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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不是独裁者，而仅仅是一个总督，他的思想与政策具有令人厌恶的亲外色彩，因此，他不但不得不与那些也有自强思想的高官显吏如左宗棠、张之洞、翁同龢等相竞争，而且还要忍受在人数上占优势的保守派无休止的批评。他对敌手们一方面是竭尽嘲讽之能事，另一方面又为他们的势力强大而由衷叹服，因此，尽管他把御史及其他保守派比作“盲眼‘书蠹’，欲以一不变之古方疗百疾”[108]，将其喧嚷形容为“犬吠”[109]，但是他还是密切关注着他们的一举一动。1877年保守派抨击郭嵩焘、反对出版其日记的喧嚣和中法战争中对李鸿章个人的恶意辱骂，使他强烈感到保守派势力是相当强大的，单靠他们的人数和众口一词的力量就是以使权位稍低的人物身败名裂。在1879年崇厚签订《里瓦几里条约》及其因此被革职拿问所引起的一片喧腾中，李鸿章与外国人一起合力保全崇厚的性命，据记载，李鸿章曾说，有四十道奏折请杀崇厚之头，在这样巨大的压力之下，不能想像有什么人能侥幸活命。他又说，五道奏折即足以把某人革职，十五道或二十道奏折则能置其于死地。[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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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与西方的关系，李鸿章的基本政策由三点组成：（1）以他从同外国人打交道过程中和从以前西方列强对中国发动的战争中得到的教训为基础重整国防；（2）严守与外国人订立的条约，使其无可指责抱怨；（3）与外国人发生矛盾时，不论孰对孰错，亦不论原因为何，须照其所请迅速办理。李鸿章从内心来讲并不是个和事佬，也不是个和平主义者，他是在拖延时间，以便在中国建立起抵御列强的力量。不管主战派如何喧嚣，他个人的亲身经历和他具有的关于西方的知识都告诉他：中国无力抵御外来进攻。[111]因而，为了购买外国武器，也为了争取时间，他不得不埋头顶着保守派的阻挠反对，顶着这个国家所奉行的政治信条和社会道德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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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政治装模作样的文雅门面后面，隐藏着一个半遮半露的地下世界，这个世界充满了激烈的派系斗争，个人小集团、朝秦暮楚式的忠诚和凶狠残酷的暗斗。尽管法律禁止这些，在密折中对别人造谣诽谤却已成惯例[112]，政治原则和道德原则往往合二而一，或是被自私的、妒嫉的愿望所代替。机会主义者，还有那些牢骚满腹或谨慎戒备的追官逐权之徒，常常用冠冕堂皇的理由为借口，或使其敌手陷入窘境，或使其身败名裂。表面上看来交谊甚深的人，有时内心却隐藏着深仇大恨，表面上的亲密关系不过是幌子而已。[113]中国社会中人们追逐财富、地位和权力的强烈愿望使得任何一个仕途得意的官吏——不管他内心是如何关心国家利益——必然成为那些不如他的人们的攻击目标，地位越高，就越易受到攻击。李鸿章恐怕是中国最有权势的封疆大吏，因而他自然就成了团结在较有权势的保守派首领们周围的那些机会主义者和一心向上爬的人们的主要攻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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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头攻击李鸿章的有两派，一派是排外势力，其核心是清流党，另一派是主战派。清流党尽管人数不多，但是他们是大多数官吏的非官方发言人，这些官吏盲目、愚昧、反对一切外来事物，他们不仅自命为“纯”儒家文化的捍卫者，而且还是现实社会的既得利益者，因而顽固反对任何可能威胁其舒适地位的变革，那些敢于试图变革中国的人被他们指为“名教罪人”，他们论证说，他们只听说过用夏变夷，却从未听说过用夷变夏。为了证明改革是异端，他们精心引证儒家经典语录。作为主要的改革倡导者和西方技术的引进人，李鸿章被列为中国文化的叛逆，被比作中国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主和人物秦桧。[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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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战派与清流党是紧密相联的，尽管其中有些人也是洋务派。比如，张之洞曾是清流党成员，但他又是洋务派，也是主战派，之所以有这种隐藏在表面看来极不谐调的现象背后的共同特性，是因为张之洞所关心的是保存中国的文化。顽固派支持那些想把外国人赶出中国的人，即使他们不得不依靠西方武器往外赶外国人。[115]主战派的首领是左宗棠，直到他1885年去世。左宗棠相信先打后谈的信条。虽然他和李鸿章曾同在曾国藩幕府中供职，又同为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的军事统帅，但是二人却交恶甚深。毫无疑问，左宗棠是李鸿章最大的对手，二人在每一件事情上都有冲突，小到拜发奏折的时间，大到国防政策，无一不大动干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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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之所以能够在长达33年的时间里经受住他的敌人们对他的攻击，要归功于慈禧太后的支持，要归功于他玩弄中国政治游戏的能力，归功于他的权力网。然而，1894年日本人决定对中国采取行动时，主战派迫使他不得不违背自己的意志起而应战。[116]李鸿章仅仅是一个人，他的权力奠基于脆弱无力的地方官职、非国家正式机构的幕府和波动不定的个人关系网之上，他认识到试图改变在中国社会中占据统治地位的儒家道德观念是徒劳的，他是在依靠自己的努力来加强中国抵御外来侵略所需要的力量。他了解中国，了解中国的弱点，1894年他也知道中国还无力击败哪怕是一个已经全心全意走上西化道路的东方小国。然而，主战派控制了皇帝，当时唯一可依恃的李鸿章的海陆军被派赴朝鲜——不过是送去让日本人给毁掉罢了。逝者如斯，李鸿章和他的权力网最后落了个一败涂地的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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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宓吉：《阿礼国传》，Ⅱ，第386页；罗林森前引书，第2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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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徐中约前引书，第203—204页。（《李集·函稿》，卷16，页30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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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李集·函稿》，卷14，页2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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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同上，卷19，页1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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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同上，卷12，页1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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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李集·函稿》，卷15，页2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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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同上，卷14，页2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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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同上，卷12，页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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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同上，卷13，页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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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同上，卷13，页1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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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李集·函稿》，卷12，页3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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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张德昌：《李鸿章之维新运动》，载《清华周刊》，ⅩⅩⅩⅤ，第2期，第110—1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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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宓吉：《阿礼国传》，Ⅱ，第391—3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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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季南：《英国对华外交》，第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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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庆丕：《大中国海关》，第51—52页。李鸿章这段话，是1880年戈登于天津拜访过李鸿章之后在烟台告诉庆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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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吴卫平：《淮军的崛起》，载《中国论文集》，第14集，第32—33页；司百读：《李鸿章与淮军》，第50—51页；《李遗·遗集》，卷4，页3a；黄云：《续修庐州府志》，卷96，页1a—2a。李鸿章最初的五营淮军是以其各自首领的名字命名的。“树字营”由张树声和其弟张树珊统率，张氏兄弟为合肥人，自1853年，就率领团练与太平军作战。“鼎字营”由潘鼎新统率，他是庐江人，地属庐州府，1849年的举人。其父原为团练首领，阵亡，潘鼎新发誓报仇，遂于1857年投军。吴长庆，亦庐江人，统率“庆字营”。吴长庆之父于1854年创办了一支团练，因功赏一世袭衔，吴长庆袭之。1855年，受皖抚福济之命统率安徽舒城和庐州所有团练，“盛字营”先由周盛波统率，后由其弟周盛传统率。周氏兄弟是合肥人，1853年即已创办了一支团练。五营首领中年龄最小、后来名声也最大的是刘铭传，他统率的是“铭字营”，也是合肥人，刘铭传曾是盐枭首领，据说18岁时就曾害过至少一条人命。太平军进军庐州时，他组建了一支强大的团练，可能是由他原来带领的盐枭组成的。据说他曾在李鸿章之父李文安的直接指挥下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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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司百读前引书，第69页；韦息予前引书，第18页；黑尔前引书，第242页；威尔逊前引书，第229—230页。曾国藩委派安徽人、1861年投诚的原太平军部将程学启带1000人，湖南人郭松林带湘军“松字军”4000人，帮助训练和组织李鸿章所募之勇，将其陶铸为著名的淮军，总数共约80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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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吴卫平前引书，第37—38页。在镇压太平天国过程中，淮军经由下述途径得到扩大：从两淮地区续行募勇，选募上海地区被遣散的驻防军，从江苏淮扬地区募勇，收编降兵，并收编了被遣散的常胜军的一支炮队。到1863年6月，淮军已增至4万人，到1864年11月达其顶峰，共约6万人或7万人。除陆营外，还有李朝斌和黄翼升的水营，也是淮军总数中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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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司百读前引书，第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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