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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有六个儿子（其中一个为养子）三个女儿，其中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婿在他的幕府中供过职。养子是李经方，这是李鸿章幺弟李昭庆的长子，生于1860年，1878年开始在天津李鸿章的衙门中侍候养父。[17]虽然李经方于1882年成了举人，但是他又在学习英文，准备当一个外交官。1886年，他被送往欧洲，在中国驻英公使刘瑞芬手下当参赞。[18]刘瑞芬也是安徽人，淮军初创时期曾在李鸿章手下任职。1889年，经方回国，次日成为中国驻日公使（1890—1892）。1892年，他因养母去世丁忧守制，期满复出，先后跟随养父谈判签订《马关条约》（1895）、环游世界（1896）和参与庚子议和（1900）。[19]李鸿章另外两个成年的儿子，经述和经迈，从来没有在乃父手下取得过任何真正重要的职位。虽然经述（李鸿章活下来的第一个亲生子）在1885年成了举人，但是他从未积极参与过政治活动，因为他是个跛子，健康状况也很差。他只是在1896年陪伴乃父游历欧美时才在一个短暂的时期内从默默无闻中为人所知。[20]经述的弟弟经迈则从没有通过任何科举考试，但是他却精通英文，经常为乃父当翻译（李鸿章从没有学过任何外文），在1900年（李鸿章逝世的前一年）陪同乃父由沪赴京参加庚子议和之前，他也没有积极参与过乃父的幕府事务。[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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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氏家族中另一个唯一的参加了其幕府的成员是他的女婿张佩纶。张佩纶是在1888年与李鸿章的次女结婚的。李鸿章何以吸收张佩纶作他的幕友、而且后来又让他当了自己的女婿，这是他一生经历中使人茫然不解的问题之一。张佩纶1871年成进士，选翰林，1880年代是清流党成员，而清流党是极力反对并猛烈抨击对西方的妥协让步的。张佩纶对那些屈服于外国人的官员——如崇厚——的谴责是十分尖刻的；在1882年琉球争端中他鲁莽地要求中国用武力对付日本，同年，当中法关系恶化之时，他又主张中国以武力对付法国。[22]然而，尽管张佩纶的政见与李鸿章截然相反，在1879年至1881年他丁母忧期间还是在李鸿章的幕府中做了两年军事参谋。1884年，中法战争中法军炮击福州时，他畏敌逃跑，结果被革职流放。1888年，由于李鸿章的说项，他才得以被召回，同年应邀重入李幕并成为李鸿章的女婿。尽管二人政见迥异，但是张佩纶却继续在李幕供职，一直到1894年。[23]对于张佩纶长期在李鸿章手下供职的原因的唯一解释，是李鸿章欣赏他直率的性格和儒雅的风度。其他一些可能的原因有：李鸿章和张佩纶之父张印塘1853年曾同在安徽江忠源手下任职，尽管没有关于二人有交往密切的记载；还有，李鸿章可能觉得让张佩纶在自己的幕府里更好一些，因为这样便于监督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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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才具的要求无疑是李鸿章的许多亲朋不能在他幕府中供职的原因。他可能是为“孝”字所迫才用了其中几个人。但是他竭力将这些无用之人的作用压到最低的程度。一方面，有些传闻说，李鸿章的几个侄子曾做他的幕友，但是没有一个人取得过任何重要的职位。[24]另一方面，他又很乐意聘用有能力的世交。1876年，李鸿章谋划在上海建立织布局以抵制英国纺织品的进口，他写信给沈葆桢（幼丹）说：“适有魏温云观察，纶先与弟世好，会计最精，商情最熟，浼令出头承办。”[25]即使是李鸿章用他的家庭成员、亲戚、世交作他的幕友，清朝反对重用亲戚的戒律还有足够的力量，加之御史们的鼓噪，足以迫使他慎重对待之。在某种意义上说，他或许对这些戒律尚未失效感到高兴，因为它们给他提供了便利的借口，使他能拒绝数不清的亲朋们要求加入其幕府的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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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李鸿章幕府的人员成分一个时期和另一个时期并不相同，在长期的宦海生涯中，他的幕府中确确实实容纳过几百人。然而，某些人连续担任各种职务，形成了一个相当小的核心集团。他们的出身和所受的教育各有不同，在李鸿章手下供职的原因也不尽一样，但是，他们都对保护中国使其免受内外敌人的侵扰这一问题倾心关注。这些人的出身包括读书士子、行伍军人、行商坐贾和“归国学生”，他们在李幕中充当谋士、将帅、文案、外交官和工商企业的总办会办等。1880年代中期以前，这一核心集团主要由那些有更多传统背景的人组成，他们是在叛乱年代（1862—1870）开始在李鸿章手下供职的；但是此后领导权逐渐被那些“归国学生”或曾在西方待过的人所掌握。在李鸿章的谋士中，有三个人对他的西方观和自强之必要性的观念影响最大，这就是冯桂芬、郭嵩焘和薛福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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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早在在北京当翰林的时候（1847—1853）就结识了冯桂芬（1809—1874），但是直到1861年苏州士绅恳求曾国藩派军队保卫上海时，二人才重又相逢。[26]冯桂芬代表苏州士绅写了请愿书，于是才有了李鸿章组建淮军并成了江苏巡抚（见第四章）。冯桂芬是苏州人，1841年成进士，选翰林。虽然他是读书人，但是却很积极地在家乡兴办团练。太平军攻陷苏州时，他逃到上海，在那儿亲眼看到了西方的实力。1862年，李鸿章奏调冯桂芬入幕，从那时起直到1865年，冯桂芬作为一个不受李鸿章约束的谋士和兼职幕友为李鸿章服务，给李鸿章以后的思想打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1870年，在一道奏折中，李鸿章对冯桂芬表示感激不尽。[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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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桂芬是同治中兴的主要理论家之一，他可能是“自强”这一概念的始作俑者。他还是最先看到了中国要想生存就需要学习西方技术的中国人之一，他的思想是后来著名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一语的雏形。他清楚地看到，西方远优于中国，但是又认为事实并不一定就是如此。他认为，如果皇帝能够端正人心，如果中国能从西方引进急需的船炮，这种情形是能够在中国自身发展中得到改正的。他甚至认为，数学构成了西学的基础，因此应该在上海和广州设立翻译局，培养学生学习西文，这样，就可以把外国的数学和科学教科书译成中文。根据他的建议，李鸿章于1863年建立了上海广方言馆。冯桂芬还提倡改革科举制度，列入科学方面的内容。他甚至还认为，外国人不应受到鄙视，而应受到诚恳、公正的对待。他是太平天国失败前夕倡议收复苏州地区的发动者，是1865年李鸿章和曾国藩发起的减税方案的执笔人。这一时期李鸿章的许多改革建议实际上都是冯桂芬执笔的，或者至少是直接受了他的影响。[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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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的第二个谋士是郭嵩焘（1818—1891），他和李鸿章是丁未同年并同为翰林，亦曾在曾国藩幕府中供职。虽然郭嵩焘只是在1862年在李鸿章的幕府里待了几个月，但是，终其一生，李鸿章一直是他的密友、知己兼保护人。由于李鸿章的推荐，郭嵩焘被委为苏松粮道（1862），之后又署理广东巡抚（1863—1866），并于1875年成为第一个中国驻英公使。早在1859年他奉命协助僧格林沁抵抗西方军队进攻北京时，郭嵩焘就公开谴责用武力对付外国人的政策。他的看法是，外国人所要的只是与中国贸易通商的权利，如果中国政府以理代力，可保帝国百年无事。由于郭嵩焘最敢于直言主张与西方妥协，他便成了保守派攻击的首要目标。在他1876年去英国及其日记出版后，保守派对他的攻击更加猛烈，因为他在日记中说，西方具有悠久、发达的文明，它胜于其他蛮族文化。他倡议进行长远的改革，甚至主张改变中国的基本的组织结构及制度，希望看到在全国遍采煤铁矿、遍设铁路。虽然李鸿章同意他的观点并尽全力保护他，保守派的猛烈攻击还是迫使李鸿章告诫他要更加小心谨慎。1879年，郭嵩焘奉召回国，考虑到去北京会危及他的生命，遂径回湖南老家赋闲。然而，直到1891年去世，他一直不断地写信、上奏支持李鸿章的政策。[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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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的第三个谋士是薛福成（1838—1894），他是1857年的秀才，江苏人，从1865年到1872年在曾国藩幕府中供职。1875年应邀入李鸿章幕府做文案，一直到1884年由李鸿章推荐被任为浙江省的一个道台。后来，他成为中国驻英公使（1890—1894）。在李鸿章幕府期间，他充当李鸿章国家时事问题方面的谋士。他在外交代表制问题上的见解促使朝廷在1875年向西方国家派驻了公使。当时他说，有必要在科举考试中创设一项专与外事有关的科目，以鼓励才智之士学习外事。他认为，中国正在遭受外国人的欺骗，因为中国缺乏国际法知识和近代外交知识。[30]他的许多观点被吸收入1876年的《烟台条约》之中；1881年他为近代中国海军拟订了一套章程；也正是在他建议下，1882年中国军队在汉城兵变后被派赴朝鲜。[31]起初，薛福成曾认为郭嵩焘的改革思想太激进，但是当他1890年成为中国驻英公使后，亲眼看到了郭嵩焘所谈过的情况，他的观点也就大体与郭嵩焘的观点相一致了。[32]他认为，议会制度是最好的政治制度；而科学、义务教育、政府鼓励工商业、使用机器创造财富和供养人民是欧洲既富且强的原因。[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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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谋士中，薛福成入幕最晚，也最讲实际。由于和西方人的接触——冯桂芬在上海，郭嵩焘和薛福成在欧洲——这三个人都睁开了眼睛看世界，并将他们的思想传给了李鸿章。即使在他们离开李鸿章的幕府之后，他们也都还继续为李鸿章出谋划策。在其长期仕宦生涯中，李鸿章是主和论的鼓吹者，也是洋务派的首领之一；他赞同外交代表制，支持培养中国人学习外文和科学，有好几次他公开表示主张改革科举制度，使之包容西学，以便吸引那些聪慧才智之士学习这些学科。由于冯桂芬和李鸿章订交较早，冯桂芬对李鸿章的影响可能也最大，而郭嵩焘和薛福成则无疑丰富了李鸿章的思想，支持了他的见解，同时，郭、薛二人也是李鸿章西学知识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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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以其幕府和其职权为工具培养人学习西方技术。他不允许部将坐吃老本，而是鼓励他们虚心学习西方先进事物。他批评程学启和郭松林“坚僻自是，不肯求教”，而赞扬刘铭传希求上进，希望淮军驻上海期间（1862—1864）刘铭传能“资取洋人长技”[34]。这种政策给李鸿章带来了好处，也给中国带来了好处，因为他的几位部将最终官至高位并积极投身于兴办洋务企业之中。在李鸿章的扶掖下，早年曾从事走私勾当的刘铭传从一个安徽地方团练首领起家，最后成了淮军名将，之后，作为首任台湾巡抚（1885—1891），他又圆满地整顿了该岛的军事防务、用人行政及税收机构，还建立了学校，铺筑了街道，架设了电线，引进了西式邮政制度，延长了原设电报线路，铺设了台湾和福州间的海底电缆，修筑了中国最早的铁路线之一（长62英里）。[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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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李鸿章的其他部将。张树声，他曾经是合肥一个团练首领，李鸿章淮军宿将之一，官至总督。刘秉璋，安徽人，1860年中进士、选翰林，淮军初期曾在李鸿章手下任职，也官至总督。[36]丁寿昌，合肥人，李鸿章老友，捻军覆亡后一个时期内为铭军部将，1870年代成为天津兵备道。1877年底，有一个委员会按照李鸿章的指示为开平矿务局的建立制订章程，丁寿昌还是这个委员会的成员。[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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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工商企业的建立和经营，李鸿章主要依靠上海、广东的商人或买办。轮船招商局的首任总办朱其昂就出身于上海一个拥有沙船、从事漕运业的商人家庭。[38]1873年，继他任轮船招商局总办的唐廷枢（唐景星）及唐的副手徐润，以前都是买办，他们是广东人，在上海做买办。中国第一个国有棉纺织厂的创建者、后又与电报局有关系的郑观应，以前也是个买办，而且也是广东人。通过这些人，李鸿章得以保证他的企业得到上海和广东商人和买办们的财政支持。[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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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宣怀的经历可以生动地说明新旧中国之间的鸿沟是怎样在李鸿章努力下沟通的。盛宣怀是以科举正途开始其人生历程的。但是他除捞了个秀才（1866）外，没有取得过更高的科名，这是他终生引为憾事的。靠着一个做李鸿章幕友的朋友的推荐，他在1870年应邀加入了李鸿章淮军。李鸿章移任天津时，盛宣怀跟着淮军，继续做李鸿章的幕友，负责粮饷供应。1871年，他脱离军职，受李鸿章委派去遭受洪涝、饥荒灾害的直隶赈灾。直到这时，他还一直是沿着中国传统的路子走着。1872年李鸿章建立轮船招商局，盛宣怀协助制订章程，从这时开始他成了李鸿章的主要经济顾问，他的这一角色一直持续到1895年李鸿章失势。在这期间，盛宣怀成为轮船招商局的督办，同时又是中国电报局的总办。他还参与了一些煤铁矿和纺织厂的筹建经营工作。他是被李鸿章委以这些差事的，因而他要直接向李鸿章负责这些企业的经营，保证它们的成功。然而，他负责经管这些企业并没有妨碍他担任与此无关的海关道职务，先是东海关监督（在烟台），后是津海关道（1892—1895）。因而，盛宣怀是既当幕友又当官僚，能够脚踏新旧中国两只船。[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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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幕府中被委以洋务者，“归国学生”人数最多。在当政期间，李鸿章主持派遣了学生赴欧美学习海陆军、开矿、通讯等等。这些学生学成回国后，许多人入了李鸿章的幕府。李鸿章是为数不多的认识到赴美幼童们在美国所受教育的价值的官员之一。他是幼童留美的发起人之一，当1881年这些幼童们被勒令回国后，他把许多人安置在了自己手下。他们中的很大一部分人被送到他在天津新建的水师学堂和鱼雷学堂，其他有些人则进了电报学堂，有些人被送到天津以北的开平煤矿，还有些人则进了李鸿章在天津建立的医院中。这些人中有许多人最后又进了外交界。[41]留美幼童们还太年幼，因而在李鸿章当政期间他们在李鸿章幕府中还不能充当重要角色，然而，有三个年龄较大的归国学生，在1880年代中期开始成为李鸿章的得力助手，他们是马建忠、罗丰禄和伍廷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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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建忠（1844—1900）出身于江苏一个缙绅家庭，早在太平天国时期在上海他就引起了李鸿章的注意。他在那个条约口岸的经历使得他成为“西化”论的鼓吹者，1870年代他被李鸿章派往法国学习，以便更多更好地了解西方。他曾一度在驻巴黎的中国公使馆任参赞，1870年代末回国。[42]回国不久，李鸿章就在一封信中提到，马建忠正在“讲习交涉律例”，正在搞翻译，也正在被培养做外交工作。[43]1881年，李鸿章派他以非官方使节赴印度商讨解决鸦片问题；同年，他拟定了准备用作美国和朝鲜谈判蓝本的条约草案；1882年，谈判缔结朝美、朝英和朝德条约时，他还充当了李鸿章的代表[44]；同年，他作为李鸿章的特使再次返回朝鲜，参与镇压大院君叛乱。1884年，李鸿章将其转入商界，任命他为轮船招商局会办，他任此职一直到1891年。1895年，他陪李鸿章赴马关谈判，次年又陪李鸿章环游世界。[45]在其有生之年，他将其古典文化知识与近代语言素养相结合，写成了中国第一部权威的现代语法著作——《马氏文通》，于1898年出版。[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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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丰禄是跟随李鸿章数年的海军事务秘书（Naval Secretary）和亲信，福建人。1871年，罗丰禄以名列前茅的成绩从福州船政学堂航海学校第一期毕业，之后成为郭嵩焘驻英公使馆的随员。[47]他加入李鸿章幕府的确切时间尚不清楚，但在1881年10月，李鸿章评价他说：“罗丰禄学有根柢，当差甚勤。”[48]罗丰禄是李鸿章的机要秘书、海军事务秘书、翻译和内勤总管，一直到1897年，通过李鸿章施加影响，他成为中国驻英公使（1897—1901）。他不仅熟知欧洲的风习礼仪，而且精通英语口语和书面语。[49]1896年李鸿章访问欧洲时那机智的谈吐和得体的措词受到公众的赞扬，这多半要归功于罗丰禄，是他把李鸿章在各次欢迎会招待会上的致词译成英语的。罗丰禄把李鸿章在维多利亚女王留言簿上写的一首中国古典诗用莎士比亚风格译成了英文，获得了英国女王的欢心。[50]然而，尽管他受过西方教育，但他却拒绝采用西医治疗嘴唇上的恶性肿瘤，从而加速了他的死亡。他并不惧怕死亡，竟异想天开地解释说，也许因为他不是基督徒，所以，既不知道天堂的快乐，也不晓得地狱的惩罚。[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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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的第三个起重要作用的归国学生幕友是伍廷芳，他在1890—1903年和1908—1909年两度出任中国驻美公使。我们可以很贴切地称他为“英国陶冶出的中国人”（made in England）。[52]他生于广州，与公行时代著名的行商“浩官”同出一家，15岁开始学习英文，此前他已经在新加坡度过了很长一段时间。[53]1873年，他家把他送往英国学习法律，成为第一个被允许进入英国法律界的中国人。郭嵩焘曾试图劝说他留在英国做中国公使馆的参赞，但是他拒绝了，于1877年回到中国，在香港开办律师事务所，并有声望于时，但他却在1882年接受了李鸿章的邀请，来到天津，加入了李鸿章的幕府，做了李鸿章的法律顾问和外事代表。[54]李鸿章之邀伍廷芳入幕，除了希望幕府中有一个像伍廷芳这种能力的人这一明显的原因外，他还说，他不想让伍廷芳在香港为英国人所牢笼。[55]在李幕期间，伍廷芳又对铁路发展发生了兴趣，1886年促成了开平铁路公司的成立并成为其总办。[56]伍廷芳还随马建忠、罗丰禄一道陪同李鸿章去马关谈判。这三个关系密切的谋士中，只有伍廷芳一人积极参与了中华民国早期的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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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所有的幕友中，跟随他时间最长的当推周馥（1837—1921）。周馥，安徽人，1861年开始供职于李幕，当时李鸿章本人还是曾国藩的幕友。周馥没有取得过任何科举功名，但是他受过大约十年的正规学校教育，而且1859年以前还偶尔教过书。从1861年到1901年间，除几次短期离开过李幕外，如丁忧（1878—1881）、赋闲（1895—1898）或被派以李鸿章辖区之外的职位（1899年，四川布政使），他一直在李鸿章手下供职。1867—1870年李鸿章平叛期间，他留在南京，先后在曾国藩和马新贻手下任职，这二人均为李鸿章密友。他在李幕中做的是传统式的工作。太平天国失败后，他参与了重建工作。他还参与了直隶的防洪治河工作。在直隶，1881—1888年间他当过津海关道，1888—1895年间他做过直隶按察使。尽管这些职务均为清政府机构的独立官职，按照清朝初期的标准衡量，他已经不能再被看作是李鸿章幕府的成员，但是，在建立电报局、天津水师学堂、天津武备学堂及其他工作中，他都给了李鸿章以宝贵的帮助。他不时地在直隶军界兼任职务，还充任李鸿章的主要外交顾问；1894年中日战争爆发后，他率领营务处开赴前线，并与袁世凯一道负责转运军需。李鸿章的大部分幕友终其一生从没有取得过任何具有全国影响的重要职位，周馥的经历就是例证，他们是李鸿章幕府中的苦力，他们对他忠心耿耿，工作勤勤恳恳，但是他们得到的最大奖赏也不过是中等官位。他们是职业幕友，被派到哪里就在哪里工作，而且，一般说来，他们满足于自己的境遇。只是在李鸿章死后，他们没有了幕主，其中的一些人如周馥和郑孝胥，才名闻全国。周馥于1901年成为四川总督（原文如此——译者），当他于1907年由于年迈（70岁）被迫退休时，他正在两广总督任上。[57]郑孝胥，福建人，事李直至其终，对清朝末代皇帝保持忠诚，当溥仪1932年从天津逃至东北成为伪满洲国的傀儡皇帝时，他跟随溥仪一起出逃，是溥仪的伪满洲国国务总理。[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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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并不反对给处于困境中的老朋友谋个挂名职务，并且还经常特意为他们寻找差事，这些差事不必他们操心费力，却使他们得以餬口为生。然而，在他自己的幕府里，每一个幕友似乎都是为一定目的而聘用的。李鸿章坚定地相信教育的价值，他所支持、帮助过的文人又反过来支持他的所做所为。在他幕府中供职的文人值得一提的是吴汝纶（1840—1903），这也是为他作传的人。吴汝纶是安徽人，1865年的进士。从1865年到1871年他在曾国藩幕府中供职，从1879年到1889年在直隶署理天津知府，后任知州，他是通过李鸿章的推荐得到这两个职位的。1889年，他要引退，李鸿章予以劝阻，让他主持保定的莲池书院，他遂主持该书院一直到1899年。虽然吴汝纶是以正途出身开始其学者生涯的，但是由于曾、李的影响，他对洋务（Westernization，西化）也产生了兴趣，并于晚年在直隶致力于近代教育。他搜集了一批杰出的学者，研读西方著作的中译本，并在保定建立了一所语言学校，延聘日本和英国教师任教。据估计，吴汝纶在直隶培养了约1200名学生，其中有些人无疑进了李鸿章的幕府。[59]吴汝纶在李鸿章手下能够继续研究学问、授徒施教，但是他也在帮助李鸿章为保全中国而培养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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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为拯救中国这一直接任务而培养他的幕友。在这一过程中，他既延揽正途出身的人，也招致受欧风美雨熏陶过的人。然而，这些人在自强方面共同的兴趣使得他们的思想能够融合在一起，因而也就使李鸿章的幕府成为变革的核心——这种变革不仅根本上影响了幕府制度本身的性质，而且也影响到了清末民初历史的进程。这种逐渐融合和变化的过程可以从两条截然分离的历史事件链（chain of events）和人际关系链（chain of personal rela-tions）中看出来，一方是“外来势力”（“foreign force”，指受过外国教育的一派人。——译者），另一方是“传统势力”（“traditional force”，指传统的正途出身的一派人。——译者），这两股势力最终在李鸿章的幕府中汇合，并在李鸿章死后继续团结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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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来势力”的根柢可追溯到1841年的澳门，当时13岁的容闳通过一个传教士医生的帮助，被录取为马礼逊学堂一年级学生（见上，第三章）。这一年级的另外五个学生中，一个就是Tong Chik，即后来广为人知的唐景星（唐廷枢）。[60]此二幼童均来自澳门附近地区，代表了广东人的一个阶层，这一阶层倾向于学习英语及西学而不是儒家典籍及官僚政治作为进身之阶。在澳门和香港（1842年学校迁至此地）学习六年之后，容闳赴美深造，唐景星则留在中国，先后在香港殖民政府中充当译员、在上海海关任译员和总翻译，1863年成为上海英国公司怡和洋行（Jardine Matheson and Company）的买办。[61]容闳于1854年回国，最初几个月在籍温习母语。1863年，他受曾国藩委派赴美国为制造局采买机器。1865年春机器运抵上海时，时任江苏巡抚的李鸿章和苏松太道丁日昌已经在上海建起了一座小型制造局。容闳采买的美国机器和李鸿章的制造局合在一起，遂为江南制造局之肇始，同时也是容闳和丁日昌订交之开端。[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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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容闳不同，同是广东人的丁日昌（1823—1882）是以正途出身开始其宦海生涯的。然而，由于他与曾、李均有交往，而且他对西方有兴趣、很欣赏，他便在一系列事件中充当了曾、李与“外来势力”之间的重要媒介。丁日昌约20岁中秀才，大概在1862年加入曾国藩的幕府，不久曾国藩派他赴广东办理厘金——大约与此同时，李鸿章之兄李瀚章也被派到那儿。在广东，丁日昌还受托监制军火。1863年，他应李鸿章之请回到江苏，加入李幕，开始从事军火制造。1864年下半年，由于李鸿章推荐，他被任为苏松太道。[63]除了为江南制造局操劳奔波以外，他还于1865年在上海建立了龙门书院。[64]何爵士（Sir Edmund Hornby）在其《自传》一书中描述了他于1865年在丁日昌主持一次考试时参观这个书院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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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是一次能使考生获得很高声名的考试，而仅仅是地方性的考试，但是其中仍有值得注意的特色，为此（丁）道台应该受到高度赞扬。考试科目中有外国历史，有地理。几幅彩色教学地图——就像在英国国立学校中可以见到的那些地图一样——挂在墙上，上面用中国字标出主要国家、城镇、河流、山脉，地图的一端是一幅卷轴，上面写着那些文明国家的君主的名字。我希望这种新奇的做法会有良好的结果，但是，虽然道台很乐观自信，他又承认这是对考试科目的革新，既未获得学生们的好感，亦未得到上级地方当局的赞同。[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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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867年在曾、李推荐下丁日昌升任江苏巡抚时，他与容闳已经是老朋友了。正是根据容闳的建议，一所翻译西方科学著作的翻译馆在江南制造局内建立了起来，他还详细地和丁日昌讨论了派遣中国幼童赴美国接受西方教育的想法。[66]由于丁日昌的斡旋，容闳的这一计划引起了曾、李的关注。在他们的赞助下，1871年这一计划被皇帝批准，第一批学生于1872年夏扬帆赴美（见上，第三章）。[67]在这批学生中有唐景星的儿子唐国安和侄子唐绍仪，他们之被选中，是由于唐景星与容闳是老朋友的缘故。[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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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批学生留美之时，唐景星辞去了他在怡和洋行的职务，加入了李鸿章的幕府，当了轮船招商局的总办，从1873年到1884年，担任这一职务共11年。认识唐景星的西方人都很钦佩他的管理能力和他的忠诚正直，赞赏他的“进步”思想，并希望看到中国采纳西方文明。而另一方面，当1877年李鸿章考虑派他为驻美公使时，却说他的中学根底不深。[69]谈到他和李鸿章的关系，唐景星说：“总督是前面拉车的人，而我则是后面推车的人。”[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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