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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20岁北上进京时，在下面这首诗中抒发了他的抱负，同时，也预言了他未来的生活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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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丈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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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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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须捷足随途骥，那有闲情逐野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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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指卢沟桥畔月，有人从此到瀛洲。[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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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诗首行中，李鸿章表示他年届20，已为成人，正在去碰运气。清代以前，外出旅行时随身带剑是很普遍的事情。第三行暗示他将成为一代硕儒，远迈前贤。第四行中用一“侯”字，意味着他想要竭力仿效汉代班超这样伟大的军事将领。班超在“三千里”外的边境上因抗击匈奴而被封为“侯”。杰出的学者和政治家常常被比作“骥”，李鸿章也打算踵步前贤。卢沟桥即北京城外著名的马可·波罗桥（Marco Polo Bridge），许多名人曾从这里取道进京，取得了彪炳青史的功名，而这正是李鸿章的抱负所在。[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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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写于同时的其他诗中，李鸿章更进一步抒发了他的宏伟抱负。他痛惜虚掷了20年光阴，无所事事，说为了有所作为，他必须离乡赴京，那里有许多著名学者，他可以跟着他们读书学习。[49]他将“功”、“名”二字作为奋斗目标[50]，发誓要趁着年轻努力用功，以便能成为达官显贵。[51]纵观他的一生，我们可以看到，除了没能成为名儒之外，这些诗中表达的其他愿望几乎都实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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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评价李鸿章，说他是“拼命做官”[52]。这一评价的确是中肯的：从1862年李鸿章担任江苏巡抚时起，到1901年他辞世时止，几近40年，除1882年因奔母丧离职数月外，他从没有离过职。即使在1895—1900年这一段声名狼藉的时期，他仍旧保留着几项官职，并期望有一天能东山再起。大多数中国官吏是逃避责任，而李鸿章却似乎是伸手包揽责任；他从不推卸令人棘手的任务，总是被寄望做创始性的工作。[53]他崇拜韩愈（768—824）[54]，似乎也遵循着韩愈的训诫：面对政敌和公众的反对，要勇于斗争，决不后退。然而，韩愈为之奋斗的是捍卫儒学，他决不会赞成李鸿章几乎是为官位的盲目献身。[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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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一生中，自始至终表现出非凡的精力和勇气。如果说道德文章是和曾国藩联系在一起的，那么身体活力则和李鸿章联系在一起。[56]他至少有六英尺高，抬首挺胸，比大多数中国人都高。他饱满的精神状态衬托着他高大的身躯，给人的总体印象是有一种粗朴的肌体力量。[57]他举止庄严高贵，给人一种聪敏、机智、果决的印象。[58]1896年他环游世界，到达英国后，即使当时他已是73岁高龄，他那威严的仪表还是引得有人这样描绘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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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下）议院往外走时，突然迎面遇上李鸿章，他正在被引进下院去听一个辩论。这是一个来自另一个世界的陌生人，看上去身材异常高大，面容慈祥和善——蓝色官服雍容华丽，举手投足威严高贵，带着优雅的笑容欣赏着他所看到的一切。就外貌特征而言，很难想像有任何一个人能和李鸿章相比。这倒并不是因为他给人留下了功勋卓著、权势显赫的印象，而是他的风采传达出一种神仙般的自足、超脱而又对芸芸众生和蔼、慈悲的威严。[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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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李鸿章良好身体素质的非凡表现相俱而来的是其敢想敢做和对健康身心的关心的非凡表现。在镇压太平军和捻军期间，他以率部亲临前敌、冒雨出巡营垒而著称。[60]在其晚年，当他主和而不是主战的政策使他遭到举国反对时，他认为自己是正确的，因而决不畏缩，也不屈从人意稍做自责。[61]尽管他家资万贯，身居高位，但他并未纵情声色，而是过着一种有规律的、相当简朴的生活。[62]然而，直到晚年，年龄和阅历使他成熟起来时，他才深切认识到保养身体的重要，才开始关心起自己的身体来。在1873年写给湖北巡抚郭柏荫（远堂）的信中，李鸿章说：“年来已定，约子初就枕，少壮迟眠，积习已惯，往往伏枕至丑后始可熟睡，然闭目静息，精神较旺，其得力于箴规者多矣。”[63]李鸿章还反对吸食鸦片，并试图在其同僚中劝解他人勿吸鸦片。[64]他的养身之道是多读古人书，静思天下事。他建议朋僚们躬行此道，以得到心灵的宁静和处理公务的方法。[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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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沛的体力在李鸿章处理公务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他极其讲究实际，也极有工作效率，总是脚踏实地，思想与时代现实合拍。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他没有沉湎于冥思玄想和深奥的理论之中。[66]讨论任何问题时，他总是把礼节弃置一旁，不使其阻塞通向达成友好协议的道路，而且，他能够以其惊人的洞察力抓住问题的核心。[67]他精神抖擞地投身于繁重的工作，确保每一件公文得到迅速办理，如果需要，他甚至坐下来亲自拟写一封措词有力的急件，而不是坐等文案来拟稿。[68]他每次出面与外国人打交道，都意味着这项工作要以几乎非中国式的速度来完成。[69]他既不是道德主义者，也不是斗士，但是他却试图根据自己的看法去解决问题，并在环绕其周围的各种社会限制中开展工作。《红楼梦》中有一段很适合于用来描述李鸿章的现实观。有人劝一个年轻的、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官员在办理牵涉到殷实权贵之家的案件时一定要慎重其事。当他反驳说那会有损公正时，那个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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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爷说的何尝不是大道理，但只是如今世上是行不去的。岂不闻古人有云：‘大丈夫相时而动’，又曰：‘趋吉避凶者为君子’。依老爷这一说，不但不能报效朝廷，亦且自身不保，还要三思为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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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村低了半日头，方说道：“依你怎么样？”[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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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李鸿章看来，像唐吉诃德一样与风车作战是毫无用处的。一个人只能量力而行，“惟有量力踏实做去”[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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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管辖的范围内，李鸿章很清楚自己的权力有多大，并为其施政峻厉而自鸣得意。他有效地维持了自然和谐的状态，这对治人者来说十分重要；他决不允许任何反抗外国人的暴行发生，也不能容忍任何反抗朝廷的势力出现。[72]在直隶总督任上，他曾说过，尽管其他省份会有骚乱，直隶却不会有任何叛乱发生。[73]1874年，他的军队蠢蠢欲动，想发动兵变，他迅速果断地将其镇压了下去，并将几名叛兵枭首示众。[74]1900年任两广总督坐镇广州的短短一段时间内，他成功地镇压了活动在省河里的海盗，恢复了这一地区的秩序，这是以前历任总督所没能做到的。当他奉命赴天津谈判解决义和团变乱时，广州人恳求他留下，因为他们认为他是他们所见过的最好的总督，生怕他一离开，骚乱不法行为会卷土重来。[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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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李鸿章实行高压统治，他对平民百姓的疾苦也深为关心。平定太平军和捻军后，他倾注心力致力于被蹂躏地区生产生活的恢复。在江苏，他鼓励逃亡的人们重返被严重破坏了的家园，奏请对这一地区减免赋税，并清理河道、重建官署，还为便利当地商贾在苏州和上海之间建起了邮政制度。[76]在捻军活动过的地区，他决心铲除所有捻军余部，但他认识到，要想做到这一点，必须首先争取民众。他说：“……亟须慎选严明慈惠之牧令，广设方略，勤求教养，庶三数年后，奸宄可清，乱源自息。”[77]他认识到，有必要使用武力压制和恩惠拉拢两手政策。他经常使用“软硬兼施”一词。他不是盲目地坚持在民不聊生之时继续征收各项赋税，而是采取了一种较富建设性的政策，力图保障人民生活，以使他们有能力纳税。[78]当在个别地区使用西式轮船威胁到当地船工的生计时，他想方设法维持他们的收入。1869年接任湖广总督由上海赴武昌时，他很想乘轮船沿长江而上，因为轮船速度较快。然而，他还是遵从了当地船工的意愿，乘了中国帆船——但他是让轮船拖着这艘帆船的。[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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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对公众的感情显得很敏感，似乎还不时地投其所好。人们会有这种印象：尽管他身为高官且出身世家，但是在他和人民之间却有某种亲密的关系。他施政是严厉的，但他又是务实的、有人情味的，虽未免粗暴但治事有方——这些品质一般人是能够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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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李鸿章亲近的人中，李鸿章是以其热情亲切和富于幽默感著称的。他的曾侄孙李家煌凭着从先人那里得来的印象，描绘出他的形象是幽默、快活、机敏的。[80]另一方面，他又以其言词粗鲁（如果不是粗野的话）、性情乖张、傲慢无礼而闻名。他承认自己性情不好，因为这往往让他吃苦头，[81]但是对其他毛病他似乎并不想改正。他那粗鲁的言词是用来威吓与他作对的人的，但是一旦他们予以坚决抵抗，他也会软下来。他的傲慢无礼根植于其自信，他深信自己聪明能干，从不认为应该把事实隐藏在虚伪谦和的外表后面。他曾宣称：“鸿章生平不惯作伪人。”[82]义和团起义期间，一个外国通讯记者对他说，人们普遍认为他是中国唯一一个能够对付这种局势的人，他答道：“我亦相信。”[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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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谥号“文忠”中的“忠”，意思是“忠诚”，这是李鸿章最主要的品质之一。他以对中国和清统治者的极其忠诚而闻名，他在给朋僚的信函中也屡屡表述之：“我辈受国厚恩，义未可以言去，只有竭力支持，尽心所事而已。”[84]“弟任重事烦，时虞陨越，加以内顾多戚……”[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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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对朝廷极其忠诚外，李鸿章对朋友、同僚、老战友、家庭、亲戚和老师也忠心耿耿。从西方的、民族的观点来看，这显得很荒谬，特别是由于对个人的忠诚乃是中央集权衰落的根本原因。但是，对于受儒学熏陶的、重视文化传统的中国人来说，这种差异或是不甚明显，或是二者毫不相干。重要的东西乃是“仁”，即对人类情感的关心。李鸿章忠于朝廷，正是因为他能忠于朋友。一个人们必须在国家和家庭之间二者择一的世界，是一个不适于人类居住的世界。秦王朝及其法家曾经主张建立一个这样的世界，结果被推翻。当李鸿章和沈葆桢考进士时的房师孙锵铭（蕖田）在浙江遇到麻烦后，李鸿章代为求人，请闽浙总督左宗棠帮助他找些事干以维持其生计。[86]数月后，李鸿章又致函江西巡抚沈葆桢，看他能否在西江地区（广西和广东）帮助孙锵鸣觅一官职，因为在浙江和江苏很难找到差事。[87]镇压太平军和捻军时在李鸿章麾下效力的老兵们经常得到他的帮助，对于那些为国捐躯者，他为其奏请封典，并力图保证其家属得到供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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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绍铭军门鼎勋在敝处统带勋字营，随同南北征战，卓著勋劳，今夏在沧州减河防所病故，业为沥恳圣恩，予谥忠勤，庙子建祠，典礼优厚，足酬荩勚而慰忠魂。惟其身后凋零已极，上有七旬老母，内有孀妇孤儿，两兄鼎清鼎鼐未可寄命托孤。弟与同营诸统带刘省三、郭子美等再四筹商，以有功军国、死绥仗义之人，吾辈不为经纪，何以对亡友于地下？因令杨鼎清等奉其母与忠勤灵榇回蜀，派郜荻州观察护送前去。[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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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对其发迹之地颇为自豪，对安徽事务及安徽人的生活状况饶有兴趣，对安徽同乡的生活甚为关切，他捐款支持安徽的工程建设[89]，奖掖有才华的安徽人，为其谋官求职[90]，对家乡的爱溢于言表。[91]《庐州府志》的修订和出版——即《续修庐州府志》——一事由李鸿章之弟发其端，他死后李鸿章亲自出面，把家庭其他成员和同府同乡如刘铭传等人罗致在一起，共同主持其事。[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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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在其一生中表现出的对朋友的忠诚几乎已经成为传奇。有一次他写道，虽然忠诚、诚实为品行端正之根本者，但是一个人如果没有朋友，则此种品质是不可能得到的。朋友的作用在于指出对方的弱点，故而，朋友之间应当平等相待，交朋择友则须谨而慎之。朋友的批评与个人完善自己的愿望相结合，就可以产生你所盼望的忠诚和诚实。[93]交朋友也是为了在你身处困境时有人能帮你一把，而你也有义务用你的影响去帮助他们。李鸿章是如此坚定地信奉这一原则，以至他甘愿冒着丢掉自己职务的危险去身体力行这一原则。在曾国藩弹劾李元度一案中（见第四章），李鸿章从曾幕中辞职而去，这不仅仅是为了援助李元度，也是为了坚持忠于朋友这一原则。可是，这似乎是李鸿章最后一次采取如此坚决的行动。他在辞职期间，显然开始认识到这种强硬的立场除了使自己受到伤害外，没有任何益处。考虑到牵涉其间的人之常情，他用一种更为慎重的态度审视了自己的这一行为。他虽然仍会向朋友伸出援助之手，但是他会减轻对各当事人的伤害。1863年6月29日，李鸿章就曾国藩调黄翼升（昌歧）到两淮地区一事致函曾国藩，决心留住黄翼升（其人为“水师”大将），他是从以下几方面来辩驳曾国藩的：士气、战略，还有……最重要的是情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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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蒙师门奏派，鸿章与昌歧统带此军，四载以来，欢洽无间。昌歧每言常愿合伙，不愿分离，真死生患难之交。昌歧昨得调淮之信，忧惶无措。吾师识将意顺兵心，谅能体恤及此。如必欲其去，或奏令鸿章偕往，……仰候鉴裁。[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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