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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易劳逸前引书，第65—66页；热尔韦前引书，第4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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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徐中约前引书，第1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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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徐中约前引书，第1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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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路德威格前引书，第3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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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蒋廷黻前引书，第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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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徐中约前引书，第1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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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汉密尔顿：《郭嵩焘》，载《中国论文集》，第15集，第8页；徐中约前引书，第202—2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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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钱实甫：《清季新设职官年表》，第16—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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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徐中约前引书，第191—1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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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徐中约前引书，第193, 1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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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徐中约前引书，第2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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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宓吉：《阿礼国传》，Ⅱ，第329页；萨金特前引书，第1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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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季南前引书，第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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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宓吉：《阿礼国传》，Ⅱ，第382—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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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盖伊·布雷：《中国法规指南》，载《汉学杂录》第55期，第638—6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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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萧公权：《翁同龢与戊戌维新》，《清华学报》，1937年4月第2期，第1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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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徐中约前引书，第201—202页；易劳逸前引书，第177页。秦桧（1090—1155），由于为金朝工作、策划了将中国北部割给金朝的和议而受到中国人的唾骂。见翟理思：《古今姓氏族谱》，Ⅰ，第1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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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蒋廷黻前引文，第49页；辜鸿铭前引书，上，页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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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李剑农前引书，第140—141页；萨金特前引书，第114—1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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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客人·同事：晚清的幕府制度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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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的强大与虚弱、它在西方冲击下表现出的无能为力乃至其价值体系的自相矛盾，都可以从曾国藩、李鸿章的经历以及他们对幕府制度的使用中看出来。他们两人都是依靠这一非官方的机构去贯彻他们的政策和主张的，但是幕府制度是中国社会的产物，这就势所必然地导致了它自身的那些不谐调；幕府也反映幕主个人的品性，这样，它就容易受个人能力大小、品质优劣的影响。作为老师和幕主，曾国藩曾试图引导他的学生兼幕友李鸿章遵行孔孟正道，但是，人的素质的不同和危急存亡的现实形势却使李鸿章不能严守师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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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李鸿章继承了曾国藩的衣钵，担负起了维护中国文化的重担，他还是偏离了曾国藩为他指引的道路。这种偏离的原因在于：没有了曾国藩的亲自指导、新的与以前不同的现实形势、与外国人日益密切的联系以及个人品性的不同。曾国藩缩手让权，李鸿章则伸手揽权；曾国藩是要维护儒家文化，李鸿章则是要保全中国；曾国藩意在维持中央政府和地方各省的权力均衡，李鸿章的最终目的却是在中国实行集权以与西方建立新的平衡；曾国藩恢复了幕府制度中的军事因素以击败国内的敌人，李鸿章则使之近代化并扩大之以抵御外国侵略者；曾国藩培育学者，李鸿章却是聘用技术人员和专业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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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早年坚定地相信儒家文化是普遍真理，但是随着他与西方交往的日益增多和他使中国强大的努力的一再受挫，他逐渐成为一个主张在中国进行根本变革的倡导者。早在1863年，他就认识到中国需要变革，他说：“然则我中国深维穷极而通之故，夫亦可以皇然变计矣。”[1]1872年他在一道奏折中说：“士大夫囿于章句之学，而昧于数千年来一大变局”[2]，次年他在致钱鼎铭（调甫）函中又说：“前人智短力绌，后人仍乐于沿伪袭谬，不思今昔形势之殊，不其傎乎？”[3]李鸿章试图把中国从过去的疲惫困顿中解救出来，但是他也知道没有希望。据说1895年3月在马关和伊藤博文谈话时，李鸿章曾说：“我国之事，囿于习俗，……自惭心有余力不足而已。……（汝亦）深知我国必宜改变方能自立。”[4]变革的愿望源出于中国抵抗西方侵略的需要，他觉得只要采用了西方的武器装备就能做到这一点。但是，一方面是由于保守势力使他连受挫折，另一方面是由于他与一些人的交往（如郭嵩焘，他认为中国必须要有一个根本的变化才能够与西方抗衡），使他看清了自强的更深一层的含义。1878年，他在给郭嵩焘的一封信中说：“来示万事皆无其本，即倾国考求西法，亦无裨益，洵破的之论。”[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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