如果到夏天剿捻之役还没有进展，他将辞职并推荐李鸿章继其任。淮军各营并不是不听从曾国藩的命令，但是他们对剿捻也没有表现出什么热情。曾国藩坦率地承认：“鄙人不能上马督战，阁下（指李鸿章）能匹马当先，不过倡率一二次，而士气振兴百倍矣。”[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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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6年12月12日，朝廷收到曾国藩的辞职请求，于是命他和李鸿章互易其位。曾国藩回到南京，像李鸿章过去那样负责军需供应，李鸿章则接过钦差大臣关防负责剿捻。随着李鸿章重来指挥淮军，淮军士气重振，捻军终于在1868年被镇压了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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